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5

创新需要批判性思维
本期是《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SSIR)15周年纪念刊。自2003年春天创刊以来，从SSIR中产生了不少诸如“集合影响力”“打破非营利组织饥饿循环”等影响深远的社会创新方法论。主编埃里克在纪念刊卷首语中如是说：“回顾走过的15年，SSIR的定位始终如一：我们希望能为正在为社会进步做出重要努力的读者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知识。”
本期也是中文刊发行的第五期。乐平基金会将这本刊物引入中国的初衷是通过SSIR来推动中国社会创新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区的构建。从对以往四期的反馈来看，一些读者评价这本杂志很“烧脑”。
作为一本前沿性刊物，SSIR每期都会推出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又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方法论。比如这一期的专题文章《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正如果壳CEO姬十三在点评中指出的，公众科学（civic science)不是新概念，但在中文世界里尚没有足够认知。虽然今天公众关注的转基因食品、疫苗问题、化工厂污染问题等很多是科学问题，但讨论这些问题并参与到监管流程层面，需要公众理解科研、科学家的工作。而公众与科学家的对话在两个向度上都是缺失的。
这本杂志让读者觉得“烧脑”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贯穿所有文章的一种价值观，批判性思维。
近年来，从幼儿园到高校，各类教育机构都在热议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思维模式以及实践批判性思维所需要的跨学科知识广度的缺位。许多人将批判性思维简单理解为用咆哮体的文风批评他人，而不是对思考者自身的反思。
批判性思维对创新能力至关重要。首先，破旧立新需要有不畏权威、质疑求真的勇气，正所谓“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次，创新的过程需要通过分析、推论和评估来建立理性认知，并在发现错误时及时调整方向，用更合理、客观的观点取而代之，周而复始。
从本期的许多文章中都能看到这样一个思维模式贯穿始终。专题文章《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攻略》对创始人和接班人必须“彻底划清界限”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通过大量数据与具体案例提出了另一种可能。研究栏目中提出的“社会企业不等同社会变革”算得上是SSIR 创刊以来争议的一篇文章。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中国、印度，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正确性和正当性几乎已经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但如果细细阅读本文，就不难看出其发难的对象并不是社会企业本身，而是对当今美国的商界精英们打着“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的旗号，试图取代政府和传统慈善部门，接手社会改革的反思。本期“尺度”的文章是对美国北卡州的一家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机构的案例研究。许多国家对毒品问题一直秉持“零容忍”的态度，然而毒品使用却从未被禁绝过。这家机构将减害政策带到了阿片类药物成瘾者的重灾区，这种将吸毒视为公共卫生问题的以毒攻毒之道能走多远呢？
正因为有了这些对现有社会解决方案的合理质疑和反思，才能够在此基础上产生创新的观点。例如专题文章《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CSR) 的升级版，即企业不是为了回应来自市场的压力，而是通过主导市场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转型。为此，企业需要对其宗旨、商业模式和运营指标进行重塑。
从本期起，我们对重点推荐文章增加了“专家点评”栏目。这些专家来自社会创新的各个领域，我们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能够让好的思想落地生根。欢迎大家通过阅读、参与公众号留言等方式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人权、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汇集了世界各地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前沿研究、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
作为一本前沿性刊物，SSIR每期都会推出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又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方法论，本期重点讨论了批判性思维，诸如本期额很多文章，诸如《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攻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等，这个思维都贯穿始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指导和激励来自世界各地和社会各个部门（非营利组织、企业和政府）的数百万社会变革领袖。通过在线研讨会、会议、杂志、在线文章、播客等，《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探讨涉及各类主题的研究、理论和实践，包括人权、影响力投资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模式。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PACS中心出版。中文简体版由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引进，汇集了世界各地在社会创新方面的前沿研究、实践、经验总结，以及专家学者对社会创新方面新的见解。

作为一本前沿性刊物，SSIR每期都会推出一些对读者来说比较陌生，但又与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和方法论，本期重点讨论了批判性思维，诸如本期额很多文章，诸如《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非营利组织创始人的“交班”攻略》《商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等，这个思维都贯穿始终。

势在必行的公众科学（节选）

科学在对抗疟疾的全球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慈善捐赠在其中给予了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2001年以来，680万人因此免于由疟疾造成的死亡。然而2015年，仍有42.9万死于疟疾，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如果我们能够灭绝某些种类的蚊子，根绝疟疾的传播呢？如果这一项发明不慎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他们反过来让蚊子变成新型的生物武器，用于传播新的疾病呢？
镜头切换到美国。截至2017年夏天，11.6万人在等待可供移植的器官，每天有20人在等待中死去。如果未来人类器官移植不再需要苦苦等待，短缺的器官能在猪的体内培植呢？如果就像一些伦理学者所声称的那样，这些为了充当器官供体而被“人类化”的动物大脑中也存在足够多的人类细胞的话，那这些动物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拥有人类的意识？
再来看看亨廷顿舞蹈病①。如果携带着一个致命突变基因的人可以重新编辑基因而避免发病，或者通过编辑遗传基因终消除这种疾病呢？如果人类还可以消除其他弱杀伤力的基因特性，补充优秀的基因特性呢？举例来说，要是人类可以让自身及其后代变得更加聪慧的话，是否应该得到允许？谁又会这么做呢？有钱人？将其限制在某些国家？谁来裁决？
如果你已经关注被称为CRISPR/Cas9（可简称为 “CRISPR”）的基因编辑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就会明白上述种种未来图景都已在现实中迈开了脚步，尽管有一些看起来指日可待，而另一些目前还仅在规划之中。
CRISPR 技术是一种分子发现和替换功能。一个叫作“瞄准疟疾”的非营利研究团体正在使用这一技术来开发只繁殖却不咬人的雄性后代按蚊。它们能将这一性状在蚊群中扩散，终导致蚊群的消亡。2018 年早些时候，圣迭戈索尔克研究所（SalkInstitute）的研究者们使用CRISPR 技术，在小鼠胚胎中培育出了功能正常的大鼠胰腺、心脏和眼睛。他们还从一只胚胎猪体内提取出了人类细胞和组织，其尺寸足以支持人类器官的生长。虽然我们离制造出诸如“智力”这样复杂性状的基因还很遥远，但是研究者们已经能在小老鼠身上编辑导致亨廷顿舞蹈病的突变Htt 基因，这几乎消除了该病发展过程中导致细胞崩溃的有毒蛋白质。2017 年8 月，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在人类胚胎中成功编辑了导致心脏衰竭的基因。
这些都是当代科学惊人发现的例证。CRISPR 技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巨大潜力，那些发明者甚至把它和原子能相提并论。如同任何强大的科技力量，它可以被用于大多数人都赞许的目的，也可以被应用于令人不齿的图谋，而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
仅有数年历史的CRISPR 技术已经让人类走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不仅在科学上是如此，从伦理、社会和法律上说也是这样。基于基因特性的歧视、优生和迫害事件是医学史上令人不安的一章。编辑人类基因的新能力是否会迫使一些人接受违背他们意愿的基
因编辑，或者让那些选择不接受基因编辑的人备受歧视？还会出现什么其他的挑战？
CRISPR 技术所引发的许多疑问都不是科学或技术层面的，因此科学家也无法对此提供“正确”的答案。它代表着一种新兴科学，虽然在实验室之内有着可控的技术风险，但在实验室之外却带来伦理、政治和社会难题。一旦我们开始考虑技术的具体应用，这些难题就会浮出水面。除了人类基因组编辑以外，干细胞研究、合成生物学、纳米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也都引发了这类棘手的问题。1 这些问题要求对各种已知和未知的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进行仔细的权衡。理想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彻底、有效”的公众参与，来决定如何处理科学的潜能及相关的道德、政治和社会利弊等问题。
人类已经在科学的诸多领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知的道路。这一事实为我们开启了反思如何就新知识和新技术展开社会范围的大讨论，并对其加以引导的大好机会。慈善在此可以提供关键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