杖乡集

俞晓群，1956年9月13日生。1977年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自1982年从事出版工作至今。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万象》杂志主编。曾策划和主编“世界数学名题欣赏”、“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书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书坊”、《吕叔湘全集》、《傅雷全集》、《顾毓琇全集》、《中国读本》等。曾在《光明日报》开设专栏“蓬蒿人书语”、“快语”；在《中国图书商报》开设专栏“人书情未了”；在《辽宁日报》专栏“开卷”主笔等。

《鲁拜集》：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

一九一二年四月，泰坦尼克号巨轮在北大西洋沉没。英国《帕尔摩报》对这起沉船悲剧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据称所耗费的纸张平铺起来，能覆盖几英里的土地。其中有一篇题为《丢失的艺术珍品》的文章，文中谈到，船上有一本号称当时世界上昂贵的书《鲁拜集》，不幸沉入海底。这本书上镶嵌着一千零五十颗宝石，是“史无前例的装帧艺术典范”。

那么，它是一本什么书呢？《鲁拜集》是十二世纪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的一本诗集，Ruba’i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四”，这里是指两行一组的诗体。一八五九年英国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将其译成英文，并于此后不断添修，使这本书名声大噪，各种版本纷纷出笼。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其底本是一八八四年美国波士顿霍顿·米福林公司出版的，对开本，伊莱休·维德绘画，只印一百部。当时伦敦萨瑟伦书店进了几本销售，被书籍装帧家弗朗西斯·桑格斯基见到，他决心以此为底本，装帧出一部世界上豪华富丽的书。在萨瑟伦书店高级职员约翰·斯特恩豪斯私自支持下，桑格斯基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此事，分别在封面、封底、封二、封三和前后环衬上，实现了他超凡出尘的装帧设计：他们烫金用去了二千五百小时，拼接嵌入四千九百六十七块各种颜色的羊皮，烫有一百平方英尺的金叶脉络，镶嵌一千零五十颗各种宝石。此书首次展出时，标价一千英镑，立即引起轰动。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本《鲁拜集》怎么会跑到泰坦尼克号上去呢？正是那次展览之后，一位叫魏斯的美国商人看中了此书，他愿意出八百英镑买下来；但萨瑟伦书店只肯降到九百英镑，结果生意未成。后来萨瑟伦书店认为美国人有钱，还将此书运往美国展览，却因为征税等原因未能入关，又返回英国。无奈之下，英国佬又找到魏斯，同意以七百五十英镑将此书卖给他；魏斯得寸进尺，将价格压到六百五十英镑，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没有办法，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萨瑟伦书店拍卖此书，却赶上工人罢工，经济萧条，魏斯再次趁虚而入，终以四百零五英镑竞拍得此书。原定四月六日将《鲁拜集》运往美国，因为罢工轮船停运，几经周折，四月十日这本书登上泰坦尼克号。直到此时，英国还有人抗议，认为应该将这部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留在英国，但这都无法阻止厄运的降临，四天后轮船撞上一座冰山沉没，那本装在一个橡木盒子中的《鲁拜集》，也随之落入海底。《书籍装帧期刊》写道：“当代豪华的书，与豪华的邮轮一同沉没于汪洋之中，这也许是它好的归宿。”

后来怎样了呢？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泰坦尼克号出事十天后，《每日电讯》刊登了设计师桑格斯基所在公司的声明，希望得到委托，“再造一本这样的书”。但是七月一日，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年仅三十七岁的桑格斯基为救一位落水妇女溺水身亡。从此这件事情偃旗息鼓。直到一九二四年，桑格斯基当初的合作者萨克利夫的侄子斯坦利·布雷进入公司学徒，他发现桑格斯基的设计图和烫金版，决心再做一部《鲁拜集》。他独自用七年时间，完成此书。时逢二战爆发，布雷将它放入一个金属箱子里，藏于一个地下室中。没想到一九四一年，德军空袭炸毁此屋，地面上的大火使地下室产生高温，箱子完好无损，书却化为灰烬，只有宝石还在灰烬中。布雷意志坚强，他用这些灰烬中的宝石，又做了一部《鲁拜集》，现存大英博物馆中。（注：后来经过核对，是大英图书馆，不是博物馆，还是董桥说得对。）

它怎么引起我的关注？我久已听说过这个故事，但真正引起我的关注，还是在三四年前。那时我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做一些模仿西方装帧的书，主要是为董桥的书，由牛津总编辑林道群设计。由此引起我对于西方书装极大的兴趣。恰逢此时，我又遇到台湾出版家吴兴文先生，他知道我的心思，送给我一本台湾版的《鲁拜集》，黄克孙译，算是在我心中留下一点记忆。

去年十月，我安排吴光前、杨小洲去欧洲，重点考察莎士比亚著作的装帧，为我们即将出版的许渊冲新译《莎士比亚全集》准备。临行前，我嘱咐小洲顺带研究一下《鲁拜集》的情况，尤其是泰坦尼克号沉船中那本书的情况。结果他们在伦敦萨瑟伦书店中，发现挂着一张沉船中《鲁拜集》的封面，是彩色复制品，精美至极。强调一下，他们去的这家萨瑟伦书店，正是当年出资制作那本《鲁拜集》的老店。吴杨二位要买那张封面，书店老板说，此图不卖，但是如果你们买一本书Lost On The Titanic（《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就可以随书送这张封面画。于是他们买下那本书，也得到了那张《鲁拜集》封面。从此书中可以知道，在桑格斯基遗留的文件中，这幅封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它摄于近一百年前，后来电脑设计师花费几周时间，才根据当时的设计资料和描述，将其色彩恢复出来。

我们该做些什么？伴随着对这本《鲁拜集》一步步深入了解，我的内心中孕育着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将这部奇书复制出来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虽然基本弄清了装帧的一些事情，可内文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那制作于一八八四年的一百本对开本《鲁拜集》是什么样子呢？恰好此时，杨小洲为莎士比亚的事情，还要去伦敦，行前我再三叮嘱，顺路留心，看能否找到那个对开本《鲁拜集》的踪迹。结果奇迹出现了，当杨小洲再次来到伦敦那家老店——萨瑟伦书店，在谈论莎翁著作之余，他想起我的嘱托，顺便问一下：“那本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的《鲁拜集》，用做底本的那个复本是否还存在？”书店老板几经踌躇，终从秘不示人的书柜中，表情凝重地捧出一部对开本《鲁拜集》，他说：“就是这本。”当年该店买进几本，现在仅剩下这一本，已经在这里安睡一百多年了。

就这样，我们基本上弄全了资料，现在正在做几件事情：一是翻译出版那本《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还有请原书作者来中国演讲，同时向他进一步了解《鲁拜集》的资料；二是将这本一八八四年出版的对开本《鲁拜集》翻印出来，配上郭沫若的译文；三是出版杨小洲《伦敦的书店》，享受他这一番寻书之旅的奇幻经历。

那进一步呢？问题集中在这本豪华之书是否要制作出来。对此，我周围的朋友争议很大，他们大多反对再现此书，主旨是谈我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不过，更大的心理障碍，还是这部书的传奇故事。当时支持做此书的约翰·斯特恩豪斯就断言：“厄运追随着这本书。”上面的故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再往深处思考，《鲁拜集》的本质就有不祥的预兆。中世纪的学者把海亚姆的诗称为“亡命之诗”，像蛇蝎一样的文字，吞噬着伊斯兰教的教义；海亚姆还为此去麦加朝拜。《鲁拜集》英译者菲兹杰拉德也说，它是“死亡和享乐的混合物”。另外，关于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的那本《鲁拜集》，它的设计者桑格斯基在书装的创作中，也加入许多令人不安的元素。比如，他在封面上，设计了三只孔雀，这已经超出了以往一只、多两只孔雀的艺术传统。他在封二上，设计了一条蛇，以迎合海亚姆的诗句：“你啊，用尘土造了人，天堂孕育了蛇。”他在封三上，设计了一个用白色小牛皮裱贴而成的骷髅头，牙齿则镶的象牙，从头骨眼窝里长出象征死亡的罂粟花，边缘则装饰着罂粟花的结穗果实。

这一切事情都显得那样不祥，使我们至今举棋不定：是再现这本神奇的书，还是到此为止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