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诠释力

警员加里·费利斯（GaryFelice）和普林斯·琼斯 (Prince Jones) 先响应了佛罗里达坦帕市（Tampa）德利昂街（De Leon Street）的火警。当他们抵达时，听到了每一位急救队员都害怕听到的声音，那就是熊熊大火吞噬的房子里传出的呼救与惊叫声。透过一扇窗户，他们隐约看到一个人，先是跌跌撞撞，然后摔倒，他没有逃生的出路。费利斯和琼斯疯了似的想打破被防盗铁栏加固的大门。他们使劲地连拽带推、又撞又砸，几分钟后，门终于被打开了，但为时已晚。“那个人像妈妈子宫中的胎儿一样蜷缩着，”琼斯说，“被烧死的人就是那个样子。第二天，费利斯在报纸上看到了遇难者的照片，惊恐地发现自己认识那个人。他叫汤米·舒普（Tommy Schuppel），42 岁，是当地医院一位很受欢迎的 X 光技师。眼睁睁地看着朋友死去的事时常萦绕在费利斯的心头，令他寝食难安。他的上司深表同情，想帮他一把，所以像许多警察部门一样，他们为费利斯安排了严重事件应激晤谈（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以下简称CISD）。

CISD 的假设前提是，如果人们经历了创伤性事件，他们应该尽快把自己的感受表达出来，以避免这些感受被压抑，防止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的 CISD 治疗会持续 3 到 4 个小时，来访者被要求从他自己的视角来描述这个创伤性事件，表达他对此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与此相关的生理或心理症状。安抚者会强调，对创伤性事件产生应激反应是正常的。接着，他们会评估来访者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服务。很多消防和警察部门在治疗情况类似费利斯警员的员工时，已经将 CISD 列为选项之一。确实，一些部门需要 CISD。它也被广泛应用于经历了创伤性事件的平民。“9·11”恐怖袭击后，9 000 多名咨询师赶赴纽约，帮助幸存者应对创伤，防止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出现。其中，很多咨询师采用了心理减压技术。

心理减压听起来像是一种有效的干预方法，难道不是吗？预防胜于治疗。让人们说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压抑它，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让我们暂时把CISD 放到一边，考虑另一种方法。我们不让费利斯去描述目睹汤米死去的可怕经历，而是就这样过上几个星期，看看他是否还在为这个悲惨的事件感到特别痛苦。我们可以让他在连续 4 个晚上的时间里完成一个简单的练习。在练习中，他要写下对这次事件非常深切的想法和感受，以及这次事件与他的余生有什么关系。他不需要与受过训练的安抚者会面，也不需要压力管理方面的建议，只需要在连续 4 个晚上的时间里自己做书写练习。

你认为哪种方法更有效呢？是在训练有素的安抚者的帮助下，在创伤性事件刚一发生后就把想法和感受表达出来，还是在事件发生几周后，让当事者自己做书写练习？如果你和我以及几百个警察和消防部门一样，那么便会把钱花在 CISD 上。你会想，早干预总比晚干预强，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的服务总比自己坐在那里写一写更好，但是我们都错了。

心理学家们颇费了一段时间来检验 CISD，部分原因在于它看起来显然应
该是有益的。不过，心理学家们通过检验发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CISD
不仅是无效的，而且还可能导致心理问题。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把在火灾中
严重烧伤的人随机分配到 CISD 组和另一组。几个月后，研究者到被试家里对
其做了一系列心理调适测量，此时研究者不知道哪些被试接受过 CISD 干预。
在采取干预的 13 个月后，CISD 组的被试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比例显然更高，
他们更焦虑、更抑郁，对自己的生活较不满意。针对急救人员的 CISD 效果的
检验，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因此，在发生创伤后马上对人们采用 CISD 干预，这其实妨碍了自然的疗愈过程，甚至可能“固化”了对事件的记忆。费利斯的
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在那次火警的 4 年后，一位记者采访了他，他似乎无法忘
记汤米蜷缩在地上惨死的情形。

    2003 年，在回顾了所有心理减压技术的有效性检验后，哈佛心理学家理查德·麦克纳利（Richard McNally）及其同事提出：“出于科学及伦理的原因，专业人员应该停止对经历创伤的人采取强制性的减压干预措施。”不过，这个提议没有被广泛传播或引起广泛的注意。2007 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一名心理失常的学生枪杀了 32 名学生和教职人员，事件发生后，学生和急救人员接受了类似 CISD 的减压干预。

书写练习又如何呢？先提出这种技术的是社会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James Pennebaker）。检验书写练习的实验有几十个。在这些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一组写个人的创伤，另一组写日常经历，如那天他们做了什么。从短期来看，人们一般觉得表达创伤经历的感受是痛苦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做的人在一些方面的情况会更好。他们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有了改善的迹象，他们也较少去看医生，在大学里的学业成绩更优异，而且工作中也较少请假。

为什么 CISD 的方法会没有效果？为什么书写练习会如此有效？这与人们诠释事情的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书写练习帮助人们将诠释引导到了更健康的方向上。但是，我们先要了解个人诠释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认识到，影响我们的并非客观世界，而是我们表征和诠释世界的方式。社会心理学家对此做了重要补充：主观诠释的形成是快速且无意识的。

当某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时，大脑开始转动，并尽可能地去理解它。这个过程非常迅速，结果我们以为自己是在观察世界而不是在诠释世界。例如，从相反的方向看一看下面这幅图。你看到了什么？从右侧看是一只鸭子，从左侧看是一只兔子。那么它到底是哪个？客观地说，它哪个也不是，这取决于大脑诠释它的方式。而且，在观察的时候，我们通常不知道自己在诠释。你乍一看这幅图的时候，也许只看到了鸭子或兔子，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以某种方式为这幅图赋予意义。我们的大脑怎么知道如何来解释某件事？一种方式是依赖过去的经验。如果你有一只宠物兔，便很可能在图中看到一只小兔子。另一种方式是利用我们体验某件事时所处的背景。如果人们在复活节看到类似上面那幅图，82% 的人会把它看成小兔子。如果人们在 10 月的一个周日看到同一幅图，90% 的人会把它看成鸭子或类似鸭子的某种鸟。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看一看下面这两个大号字体的单词。识别它们对你来说有困难吗？“嘁，”你心想，“第1个单词显然是‘THE’，第二个单词显然是‘MAT’。”不过仔细看看每个单词的第二个字母。这个字母实际上是一个图形，看上去就像足球场的球门柱，上部向内倾斜。当看 T 和 E 之间的那个图形时，你的大脑立刻把它诠释成了字母 H。但在看 M 和 T 之间的图形时，你的大脑又立刻把它诠释成了字母 A。

这种瞬时的诠释，不仅在诠释图形时会出现，在我们理解他人的行为和言语时也会出现。当你的老板严肃地说公司正处于艰难的时期，她不得不给你一份解雇通知书（pink slip）时，你知道应该收拾东西走人了，而不是感谢她体贴地送给你女士内衣。

然而，情况通常比上面的例子更晦涩不明。设想一下，在开完员工会议后，老板告诉一名老员工杰克下午可以休半天假。你会怎么理解这件事？也许老板在奖励杰克的努力工作，因为他一直加班到很晚;也许老板决定解雇杰克，那天下午要面试替代杰克的人。人们作出某种行为的原因通常很神秘，我们不得不做完形填空。我们的诠释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的感受和行为，决定了我们是嫉妒杰克还是为他感到难过。

没有什么比我们对事情的诠释更真实了。设想你是一名大学一年级新生。你坐在微积分的课堂里，等着教授公布首次测验的成绩。你有点紧张，因为测验很难，但你上高中时数学很好，你对自己的分数有信心。当教授把试卷发给你时，你惊呆了，因为你只得了不太理想的D。

你的个人诠释会立即开始运作，试图解释考得这么差的原因。你得到的答案将会决定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许你认为自己学习不够刻苦，并将这次挫败看成是催你奋发的号令;也许你认为这次糟糕的成绩表明你不是上大学的料，由此证实了自己非常害怕的事情，那就是你的能力不足。你开始翘课、不完成作业。毕竟，如果你显然不是上大学的料，那何苦还要去撞南墙呢？

很多人会采用前一种诠释，将糟糕的成绩看作督促我们要更加发奋的动力。研究表明，绝大多数人对未来有着积极的展望，相信自己前途光明，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其中包含了夸大和自我感觉良好的成分。用积极的视角看世界，人们会变得更快乐，当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障碍时，会激励他们更努力地去尝试。这不意味着我们会无视现实，或在五音不全的情况下，还自以为拥有成为著名歌剧演唱家的天赋。然而，尽量积极地看待事件对我们非常有益，例如把一次糟糕的成绩看成是需要更努力的提醒，而不是应该就此放弃。

不过，我们并非总会采用这种积极的视角，我们有时也会陷入消极的思维框架中。我们的诠释源于我们的自我叙述，这些叙述并不总是积极的，如有些青少年会毫无缘由地作出反叛行为;有些大学生确信自己不是上大学的料;有些成年人总认为自己会有非常糟糕的人际关系。对于人际关系，人们有一些“核心叙述”，它取决于人们在幼年时与第1位照顾者之间的互动。这些叙述的作用就像过滤器，影响了成年后对人际关系的诠释，有时这种诠释方式是不健康的。

总之，我们诠释世界的方式极其重要。这些诠释来自我们所构建的、对自我以及对社会的叙述。有时，就像那位悲观的微积分考生，我们以不健康的方式诠释事物，并导致消极的结果。如果我们能改变人们叙述的方向，让其变得更健康，我们便能解决很多问题。

你也许会想，这一切听起来很好，但它不算什么新闻。有些人对自我和社会持有消极的思维方式，让他们构建更好的叙述当然会有帮助。而且，还有一种著名心理疗法的目的就是如此，那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认为，消极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很多心理健康问题。治疗这些问题非常好的方法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式，并学会改变它们的方式。例如，对一次糟糕的成绩立即推断出超坏结论的学生，他很可能抑郁，而认知行为疗法对他可能会有益。当采用认知行为疗法时，他可以学会识别并改变对自我的消极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