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统治

前言

前言对我乐于向之表达谢意的人，我不大清楚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是否会给他们带来有益或有害的影响，因此，我仅在这里对给我提供证据、材料、科学参考及意见的他们，特别是她们，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希望，这项工作，尤其是工作的成果，无愧于他们或她们对此抱有的信任和期待。

11无疑，如果我不曾被我的研究的整个逻辑性吸引至此，我不会接受一个如此艰深的课题的挑战。事实上，我不断地在这个可以被称作信念的悖论（paradoxe de la doxa)的东西面前感到惊异：世界的本来秩序，连同它就本义或转义而言独一无二的、被禁止的意义，它的责任和制约，大体上是受到尊重的，其中并不存在很多违背或颠覆、不法行为和“疯狂”（只要想想巴士底广场或协和广场上五分钟的汽车通行意味着成千上万的意向——或意愿——不同寻常的协调就够了）。或者，更令人奇怪的是，法定的秩序，连同它的统治关系，它的权利和破格优待，它的特权和不公正，除了在几次历史事件中之外，能够如此轻易地永久延续下去，而无法忍受的生存条件可能常常作为可接受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出现。我也总是在男性统治及其得到承认和接受的方式中，12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服从的典型例子。此种服从是我称为“象征暴力”即温柔的、其受害者本身不易觉察的、看不见的暴力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这种暴力是通过纯粹的象征途径来实施的，这些象征途径不仅包括交流、认识，更确切地说，还包括不承认、承认，甚至情感。因此，这种非同寻常的寻常社会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机会，让我们得以把握以一个既为统治者又为被统治者所认识和承认的象征原则的名义实施的统治的逻辑，把握一种语言（或一种发音），一种生活风格（或一种思考、谈话和行为的方式），以及，更普遍地说，一种区分的属性，即标志或烙印——从象征意义来看，有效的属性就是完全随意、不十分重要的身体属性，即肤色。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这些方面，首先应该做的是恢复信念的矛盾特征。为此，应该对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观采取人类学家的视角，这个视角既赋予我们（没有）认识到的男女之间的差别原则以随意的、偶然的特征，又同时赋予它社会逻辑必要性。当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意欲悬置她巧妙地称之为“统治的催眠权力”的东西时，她用一种人种学的类比将自己武装起来，并依照发生论的观点，将妇女的隔离与一种古老社会的仪式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避免地把社会看成一个共谋的地点，它吞噬了我们中的许多人在个人生活中有理由尊重的兄弟，强迫他充当一个巨人般的男性，有雷鸣般的声音、强有力的拳头，他以一种幼稚的方式，用粉笔在地上写下符号，13人类就是在这些神秘的分界线中变得固定、刻板、隔绝和不自然的。在这些地方，男人像野人一样用金子装扮自己，涂上朱红色，插上羽毛。他举行神秘的仪式，享受有权力和统治之嫌疑的乐趣；而我们，‘他的’妻子们，被囚禁在家庭之中，不许加入他的社会以及组成该社会的众多社会中的任何一个。”V.Woolf,Trois guinées,trad.V.Forrester,Paris,ditions des Femmes,1977,p200. “神秘的分界线” “神秘的仪式”：这种言语——祝圣仪式即一种新生的原则所产生的神秘变形和象征转变的言语——有助于指引研究趋向一种能够领会男性统治特有的象征维度的方法。

     因此，应该要求关于象征财产经济的唯物主义分析想办法摆脱在“物质”与“精神”或“观念”之间实行的代价过高的取舍（这种取舍今天仍通过所谓“唯物主义”研究和所谓“象征性”研究的对立存留下来，前一种研究通过生产条件揭示性别之间的不对等，后一种研究通常是引人注目的，但也是不全面的）。从前，只有对人种学的一种极为特定的运用才可以实现弗吉尼亚·伍尔夫提出的计划，科学地把严格意义上的神秘活动客观化，我们所认识到的性别划分就是这种神秘活动的产物，换句话说，这种运用可以将对一个一贯按照男性中心的原则（卡比利亚传统）组织起来的社会的客观分析，看成对我们的无意识的一种客观考古学，也就是说，看成一种真正的社会分析的工具。为了证明我的意图不是近转变的结果，请参照我很久以前的一本书的相关内容，我在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把人种学用在世界的性别划分上，它就能“变成社会分析的一种特别有力的形式”(P.Bourdieu,Le Sens pratique,Paris,ditions de Minuit,1980,p246247)。

14这种借助外来传统的迂回策略，对于打破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骗人的熟悉关系是必不可少的。生物学表象与生物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生物学化长期共同作用在身体和头脑中所产生的相当真实的作用相结合，以颠覆因果关系，并致使一种自然化的社会构造（作为性别习性的“性”）表现为随意划分的本质依据，这种随意划分是现实和现实的表象的根源，有时甚至被强加给研究本身。因此，心理学家重新采用普遍的性別观念并不罕见，这种观念认为性别是截然分开的整体，没有交叉。这种观念没有看到男性能力和女性能力分配之间的重叠程度，没有看到在不同领域（从两性的外貌到两性的智力）观察到的差别之间的（数量）差异。更严重的是，在构造和描述他们的对象时，他们屡次为纳入日常言语的观念与区分原则所左右，要么努力衡量言语中提到的差别——比如男人会更“富于侵犯性”，女人会更“胆小怕事”这个事实——要么使用普通的却充满价值判断的词语描述这些差别。

但是，这种对人种学的几近分析式的运用——通过将社会秩序中看起来自然的东西即性别之间的区分历史化——剥夺了此种划分的自然性。15它通过阐明稳定性和不变量——其社会分析有效性的根源——并进而认可两性关系的一种保守表象，使“不朽的女性”神话凝聚的这种保守表象延续下去，这难道不会有风险？在这里，还需面对一个新的悖论，这个悖论强迫我们在涉及“女性历史”这类研究对象时，对所采用的方法进行彻底的革命：超越女性状况的一切可见变化、表现在性别之间的统治关系之中的不变量，难道不会迫使我们将历史机制和制度作为得天独厚的对象，而这些历史机制和制度在历史的进程中，却又不断地从历史中争得这些不变量？

这种认识上的革命在实践中，尤其在用于改变性别之间的物质和象征力量关系的当前状况的策略观念中，不会不起作用。如果这种统治关系的永久性原则，事实上或即使从主要方面来看，确实并不存在于其明显的使用地点，也就是不存在于某种女性主义话语所关注的家庭单位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些类似学校或国家的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是在隐秘的空间中发挥作用的统治原则建立和推行的地点，那么这就是一个向女权主义斗争开放的、影响巨大的场(champ),因此，在反对统治形式的所有政治斗争中，女权主义斗争注定占据一个原始的和公认的地位。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作出的努力。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 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章 一种放大的图像 / 1 
身体的社会构造/ 4 
统治的归并/ 27 
象征暴力/ 44 
象征财产经济中的妇女/ 58 
男子气概与暴力/ 68 

第二章 对被掩盖的恒量的回想 / 75 
作为贵族风范的男子气概/ 78 
作为被感知的存在的女性存在/ 88 
关于男性观念的女性观念/ 97 

第三章 持久与变化 / 116 
非历史化的历史作用/ 118 
变化的因素/ 125 
象征财产经济与再生产策略/ 136
结构的力量/ 145 
关于统治与爱情的附言 / 153

结 论 / 159

附录：关于同性恋运动的几个问题 / 166
索引 / 176
译后记 / 196

布尔迪厄一直致力于揭露所有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统治关系：统治者将他们的价值观念强加给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不知不觉地参与了对自身的统治，这其中就包括潜藏在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性别统治”。《男性统治》正是布尔迪厄为从理论上颠覆表面上自然的、合法的性别等级，从实践上为妇女解放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所作出的努力。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 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男子气概与暴力

如果说妇女因为服从于有贬低、否定她们的倾向的一种社会化作用，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那么，男人也是统治表象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那些导致承担和实施统治的配置如同服从的配置一样，并不应被纳入一种天性之中，而应该是由一种社会化的长期作用构造的，也就是说，如同我们所见，是由一种相对于异性的主动区分的长期作用构造的。男子气（vir)意义上的男人身份包含着一种应当(devoir-être),一种人格（virtus),它以“自然而然”的方式让人接受，不可辩驳。荣誉与高贵一样，是以一系列配置的形式存在于身体之中的，这些配置表面上是自然的，通常表现在一种行为、举止的特定方式中，比如一种头部姿态、一种仪表、一种步态，与一种思考和行动方式、一种习性形态、一种信仰等密切相关——荣誉排斥一切外部限制，支配着有荣誉感的男人。荣誉（在双重意义上）借助一种力量（“这力量比他更强大”）指引着他的思想和实践，但是并不机械地限制他（他完全可以逃避要求，达不到要求）；它借助一种逻辑的必要性引导他的行动（除非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别无选择”），但并不用依靠一条规则或一种理性算计的无情逻辑判断要求他。这种支配力量能够让他把在别人看来不可能和不可思议的行为，当成不可避免的或顺理成章的，也就是无须考虑和审查的行为接受。这种力量就是社会超验性，这种超验性变成实体并作为必然之爱、命定之爱、有形的倾向起作用，这种倾向能够实现一种变为社会本质并由此转化为命运的身份。高贵，或名誉问题（鼻子），在被视为高贵的一系列配置（身体和精神的勇气、慷慨、宽宏等）的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命名和灌输活动的产物，经过这种活动，一种社会身份进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自然之中，并变成了习性，即被归并的社会法则，这种社会身份是由这些“神秘分界线”中的一条建立的，这些界线是由社会世界构成的并被所有人认识和认可。

男性特权也是一个陷阱，而且它是以长久的压力和紧张换来的，这种压力和紧张是男人在一切场合展示男子气概的义务强加给每个男人的，有时甚至发展至荒谬的地步。首先，就性的方面而言，至少在北非社会，20世纪60年代收集的一个阿尔及尔药剂师的见证表明，男人非常频繁和非常普遍地求助于春药——这在传统药剂师的药典中占了很大的比重。男子气概毕竟要受到一种多少有些隐蔽的集体判断形式的检验，这发生在新娘失去童贞的仪式中，同样通过女人的谈话表现出来，女人的谈话大多放在性事和男子气的欠缺上。1998年年初“伟哥”(Viagra)在欧洲和美国的出现所引起的风潮，以及心理治疗医师和医生的许多著作，都表明对男子气概的生理表现的忧虑丝毫没有一种外来的地方主义特征。当男性特权为一个集体，比如世系或家族这个主体而行使，它本身要服从象征秩序所固有的要求时，名誉观事实上表现为一种典型，或更确切地说，表现为一个注定要在不止一种情况下难以理解的要求体系。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能力（尤其在报复中），但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男人与女人相反，女人的名誉基本上是消极的，只能得到维护或失去，女人的美德依次是贞洁和忠实。而“真正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会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荣誉，在公共领域内赢得光荣和尊敬。对男性价值的颂扬的黑暗对立面是对女性特征的恐惧和焦虑：女人是弱者和软弱的根源，作为名誉、名节（la h’urma)的脆弱性、神圣的左侧（女性的，与男性神圣的右侧对立）的体现，她们总是面临受侵犯的危险，但是她们也会因为拥有弱者的所有武器而变得强大，比如狠毒的阴谋（thah’raymith)和巫术。因此，一切都促使把不可能实现的男子气概的理想变成一种巨大的脆弱性原则。这种巨大的脆弱性，自相矛盾地导致人们有时疯狂地投身所有男性暴力游戏，比如我们社会中的体育运动，尤其是那些适合产生男子气概的可见符号与显示并证明所谓男子素质的运动，比如格斗。

众所周知，名誉——或其对立面羞耻——不同于负罪感，是在别人面前表露出来的，男子气概同名誉一样是由其他男人通过现在的或潜在的暴力事实所确认，并由属于“真正男人”的集团的认可证明。许多制度的例行规定，特别是学校的和军事上的例行规定，包含着对男子气概的真正考验，这些考验旨在加强男人之间的团结一致。某些类似少年团伙集体强奸的举动——在资产阶级少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集体逛妓院的更劣等的变种——目的是让经受这种考验的人能够通过他们的暴力真理，也就是在所有除去男子气概的爱的温柔和温存之外，在别人面前，显示他们的男子气概，这些举动清楚地显示了男子气概所有表现的他律性及其对男性集团评判的依赖。

军队或警察局（尤其是“精英机构”）和犯罪团伙，但更普遍地，某些工作团体也要求或承认某些“勇敢”形式，尤其在建筑行业中，这些“勇敢”形式鼓励或迫使人们做出不顾可能发生事故硬充好汉的行为、拒绝采取安全措施并否认或藐视危险，矛盾的是，这些“勇敢”形式其实根源于某种恐惧，即害怕失去团体的尊敬或钦佩，害怕在“伙伴”面前丢脸，害怕看到自己被归入“弱者”“瘦子”“弱女子”“被鸡奸者”等典型的女性范畴。因此，所谓“勇敢”有时植根于一种懦弱的形式中。只需举出各种情况的例子即可让人信服，在这些情况中，为了实施谋杀、酷刑或强奸这类行为，统治、剥削或压迫的意志依赖于一种“男性”恐惧，男人害怕自己被逐出无弱者的“男人”世界、被逐出所谓“强者”的世界，这些人之所以有时被称为“强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痛苦，尤其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强硬。凶手、施刑者和所有专政机构及所有“全体机构”，甚至普通的机构比如监狱、兵营或寄宿学校的小头目都是“强者”，新自由主义圣徒传记所颂扬的从事斗争的新雇主也不例外，他们也常常服从于外在勇气的考验，通过让过剩的雇工失业来显示他们的控制权。正如我们所见，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它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