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950

  “一百年”发展目标

“四化同步”的短板

“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和开放发展新格局

1950

农业出路在现代化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做强农业，就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进步。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和依靠农业科技进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矛盾和问题是科技创新的导向。要适时调整农业技术进步路线，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1.　农业发展范式：由“剩余”转向“品质”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首先在于其食物贡献。对食物消费的自然刚性，使得农业在任何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大国而言，食物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发展含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中国是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农业发展可概括为“农业剩余”范式。农业的技术进步和制度调整都是以增加农业剩余（剩余产品、剩余劳动力）为目标。非农部门的发展也是从农业剩余中得到支持。现在，随着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农业发展范式也随之改变，其趋势是由“剩余”转向“品质”。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其必要性：

首先，从农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农村的改革以及剩余劳动力流出土地，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明显的提高，增加了农业剩余。这意味着现在的农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只是增加剩余问题，而且是要改变目前农业的弱势产业的地位。其原因是：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农民的劳动体力和技能，劳动的附加值低；提供的农产品基本上是初级产品，不是终产品，市场价格低；收成“靠天吃饭”，受自然条件影响大，市场不稳定，价格波动大。显然，农业产业由弱变强，关键在其发展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农产品有较高的附加值。

其次，从对农产品的需求来说，过去居民只是消费米面来解决温饱问题，而现在居民消费的是牛奶和安全营养的绿色作物。尤其是居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后，更为关注健康饮食、食品的安全和卫生。

上述供求两方面分析表明，农业现代化意味着发展优质、高效、高附加值农业，涉及农产品的品种的优化、品质的提升、农产品由初级品向终产品的延伸。这些方面的进步归结为农产品品质范式。相应的，需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具体要求是优化调整农业的品种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以及产业关联与融合结构，促进农业全产业链中的产品附加值提升，构建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相适应的高质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这种发展范式下的农业可能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途径是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大致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机械创新，二是生物创新。

我国过去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是机械创新，也就是推进农业机械化。我国目前机械创新的能力较强，机械创新成果的应用可以让更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并且增加农业剩余和节省劳动力。但是在我国这样的农业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机械的广泛应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受就业压力的抵制。例如拖拉机在许多地方不是被用于耕田，而是用于跑运输。近年来，随着土地向种田大户流转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批转移，农业机械开始得到广泛的采用。

与农业转向农产品品质范式相适应，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需要转向生物技术创新“一般说来，节约劳动的机械创新并不适合资本稀缺而昂贵，劳动丰富而廉价的农民的需要。确切地说，他们需要高产品种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生物创新。”参见［英］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梁小民译，中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一方面提供培育优良品种、改进农产品品质和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新技术，这种创新使农产品在品种、品质和附加值上都能提升；另一方面提供绿色化的技术，这利于环境和生态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代表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但相比机械创新，我国农业生物创新的能力严重不足，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生物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

我国农产品生物技术创新也遇到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的压力。近年来我国消费者更为青睐国外先进国家提供的更安全、更卫生、品质更高、价格更便宜的农产品，例如新西兰等国的奶制品等。这意味着我国的农产品面临成本高于国际市场而价格又被进口产品封顶的压力。这可以说是转向生物技术创新从而转向农产品品质发展范式的倒逼机制，它迫使我国农业生产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向依靠技术创新、重品质的方式。

基于上述对农业发展范式的分析，可以深刻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所指出的“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含义。

2.　谁来种田

现阶段在农产品品质范式下发展农业，而且重在生物技术创新，农业中现有的生产要素是无力承担这方面要求的。可行的途径是在农业中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其中为突出的，一是科技要素，二是人力资本要素。这样，谁来种田的问题就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谁来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对农业的科技要素投入包括农业科技的研究、研发、推广和应用等各个环节的投入。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品质范式要求，农民所需要得到的科技要素是可以直接采用的现代科技的投入品，如优良品种、现代农药和肥料、现代农业机械、种植和培育技术。因此，由政府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的对象就有个结构问题，科技投入就不能或者说主要不是直接给农民。科技投入对象更为突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农业科技研究和研发，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

农业技术创新关键还在农业新技术的转化。由农业生产周期长和季节性要求高、受自然条件影响大的特征所决定，农业中新技术的采用是有风险的。小本经营的农民有厌恶技术风险的心理。因此，农业中的新技术需要有个推广和示范的过程，而且示范和推广的费用不可能由农民支付。政府要承担起对农业新技术示范和推广的职能。政府对农民采用新技术应提供补贴，使农民获取低价的甚至免费的科技和教育供给，同时激励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推广新技术、新品种，帮助农民解决技术难题。

二是谁来从事农业生产。我国已有的非农化对增加农业剩余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但非农化实际上包含了农业人力资本的非农化。农村流出去的是人力资本，留下来的是低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农业从业人员以女性、高年龄、低文化程度为主。这种人力资本水准与现有的农业发展水平相关，决定了在农业中使用世代相传的传统技术。在发展现代农业、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就不够了，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投入，就不可能实现农业技术现代化。通常认为，农业中引入人力资本要素就是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应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仅仅对留在农业中的农民进行投资、提高其教育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是现代农民。现代农业所需要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含量的高素质劳动力，需要从农业和农村外部引入。

对农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更需要突出迁徙途径。既要激励流出农业和农村、经过城市和非农部门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力回到农业，也要激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城市中的创新创业人才进入农村和农业部门，从而在农业中形成与现代农业技术相适合的人力资本结构。其中包括有知识、有创新精神的农民，称职的科研和技术人员，有远见的公共行政管理人员和企业家。在此基础上，需要完善职业培训政策和机制，提高培训质量，造就一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

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现代要素投入农业。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的主要激励因素是农业投入收益率。如果等量资本在农业中得不到等量收益，如果农业的比较收益太低，就不会有外部的资本投入农业。显然，提高农业收益是解决谁来种田问题的关键。只有农民富裕了，才有人去种田。

3.　农业经营和组织制度的创新

农业现代化不仅要靠技术进步，更要靠制度创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并且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紧接着农业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进一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和农村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推进农业现代化，需要有进一步的制度创新。

首先是建立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已有的农村改革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充分调动了农户经营和劳动的积极性。但是，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必然会同土地的农户家庭小规模经营发生矛盾。马克思曾经指出，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只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其弊端是：“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12页。就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来说，“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②同上。。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但由家庭承包经营。马克思所说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当前的土地小块经营中。因此，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推进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否则，农业的机械化、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现代科学在农业中的大规模应用都将成为空话。农业规模经营的路径就是土地在流转中集中。我国在实践中创造了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家庭土地承包权，允许通过流转、让渡经营权等市场化方式，将土地经营权向优势生产主体进行转移。这种制度安排还保证了农户家庭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应有的主导性地位，使农户权益在改革中得以保障、财产性收入在改革中得以拓展。农民的资产主要在地产（尽管还只是承包权）和房产，这就要求土地资产和房产流动、转让和被征用都应该得到足额的补偿或收益。农民以土地交易和土地入股等途径获取资产收益，有条件利用商业化的资产吸引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业。

其次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在已有的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土地流转和农业分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基础上推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两类：一类是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种田大户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家庭农场、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建立的农业企业等；另一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农业机械服务和科技服务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培育和构建，将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和发展方式的全面创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要求职业农民成为经营主体，还要求农民成为市场主体。分散居住、分散经营的农民，无论是在计划关系还是在市场关系中都缺乏谈判能力，没有力量保护自己合法的权益。因此，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其有组织地参与市场活动，是培育农村市场主体的关键。其中“公司 农户”的合作经营组织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实践中创造的“公司 合作社 农户”组织，更增强了农户的组织化程度。

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的今天谈农民合作组织，不是当年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合作社，而是为农户提供流通和金融服务的合作组织，如信贷合作社、流通合作社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业投入收益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保证农业的市场收益，从而提高农民获取现代要素的能力。这就要求完善农产品流通，并在价格机制上等价交换，保证农民获取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价格收益，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这需要改革农产品的流通机制、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只有农民参与的销售组织（合作社）承担农产品销售，才可能保证农民获得应有的市场收益。农户参与的合作组织进入市场，可以克服农户因分散而产生的市场不平等地位，提高农户讨价还价的谈判能力，克服农户人力资本存量较少、市场知识不足的缺陷，抗衡经济领域各环节的“歧视性”价格，避免中间商的中间盘剥。在“互联网 ”背景下，农产品进入“互联网 农业”平台，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流通，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中间商盘剥。

再次是完善农业产业组织。农业生产方式、耕作方式落后，突出表现是产业组织落后。目前的农业生产是在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中端、附加值的环节中进行的。农业收益低，主要原因是农产品以初级产品进入市场，在市场上没有地位，附加值很低。只有当农业产业组织由初级产品向中间产品乃至终产品延伸，才可能真正提高农业收益。这就提出了农业工业化要求。农业组织制度创新是重要方面，包括推进农业生产的工厂化，扩大农业生产过程的分工，延伸农产品加工链，直至延伸到物流和营销环节等终端环节。只有农民提供给市场的农产品是经过加工的农产品，也就是附加了加工价值的农产品，才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市场化农业，实现市场导向，重视专业化、特色化，根据市场导向调整农业结构。

在目前的市场条件和农民的收入水平下，单纯靠市场途径不可能提高农业收益，即使是坚持等价交换，也不可能有效解决现代要素引入农业的问题。这就要求各个方面向农业提供在等价交换以外的支持，尤其是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反哺机制。这是对于农业对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作出的贡献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