思想钝刀/散文家文丛

　　说散文，是老话重提，也是重事重提。有些话，避不开，躲不掉，说千道万，也必须说。

　　仓颉初造字，惊天地，泣鬼神。文字，那时候是用来通神的，文章自然也是。甲骨文不是文章，早的散文集，应该是《尚书》，都是上古的文字，正大庄严，有万物有灵的意义。之后，青铜器出现，文字，也带有青铜般神圣的意味。先秦人作文，刀砍斧劈，铿锵有力，凡事都要说一个理来，列举寓言，也是说理。理直气壮，哪怕是歪理，也显得振振有词。那时凡文字成篇，皆是文章，由心而生，不玩词藻，不是“诗言志”，就是“思无邪”。《道德经》高蹈玄妙，神出鬼没，把世界的至理都讲透了；《论语》诚恳实在，雍容和顺，平易中可见性情；《庄子》恣意汪洋，风轻云淡，可贵是难得的自由；《孟子》灵活善譬，多辞好辩，有凛然之威慑力；《韩非子》辞锋峻峭，雄奇猛烈，有强词夺理之急切。

　　先秦文章，如文字附诸甲骨、青铜之上，电光火石，意在不朽。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的，是《左传》和《国语》。据说左丘明眼睛出问题了，孜孜于《左传》；双目失明了，仍不放弃《国语》。左氏有力杀贼，无力回天，笔下的每一个方块字，都是刀剑淬火。不仅仅是左丘明，那时候的知识人，晋之董狐、齐之太史兄弟等，都是以文字为金石，视文字为重器。他们落下文字，是以天地为鉴，想着石破天惊的千古之事。

　　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文章，以此风格慢慢延续。后来，凡刻在竹简上，写在纸上的，都视之灵魂的祭奠，是用来封印的。文章，更被视为跟生命同质，甚至比生命更加永恒。

　　那时候的文章，可贵的品质，在于真与朴，在于是非的坚守，以气节和热血激扬文字。字词落下，熠熠生辉，感天动地是作者的诚意。以真心作文章，文章不一定见真理；可是一定比假话作文要好，假话写出来的，一定不见真理。那个时代的文章，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先秦人写作，也遇到烦恼。烦恼是什么，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达不好把握，写着写着，偏离本来，或者言犹未尽，不敢多说。文章的游离和不确定，让人们更惧怕和敬畏，文字因此更生神性。人们不敢多说，也不敢多写；不敢乱说，也不敢乱写。

　　秦汉时期，文字如长城的砖石这样，沉重古朴。司马迁的《史记》，是其中的典范。《史记》就是无形的长城，黏合字词文章的，是无数的血和泪。若知司马迁对散文的态度，看看他那一篇千古雄文《报任安书》就知道了：

　　“……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司马迁视自己惨遭宫刑为奇耻大辱，悲恸欲绝，欲哭无泪。《史记》，寄托了司马迁的生命，也延长了他的生命。司马迁唯个人良知为天理，宁死而不肯妥协。以“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惯例，只有帝皇才能列为“本纪”，可是修史的司马迁不买账，因崇敬项羽的英雄气概，将项羽列入了《本纪》系列，文字中不吝溢美，相反，对胜利者沛公，常有贬损。司马迁如此做，冒生死之大不韪，将一切置之度外。汉武帝想必十分恼火，却也无法，不好干涉太多，因为那时候的史志，尚不是官史，个人评藻中，尚有自由。

　　与《报任安书》一样铁血侠气的，还有李陵的《答苏武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这些文章的好，在于真意畅达，以热血为文字书写。箭镝破空，真意畅达，行文自然旷远；万千沟壑，聚云成雨，落笔自成文章。那时的社会，尚没有文人这种狭隘的职业。只有士，上马杀贼，下马作文；仗剑夜行，又能变身为行侠仗义的豪杰。

　　顾随说中国历好的文章，都不是文人所写。好的文章，一定是情思哲思喷薄而出；也是“飞蛾投火”，不是烧没了，而是烧出生命的气息。好的文章之中，一定有一种大于文学的精气神作支撑，不是就事论事，或者单纯地叙述，而是以全部的生命能量，去拥抱作品，成就华美的篇章。

　　《离骚》伟大，是屈原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叹咏；《史记》伟大，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悲怆；后来杜诗的伟大，是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情怀。

　　汉朝出现汉赋这一种东西，华丽铺陈，可以视为文字的卖弄和游戏，也可以视作语言文字的技术拓展。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的文辞，各有各的华美。可是华美过了，华而不实，就成为问题了。曹氏父子，是一个另类：曹操不是文人，他的风流高旷之气，让一般人难以望其项背。曹操的好，在于有大性灵大胸襟大气魄大悲悯大境界，有强烈的个体自主意识。魏晋文章，曹操排第二，谁也不敢称。“三曹”当中，曹操排，曹丕排第二，曹植排第三。曹植才气，为什么作文第三？因为胸襟太小，文人气太盛。曹操的文章，曹丕的论文，兼有文采和性情，有大认知，都不是胸无韬略的文人可写就的。

　　魏晋南北朝时代，可视为“第二次百家争鸣”。外部文化传入，自我意识增强，产生了诸多有趣的灵魂。灵魂有趣，文章自然有趣。从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可以看出魏晋之时知识人生命意识的觉醒。文章开头，是雅集呼朋唤友的轻松，可是写着写着，文字变得伤痛，沉郁而浩渺的悲伤出现了。这种悲情，不是传统的家国情怀，而是对人之为人本质的凄凉。王羲之的心境，比《观沧海》时的曹操更为孤独，也更为柔软。它其实是把自己的心灵一层层地剥开，深入到脆弱的内核了。

　　魏晋开始，本土的儒家和道家受佛家影响，生命意识觉醒，思维打开，聪明转为智慧，智慧连接虚空，转成艺术哲学。地理学著作，有张华的《博物志》、郦道元的《水经注》；医药方面，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葛洪的《抱朴子》；文论方面，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谢赫《古画品录》等。至于好文章，就更多了，除了左思的《三都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外，还有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沈约的《宋书》、庾信的《枯树赋》等——这些文章，天朗地阔，荡气回肠，如秋雨后的蓝天白云。

　　一些志怪类文章也好，比如干宝的《搜神记》等，鲜活灵动，充满着生命的活力、想象力，体现自由意志，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延伸。

　　魏晋文章，真可以堪称高妙。这一个高妙，跟东西方文化的撞击有关，跟佛学的渗入有关。外来思想，激活中土，释放的能量有点超出人力范畴，随处都是鬼斧神工，随处都是余音三匝。

　　宗白华语：“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一句话，异常体贴到位，是今人对晋人的懂得。诸多魏晋名士的无情，有时候是深情，是对世界的深情，也是对人性的深情。

　　魏晋文章，还有音乐性——文字语言之间，有节奏变化的神韵，有内在的纹理，有数理的神妙。这些，都可以视为文字本身具有的神性，被发掘出来了。魏晋文章，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探索，它是以字词为手指，触摸神秘的领域。

　　魏晋南北朝之后是唐朝，唐朝有胡风，就文化上来说，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一路，有元气饱满、云开日出的浩荡，也有化繁为简的力量。唐初，诗歌是主流。唐诗，以废名的说法，是散文化的。唐诗，其实是韵文，不倾向于说理，而是情感的滥觞：一往情深，触景生情，情真意切，因情生韵，万物皆性，普天同情。到了中唐之后，韩愈实在看不过去了，这才站了出来，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提倡文章要言之有理，言之有物。韩愈的古文运动，是将高飞的纸鸢，用线拴在手指上。文章因而变得更安全，也更踏实了。

　　与韩愈的格局严整、层次分明的特点相比，另一个同时代大家柳宗元，走的是幽峭峻郁一路。他的文章，多是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结构精巧，语言轻灵，是唐宋文章中的另类。

　　“唐宋八大家”，是明初的总结和提倡，带有强烈的专制文化气息，对于旧时的“封神”。将天上飞翔的、地上奔跑的、悠闲旁观的文章，全都变成了正方步的标准。“唐宋八大家”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和曾巩。八人所作，当然是好文章，可也不能代表唐宋的全部，此提倡还是意在说理，意在策论，带有强烈的先秦风，此后基本被固定为中国文章的圭臬。可是此一时彼一时，明清之风哪是先秦之风——先秦是“百家争鸣”的自由和探索；明清呢，是高压之下的雷同和桎梏。如此作为，早已南辕北辙，不是一回事了。

　　明清，制度“明儒暗法”标准，文章，也是“明儒暗法”标准。这一点不似书画——一直以来，书画相对超脱，评价标准，不是儒法，依旧是佛老。

　　八大家中，带有佛老气质的，是苏东坡。苏东坡，堪称儒释道俗四位一体。他的《赤壁赋》，如拈花微笑、羚羊挂角。文章好就好在天地彻悟，有清风明月境界，以有限连接无限：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魏晋之后，中国文章大都端正肃穆，笔法精炼，大多时候，难得真谛，难得幽默，难入众妙之门。《赤壁赋》悟出了天地之道，也悟彻了人生之道，寥寥数百字，是大文章。《赤壁赋》的好，还给文章一个情感和哲思结合的示范，如洞开了一个大窗口，让人目睹了的可能。文章本身，有通透的彻亮，由于承载了大内容，文字也被激活，有了弦外之音；如玉石包浆，有了光泽，成为美玉。

　　宋文化，跟唐不一样，风格上清正风流、沉静安稳，接的是南朝的风格，相对雅致明理。唐宋文章，是拼命增加厚度，可是文章光有厚度不行，还得有高度和宽度，有灵性，有通孔。文章，当然可以格物致知，可是若隐去了头顶上的月明星稀，也摒除身边的滔滔江水，缺少生命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注入，肯定会变得呆滞沉闷，如死面团一样无法拿捏。

　　文学和艺术低劣的时代，很难说是好时代。元朝是这样，明朝前期也是这样。明代中期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有觉醒的愿望，有自由的意识，春意萌动之下，文学如春花沐雨，尽情开放。这一段历史，有文艺复兴般的意义，资本主义也好，人文精神也好，初具萌芽。相对自由的状态下，知识人个性十足，唐寅、李贽、董其昌、徐文长、金圣叹、李渔等，都是“奇谲”之才。人有了自我意识，性灵回归，自然活过来了，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文章有了性灵，也活过来了，融乐趣、情趣、风趣、志趣为一体，也是如花朵一样自在绽放。

　　文章跟人一样，需内外兼修。外在，是语言；内在，是情怀、学问、趣味和思想。晚明众多文人，寄情于山水和风物，文字中注入了生命意识，活力无限，生机勃发。晚明文章的好，主要得益于人的解放——人性得到释放，有自由的心灵，文章自然而然就好了。好的文章，永远有着人体温度，甚至至情至性，是天地自然熏陶的结果，也是性灵悠游的一团雾气。

　　清军南下，国破家亡，大好的文艺局面也被毁。明末清初，傅山、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冒襄、张岱等人，既有国破山河在的孤愤，也有杜鹃啼血的伤痛。他们后来写出来的文章，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是千年的哀愁，也是千年的惆怅。

　　清代统治，钳制刚硬，“文字狱”的背景下，文章分为两派：一派为文选派，一派为桐城派。文选派以《昭明文选》为圭臬，讲究文采；桐城派呢，以承接传统为己任，讲究义理和文气，可是“义理”也好，“文气”也好，桎梏过多，拓展跟不上，气韵也接不上。义理追求，若难破禁区，下行为循规蹈矩；文气倡导，若没有自由，扭曲为装腔作势。桐城派名气和口气都很大，可是没有现代人文精神，文章生涩难懂，故作姿态，或者官腔陈调，或者陈词滥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连几篇像样的文章都找不到。

　　民国文章，重点在破，不在建。民国这个时代，承前接后，知识人有大使命，文章也好，文学也好，都是如此。以文章来破道统僵死的“神”，也破社会僵死的局，责任重大。

　　民国文章，是中西融会，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短短的民国，为什么出现了很多大师？是“旧学邃密”和“新学充沛”交融的结果——民国之初，全方位开放，东西方文化交流，几乎无障碍。优秀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做的又是不破不立的事，大气象自然形成，大格局自然养成，大师也纷然呈现。严复、胡适、林语堂等等，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激活的，是时势造大师，也是大师造时势。

　　陈独秀、胡适、鲁迅一干人，以文字揭竿而起，引导民众探索前方道路。路在何方，很多人不知道，若论清醒者，胡适算一个。民国腔调的好，在于自由度，敢讲敢说，切中时弊，妄自菲薄。民国之初，各方面是很宽松的，言论相对自由，没有文字狱，没有精神桎梏，人们的创造力得到了激发，相比之前二百多年的严酷统治，程度上激活了社会的创造精神和自由精神。

　　民国文章，精彩处，是真挚、高贵、尊严和趣味。突出的，莫过于真挚。真挚，基本的，是讲真话。文章，可贵的，还是“真”吧，一“真”遮百丑，一“假”毁百优。以真为基础，讲真话，说人话，是做人做文重要的东西。真话，不一定是真理，可是假话一定不是真理。真话，有美的光泽。假话，没有美的光泽，只有铜锈的青绿，泛着难看的死色。

　　文章之背后，实是人心，是思想的突破，以及意志的艰难前行。人心软弱，难成黄钟大吕。

　　真挚、高贵、尊严和趣味，这四个词后来为什么屡屡让人缅怀，是因为中国历史上，能体现这四点的时代，是少而又少。

　　民国历史太短，万象伊始，尚未深入，就已结束。民国文章也是这样，若论深厚，暂且不足；若论广博，也嫌不够。民国以文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无论在现代汉语的确立，还是时代精神的探索，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文学单骑突进，文化没有系统改造，国民性整体没有跟进。到了后，不免雷声大雨点小，声嘶力竭中，性命孱弱，终还是坍塌下来。

　　民国，破了文化的“神”，也破了文章的“神”。文章破“神”之后怎么办？有的堕落下行，沦为工具；有的依旧坚守，寻找新的神灵。民国白话文，尚未从古典文字中走出来，思想尚未成熟，精神尚未深入。不过那一段时间的文章认识格外纯真，表达极有诚意，好似当时女大学生所穿的白衣蓝裙，清纯是清纯，积极归积极，却有些呆板，难得有老道圆熟的认知和智慧。

　　试着总结一下：先秦文章，有思想，有力量，有风骨；魏晋文章，有真谛，有才华，有趣味，有风云气象。唐宋文章，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之后，文章写着写着，格局越来越小，横里也变小，竖里也变小；横的是文采，竖的是思想……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章，强在形式，强在音韵，强在风华……弱在思想，弱在哲思，弱在幽默……文字与思想，一直是血肉和筋骨的关系，概念上是可以分割的，事实上却是无法分割的。好的文章，一定内在带动外在，以性灵和思想带动语言文字，绽放出迷人的自由光华，蕴藏着对众生的安抚和拯救，并以与社会的连接，点亮精神的闪光点。

　　文字，若能够找到与天地、自然、社会与人心的连接，不断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好文字；若以文字的功效，不断地探索世界的本质，也是足够光彩的好文字。

　　以我的认知，散文，或是思想的光华；或是文字的魅力；或是意志的前行；或是情趣的表达；或是禅意的隐约……好的散文，一定是生气勃勃的：它是清风明月；是葳蕤生长的植物；是田野氤氲的岚烟；是柔情摇曳的花朵；是夏夜小河边的萤火闪烁；更是头顶上璀璨无比的星辰河汉……文章，还是清妙的福音，如“奇异恩典”般的歌唱，有自上而下的恩泽和光亮。以我的观点，《圣经》也好，佛经也好，都是美的文章。那种文字中蕴藏的般若性，那种腔调中的善意，那种虔诚的态度，那种圆融芳香的气息，那种清静恍惚的圣洁，都是叙述和表达的绝美体现。如此文字，字里行间，静谧空灵，仙乐飘飘，有内在的韵味，有永恒的诗意。相反，那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装腔作势、无病生吟的东西，都不能称之为好文章。

　　强调一下，稳固常识——散文如花，花朵呈现的光泽中，一定要是真的，唯“真”才是生命。“真”是通灵的，是“善”与“美”的基础。没有“真”，不是“善”也不是“美”，只是如塑料花一样漂亮，也如塑料花一样虚假。

　　闲语不赘，言归正传。这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散文家”系列，旨在以丛书的形式，努力推出一些能够进行内外探索的好文章好作者。文章以美为表，以真为骨，以趣为气，以好读和耐读为基本要求。我们一直以这个标准看待文章，也是以这个标准来选择作者的。对于散文的定义，我们延续化繁为简的说法：诸多文体中，小说，占了一个山头，绿树成荫；诗歌与戏剧，又分别占了一个山头，枝繁叶茂；山头与山头之余，是大片郁郁葱葱的草地，它们叫作散文。散文很大，它是文字原始茁壮，也是人心辽阔自由的地带。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是文采，是外在的；质，是内里，是内在的。此语可以形容君子，也可以说文章——好文章，也是“文质彬彬”，其美如玉。顾随说：“中国文学、艺术、道德、哲学——境界是玉润珠圆。”这一个标准，是通感，也是天道，是客观存在。好的散文，浑然天成，如同美玉，那一抹无比迷人的润泽，是天地之灵光，也是迷人的人情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