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

序 言
林 达

记得有一次朋友来聚会。我想起“美国人大多不认识联邦·高法院大法官”的说法，历史上的大法官，大概就更不认识了。我想测试下，就举起书里一张穿西装的照片，遮了名字，开玩笑地问：“这是谁？”我立即得到了毫不迟疑的答案：“厄尔·沃伦！”我特别奇怪，问他们为什么都认识这个人。一个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年轻时候，南方几个州的路边广告牌上，到处都是沃伦大法官的照片，大大的头像，下面写着：“弹劾厄尔· 沃伦！（IMPEACH EARL WARREN ！）”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在这本《美国·高法院》里，提到了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期，沃伦法院的一系列裁决，推动了南方的民权运动，并且引起争议。有了南方当时汹涌民意的真实故事做注脚，我觉得这实在太生动了。
什么是美国联邦·高法院的生命力？我想，它是法治国家的一个思想者象征，它是一个庞大国家身躯中，思考着的头脑。
联邦·高法院对一系列“地标案件”的裁决历程，就是一个大国如何循法理逻辑运作，如何从历史中一步步有逻辑地走过来、向前去的历程。哪怕有弯路，但是，一个国家的轨迹是不是有法治的逻辑、是否逻辑清楚，是一个重要的现代标志。
这样一个有意思而极关键的美国政府机构，要了解它，步就是了解它的基本来龙去脉和概况细节。“牛津通识读本”里的这本小册子是。它不仅是一本入门的基础读物，作者格林豪斯更是一位几十年的·高法院专家。她在吃透了联邦·高法院的历史、作用、与其他分支的关系、如何和美国社会互动等等后，再深入浅出地在介绍中融入自己的见解，令读者的阅读收获，远在一般性的泛泛了解之上。译者何帆，更是以法官和司法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在翻译本书的同时，为中国读者作了详尽的专业注释，使得本书的实质内容更为丰富。
美国的起源是英国殖民地，它是欧洲文明的延续。美国之前，欧洲多国已经上演了无数王朝更迭戏剧，这个漫长岁月的古代历程，从历史进步角度去看，经常是原地团团转：只是一个宫廷阴谋连接下一个宫廷阴谋。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学者们已经开始寻求一条王朝治乱循环的破解之路，然而，权谋权术仗着权力，顽强抵御破解。千年重复上演的权力争夺故事，拍成电影可以很刺激好看，令社会进展缓慢或止步不前的事实，又着实令人沮丧。 
相对于当时的全球“古代环境”，乾隆年间的美国制宪会议是一个清晰的现代制度设计，是一个首创。当然，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建国者们虽然想到需要一个联邦层面的司法分支，却并没有给联邦·高法院确立今天的功能。大法官们正是通过思考，给自己逐步定位。
·高法院只有九名大法官，并无执法力量，即便是联邦法的执法队伍，美国法警局（USMS），其实也归在行政分支手下。两百年来，随国家的地域、能力的急速扩展，立法、行政分支也水涨船高，日益权大势大；立法、行政分支，也有过对·高法院地位的不满；它们对大法官们的裁决，更是经常不以为然甚至愤愤然，三大分支在各种历史的磕磕碰碰之中。
但是纵观历史，·后，立法、行政两大分支，都没有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和势力去摧毁这个制度构架。回顾历史，还是令人感叹：从总体上说，立法、行政两大分支，还是协助联邦·高法院确立了制约自己（总统、国会）的特殊司法地位，也就是协助确立了这个国家根深蒂固的宪政法治文化。
我一直觉得，公开大法官裁决的正方和反方意见、记录在案，是一个特别明智的决定。本书作者告诉大家，这样的做法并非理所当然，一些国家建立了宪法法院，却不容许公布反方意见。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会从不同角度去权衡；大法官的正反两方意见书放在一起，正是看一个超级大脑的逻辑思辨过程。公开正反意见的设置，令国家在历史回顾的时候，看到逻辑的运行，即便是走错一段，也可以看到：当初是在怎样的思考下，才发生了历史偏差；法律文本和思维方式又有过怎样的陷阱。
例如1896年有关种族隔离著名的“普莱希案（Plessy v. Fergusson）”，南方州的律师强调了“分离且平等”的“平等”二字，以黑人和白人“平等”地各自拥有自己的设施，掩盖种族隔离的不平等实质。当时的·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接受了这样的“平等”法律逻辑。这个案子是7:1的裁决，支持了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地方法。只有来自肯塔基州的哈兰大法官（John Marshall Harlan），独自写下了长篇反对意见。也许正因为他来自南方，深知南方状况、能够预见种族隔离的种种恶果。虽然他的一票反对并没有起作用，但是，他的反对意见如同一粒种子，逐渐发芽、生长，终于在1954年破除种族隔离的“布朗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取得收获。哈兰大法官几十年前的反对意见，成为布朗案审理和裁决中的一个有力背书。
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很容易批评和评判大法官在历史上的失误。也有一些案例，当我们回顾的时候，其实已经不能真正复原当年大法官们所处的社会场景。许多关键案件，又和社会的背景条件密切相连。站在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在无意中，简化当年的社会动荡冲突，也就无法理解当年大法官们判断权衡的困难。今天的批评，也有了“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额外轻松。简化有是非分明的扼要有力，但是再次面对复杂现实，却又少了一份可借鉴的历史教训。
裁决经常是复杂的。法律并非人们想象的一清二白、令行禁止，可以轻松对症下药。两百多年前的宪法，随时代演进，不断以修正案补充，也仍然是挈领提纲的大原则。法律需要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突飞猛进的时代变迁。法律所保障的权利：个人权利与个人权利之间，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都会有冲突。所以，即便有法律，也经常没有一个可以简单判定的清楚答案。更多情况下，这是一个权衡过程。
往“大”里说，是自由为先还是平等为先？多大的自由才是适度的？又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平等？如何在不同的自由要求、不同的平等要求中间权衡？当概念变成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权衡常常很困难。再说，要是不困难的案子，也就不进联邦·高法院了。这是九名大法官经常作出5:4裁决的原因。经常，这不意味着裁决的“对与错”，它只是切入的角度、权衡的侧重不同。
要论“对错”，大法官当然也会错的。他们只是站在更不受政治和利益干扰、更超越的位置上作法律判断。但是，大法官也同样是身处历史局限中的人。
拉开历史距离，回头去看所有裁决的正反意见争论，一个国家的历史轨迹也就清晰地显现出来，它呈现一个国家各方面的观念演进：如种族问题，如何从奴隶制、种族隔离，到民权运动、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和多元化的关系，又如何引发各种争论、各方的理由又是什么。公开正反意见的历史记录，不仅令各方思考线索清晰，也使得民众可以通过案例回顾，理解自己国家在每一个历史节点，纠结在哪里，对在哪里，又错在哪里。社会因此走向成熟。
看几个案子，和看各专题案例的集合、看各专题在同一个时间点到达的位置、看顺着时间推进的专题和整体演变，感受完全不同。联邦·高法院的地标案件是一幅长卷，是一部有逻辑的社会史、政治史和法律思想史。它使得弯路和倒退，都没有白白支付代价，进步就相对坚实。
司法之外的行政和立法两大分支，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离选民利益的权力考量和政治派别行为，总统更可能有为所欲为的冲动。相对而言，司法分支是一个孤独的另类存在，每一年，联邦·高法院选出对社会·具影响的近百个案例，以宪法为准绳，依法理推演，与政治无涉地作出裁决。一个个社会重大议题的判例，有逻辑地肯定和推动社会进步。令国家和社会，哪怕在惊涛骇浪中，也有一个更冷静的头脑在审视和思考，以努力挣脱政治漩涡，为取得实质进步竖立路标。 
但是，这种进步的“推动”又是以一种似乎“被动”的方式进行的。大法官们并不主张按照自己对“进步”的理解，去过于积极地推动社会创新。正是这条界线，划开了一个危险地带：他们竭力不进入“卷入政治”的雷区，这是他们权WEI的来源。唯在确认某判例按照宪法，是历史性误判的情况下，才会主张推翻前例。否则，他们会尽可能恪守司法行规、尊重判例，以看似非常保守的方式，维护社会在宪法范围内运行。它的理想状态是水流向前，却波澜不惊。但在现实中，要如此平衡，却非常非常不容易。
以联邦·高法院为核心的法治文化一旦形成，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的九位大法官，就有了无形力量。自此，行政、立法两大分支和联邦·高法院的矛盾、冲突，尤其是总统对裁决的各种怒火和不服，只能在合法范围内表达和抗争，而不必担心，总统会采取违法方式对抗。再狂妄的总统也有这个基本常识：联邦法庭裁决之下，如果必要，隶属总统行政分支的法警局，会向总统执法。制度设定，会及时启动。哪怕总统高为三军总指挥，也只能服法。并不是法官比总统大，而是法律和法治下的制度程序，高于所有政府官员的政治权力。大法官们正是以相对独立的姿态、专业的法律诠释、睿智的法学思想，来赢得和维持·高法院的信誉。
·高法院的裁决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实实在在地进入民众生活。所以，在社会观念对立的时候，联邦法院、联邦·高法院也成为社会焦虑的汇聚点。大法官们的观念差异，对法的理解不同，会对社会的某个时间段，带来深刻影响。假设当年在“普莱希案”中，哈兰大法官对宪法的理解，能够被多数大法官接受，南方州的各色种族隔离就不会发生，南方历史和美国历史都可能改写，族裔冲突或许依然难以避免，但冲突的历史和现状，都可能和缓很多。
因此人们会想，既然联邦法官、·高法院大法官也是人，也有观念差异，为什么不认定一个和我的观念更接近的法官和大法官呢？虽然，法官们也经常中途改变自己的观念，但是，他们当然也可能维持自己的观念倾向。因此，民众很自然无法摆脱自己的焦虑。
这也可以解释，联邦·高法院在民众观念强烈对立时期的低民调率。因为不论是哪个方向的裁决，都会“得罪”一大批与裁决的观念倾向相反的民众。这样的焦虑其实并非今天才有，例如，回看书中提到的·著名案件，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大家的目光自然落在马歇尔大法官如何确立了·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上，而常常不会进一步细想：此案正是来自两党对联邦法官的“午夜任命”和“反任命”冲突。也就是说，两百多年前，不同立场的双方民众，其实已经有了类似于今天对司法的焦虑。
所以，社会焦虑和反映到政治层面的冲突，都是难以避免的。反观历史，美国一路走来，风平浪静的年代是极少数，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却是此起彼伏。因此，拉开历史的长度去看，也可以看到较为乐观的一面：民众焦虑的司法裁定中的观念侧重，虽然会带来一些历史弯路，从长远去看，还是会达到一个总体平衡。每个时代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浪，并不能改变联邦·高法院两百年来的恒定特质。
看上去是一个奇怪关系：依据宪法，一个普通法界人士，经总统提名、参议院多数通过，成为·高法院大法官；而他一旦宣誓成为大法官，他就抽象为法的象征。他不会听命于送他进入这个位置的两大分支权力，他只听命于他所理解的法的精神、法的理论、法律实践积累的经验和逻辑。这也同样成为法治文化的一个基本常识。
所以，大法官终身制虽然备受争议，也并非没有作一定程度改革的空间，但它的优点也显而易见。行政分支官员们、立法分支的议员们，相对更容易被自己的选民绑架，可能有违心的观念偏离、有虚张声势的宣言。唯大法官们只需面对宪法，一旦进入·高法院，他们不需要争取选民，也不再需要官员认定、不需要任何人。他们只在意自己在历史中留下的印记。
回到沃伦大法官的故事。·后的结果是：今天，沃伦法院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里程碑，而当年种族隔离的南方，早已不再。这是我对联邦·高法院有无尽好奇心的原因，也是从长远去看，会对·高法院相对乐观的原因。今日喧哗，可能只是一时昙花，制度的生命力，在绵长历史中。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普利策奖得主、专事美国·高法院事务报道达三十年之久的琳达·格林豪斯，在书中向读者介绍了该院事实上是如何运作的：在美国，官司如何打到·高法院？大法官们如何判决？首席大法官的地位有何特别？法官助理如何发挥作用？贯穿全书始终，作者检视了许多具体个案来阐明所讨论的要点，并且将美国·高法院与他国法院进行了有益的对比。

琳达·格林豪斯　1947年生，《纽约时报》资深法政记者。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1968）、耶鲁大学法学院（1978）。在《纽约时报》从事过三十年联邦·高法院新闻报道（1978－2008）。1998年获普利策奖，是美国·杰出的法律记者之一。2008年退休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执教，并为《纽约时报》网站撰写双周专栏。

致谢 
章 建院之初 
第二章 法院如何运转（一） 
第三章 大法官 
第四章 首席大法官 
第五章 法院如何运转（二） 
第六章 法院与立法、行政分支 
第七章 法院与民意 
第八章 法院与世界 
附录1：美国宪法第三条 
附录2：《法院诉讼规则》 
附录3：大法官年表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网络资源 
索引 
英文原文

普利策奖得主、专事美国·高法院事务报道达三十年之久的琳达·格林豪斯，在书中向读者介绍了该院事实上是如何运作的：在美国，官司如何打到·高法院？大法官们如何判决？首席大法官的地位有何特别？法官助理如何发挥作用？贯穿全书始终，作者检视了许多具体个案来阐明所讨论的要点，并且将美国·高法院与他国法院进行了有益的对比。

琳达·格林豪斯　1947年生，《纽约时报》资深法政记者。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1968）、耶鲁大学法学院（1978）。在《纽约时报》从事过三十年联邦·高法院新闻报道（1978－2008）。1998年获普利策奖，是美国·杰出的法律记者之一。2008年退休后，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执教，并为《纽约时报》网站撰写双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