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地区民族植物学调查与研究

　　本书包括东南地区民族植物学调查和东南地区史前植物遗存研究两大板块，主要内容包括棕榈科植物桄榔在华南民族中的利用调查、葛的民族植物利用调查、擂茶风俗的民族植物利用调查、东南山地奇和洞周边植物利用调查、东南土著民族食用薯蓣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以种植根茎类植物为特征的原始农业、乌桕利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观察、武夷山市葫芦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植物遗存研究、河姆渡文化原始居民的植物利用、田螺山遗址出土陶釜残留物所包含的植物利用等。主要调查和研究那些与人类饮食关系密切的植物，重点考察民族地区人群对这些植物的采集方法、加工工艺以及食用习俗等，为华南史前经济形态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对福建地区稻作和粟作遗存残留物分析，找到早期农业的证据。

   凡是具有悠久学科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其学科发展几乎都与某个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地缘一流派”的学术格局。相反，假若飘忽无根，则很难发展出连贯的学科积淀与学派风格，由此也不易被学界同行所认可。回顾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这一特征也颇为鲜明。除了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科并重之外，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一直以东南与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区域，深挖根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从南方民族史与百越民族史的历史民族志考察，到东南民族与海洋考古及东南地区畲族、回族、台湾原住族群以及客家人、昼民、惠东人等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再到东南亚诸族及华侨华人的探索，围绕上述议题迄今为止已经历经了前后四代人、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成果可谓荦荦大观。
　　这种立足东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取向，是与当初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科的创始人林惠祥（1901-1958）先生的学术构想分不开的。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立志要在厦大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的林惠祥先生已经酝酿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那就是以厦门大学所在的东南区域为中心地，着力研究这一区域的族群文化，然后由此扩展到广袤的“南洋”地区。在林惠祥先生看来，厦门大学地处东南，因此，本校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方向应该重点研究分布在本区域的“畲族、昼民、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众所周知，畲族是分布于东南地区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昼民则是东南地区极富特色的水上族群，至于台湾原住民，则更是理解南方族群源流上重要的一环。以上都是东南地区族群分布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东南人类学、民族学首先要重视的研究方向。

　　本书包括东南地区民族植物学调查和东南地区史前植物遗存研究两大板块，主要内容包括棕榈科植物桄榔在华南民族中的利用调查、葛的民族植物利用调查、擂茶风俗的民族植物利用调查、东南山地奇和洞周边植物利用调查、东南土著民族食用薯蓣的历史与文化、华南以种植根茎类植物为特征的原始农业、乌桕利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观察、武夷山市葫芦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植物遗存研究、河姆渡文化原始居民的植物利用、田螺山遗址出土陶釜残留物所包含的植物利用等。主要调查和研究那些与人类饮食关系密切的植物，重点考察民族地区人群对这些植物的采集方法、加工工艺以及食用习俗等，为华南史前经济形态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对福建地区稻作和粟作遗存残留物分析，找到早期农业的证据。

   凡是具有悠久学科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其学科发展几乎都与某个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地缘一流派”的学术格局。相反，假若飘忽无根，则很难发展出连贯的学科积淀与学派风格，由此也不易被学界同行所认可。回顾厦门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史，这一特征也颇为鲜明。除了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三科并重之外，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其一直以东南与东南亚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区域，深挖根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从南方民族史与百越民族史的历史民族志考察，到东南民族与海洋考古及东南地区畲族、回族、台湾原住族群以及客家人、昼民、惠东人等族群社会与文化研究，再到东南亚诸族及华侨华人的探索，围绕上述议题迄今为止已经历经了前后四代人、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成果可谓荦荦大观。
　　这种立足东南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取向，是与当初厦门大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科的创始人林惠祥（1901-1958）先生的学术构想分不开的。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立志要在厦大发展人类学、民族学的林惠祥先生已经酝酿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那就是以厦门大学所在的东南区域为中心地，着力研究这一区域的族群文化，然后由此扩展到广袤的“南洋”地区。在林惠祥先生看来，厦门大学地处东南，因此，本校的人类学、民族学发展方向应该重点研究分布在本区域的“畲族、昼民、黎族和台湾的高山族”。众所周知，畲族是分布于东南地区的一个主要少数民族，昼民则是东南地区极富特色的水上族群，至于台湾原住民，则更是理解南方族群源流上重要的一环。以上都是东南地区族群分布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东南人类学、民族学首先要重视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