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辩论的表情（著名作家梁晓声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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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00662
出版时间2014-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8元
货号23482881
上书时间2024-10-2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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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中国国民的素质如何？
是什么现实情况造成了这种国民素质？
中国民众当下的情绪如何？
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为什么令人沮丧？
网络的兴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何看待网络中生长的“曲晦”文化？
中国思想话语的生态如何？
草根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商品简介
中国国民的素质如何？
是什么现实情况造成了这种国民素质？
中国民众当下的情绪如何？
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为什么令人沮丧？
网络的兴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何看待网络中生长的“曲晦”文化？
中国思想话语的生态如何？
草根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作者简介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等，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两千余万字。
目录
I 不完美的中国
若以好人文化来化成年人，多难的事啊！但如果这是唯一希望，那么便该有些人来做——特理想主义地做。否则又该怎么办呢？
国民心性之我见
国人辩论的表情
崇尚“曲晦”乃社会的变态
民主思想之写真
越民主，越成熟
“极左”思想是什么？
社会黑洞
故人往事
为情怀而纪念
论大学精神
龙！龙！龙！
一位法官的自白
我那小小的邮局
老茶农和他的女儿
该拿他们怎么办？
小村的往世今生
II 一个时代的入口处
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
人性薄处的记忆
知青与红卫兵
记忆的组合
这个女人不寻常
论网络文学之网
只看到的应看到的
每一只手都是拿得动笔的
大众的情绪
爱憎分明
民间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
忐忑的广场
III 中国将如何开始
人民强大了，伪“公仆”们就渺小了。人民强大了，人民就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公仆”们才能真正复归到为人民服务者的本位……
世界的丑陋
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
大官村的“海选”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近虑远忧
我的科学观
武汉的启示
“开发蓝色国土”的历史记录
关于《风云翰墨》的杂感
静好的时代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文化应该是有原则的
为好社会而写作
答众学子问
内容摘要
中国国民的素质如何？
是什么现实情况造成了这种国民素质？
中国民众当下的情绪如何？
普通人的生活在中国为什么令人沮丧？
网络的兴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如何看待网络中生长的“曲晦”文化？
中国思想话语的生态如何？
草根与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主编推荐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成，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等，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两千余万字。
精彩内容
越民主，越成熟
民主是民主国家的必修课。正如世上民主国家还很少的时候，独裁是独裁者们的日日操，专制是专制者们的“养生功”。
独裁肯定专制。但是倘一个国家挺富庶，足以养民于无虞，则独裁就不需要太铁腕，专制也就显得不怎么黑暗。在那一种情况下，独裁是可以独得比较漂亮的，连皇上和国王都愿意表现自己是明君。
唐玄宗李隆基坐天下时，宰相叫韩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韩休，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也每有冲撞和冒犯，多半是由于皇帝做了什么摆不到桌面上的事。故玄宗若欲放纵一遭，每问左右韩休知否。皇帝何以惧宰相呢？盖因韩休治国有方略，很负责任，使李隆基免操不少心。也有人暗中撺掇李隆基将韩休罢了或干脆杀掉算了，眼不见心不烦啊。唐玄宗却说出一番话——罢休杀休，反掌之事。但他替我将天下处理得如此太平，我怎么能轻率地除了他呢？
杀之随时可杀，这便是独裁肯定专制的规律；不杀是看在有用的分儿上，这便是所谓“明君”的真相。
后来韩休识趣，主动辞职了，怕李隆基迟早会找茬儿杀他，终日声色犬马，力图给皇帝一种再也不过问“政治”的印象，以使其放心。按西方民主的内涵来说，他成了个并未“免受恐惧”的自由的人。
故，说千道万——不理想的民主制度，那也显然比似乎很理想的独裁制度理想一点儿。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事实上，民主当然也是全人类社会的生命。而另一个事实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民主并非必修课，只不过是选修课。专政才是必修课，曰“人民民主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民主就很尴尬。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逐渐重视起民主来。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的政治课——民主，在中国，由选修而必修，上升到了“国课”的高度。
尽管如此，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看西方某些国家的民主，仍觉得像是“戏”，像是“秀”。我们中国人是崇尚庄重的，什么事有“戏”的成分了，有“秀”之嫌了，往往质疑其意义，认为比之于“戏”，比之于“秀”，干脆将某些事仪式化倒还严肃些。这是由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就说西方的竞选吧，你方唱罢我登场，可不像“戏”，可不像“秀”嘛。且慢取笑。那像“戏”、像“秀”的竞选，只不过在我们看来“像”，在人家，那是面向全民的公开答辩，是政治平台上的人物们，在向全民交出民主的论文。
一个国家民主化了，意味着它在政治上成功了。越民主，越成熟。然一个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年复一年，二十年、三十年、半个世纪，一百几十年后，公民们对于政治那也必然会心生冷漠的。这叫“民主冷感症”。一个民主国家一生出这种病，全民在精神上往往会“睡过去”。
竞选也罢，议会里的争吵也罢，政治人物们的互相批评、指责乃至攻击也罢，其实也都是一种竭尽全力的能动性的体现。为的是证明给人民看——我们充满活力。也为的是暗示人民——别不关心啊，我们的国家可是“公民社会”，我们在进行的事，你们都有责任参与。归根结底，我们是在代表你们进行，为你们进行。
民主国家靠竞选对民众的“公民神经”进行必要的刺激。全民的公民思想意识，才不至于在“民主后”漫长的无动感年代麻木了。
“五四”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被视为“东亚睡狮”？
叫我们“狮”，乃因我们人口多。
叫我们“睡狮”，乃因我们真的是长睡不醒。
清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地球西侧正是国国争相实现民主、社会变革天翻地覆之世纪。而清王朝的统治者们，自己却大睁双眼睽瞪国家，唯恐哪儿有人没“睡实”，或假睡。谁如果大声说：“中国怎能这样！”他们便砍谁的头。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么一种情况，谭嗣同才宁肯用自己的血惊醒中国人。可他被砍头时溅出的那点儿血，又哪够惊醒四万万中国人呢？
加上秋瑾的血，加上许多想要惊醒中国人的人的血，也只不过使少而又少的中国人醒了过来。而使更多中国人醒来的，是八国联军的坚船利炮……故我对于什么“康乾盛世”之说，是很讶然的。比照一下历史看看，不正是在那么一种所谓“盛世”前后，西方正经历着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吗？人家猛醒了，我们还睡眼惺忪的，却大言不惭地说是处在“盛世”里，这样的些个人，似乎至今还没完全睡醒……
人家在比我们早一百多年的时候就从王权的摇篮曲中彻底醒了，并且不愿看到的，便是“公民”又在民主的摇篮曲中“睡过去”了。“睡过去”了，民主也就不是民主国家的“生命”了。
我们比人家醒得晚，晚很多。故我们看人家，有时看不大懂。民主也是使一个国家不在精神上“睡过去”的一种方法。他们深谙此点。
我们则应多一份虚心，虚心地看，虚心地想。即使并不打算照搬，那也还是要虚心。我们怎么使我们的人民不在改革进程中产生政治冷感心理？
这是一个有必要思考的问题……
民间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或不和谐，主要是由民生问题来决定的。当然，这是指处理好了民族问题的前提之下。但人是高级的“动物”，只解决民生问题肯定是不够的。民生质量要求，乃是人民大众的基本权利。诸类民生诉求，皆须经由合法权利得以体现。而一涉及权利，自然也就绕不开民主。故民生与民主，是和谐社会的表里。正如一件较好的衣服要有“里子”，倘竟没有，尽管外表还中看，其实只不过是“样子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也要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然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呢？除了主流即官方一直毫不松懈地，不断加大力度所强化宣传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其他方面，估计善于自圆其说者不是太多。
1949年后，中国政治人士们一向认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理论、政权纲领、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文艺属于文化范畴，也存在于教育界；故彼人士们一向认为，连文艺也应纳入上层建筑来看待之。文艺家们，自然也便都被视为或大或小地能够影响意识形态的人们了。因而是影响国家秩序稳定与否的人们，于是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们，于是成为宠辱不由自身的人们。当然，宠也罢，辱也罢，通常还是由得自身的。歌功颂德，必受宠也。反之，成为可包容的、被警惕的或活该受辱的人。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所谓“意识形态”，不仅属于“上层建筑”，也分明属于“下层建筑”了。文化多元化已成为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并且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中国大趋势。
于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亦在所难免。
所谓意识形态，基本可分为三方面——政治人士们一定要强力推行的政治意识；知识分子们一定要努力发声的知识分子意识；民间必然存在的大众意识。
按照历史之悠久排序，民间意识形态由来久，是以上两种意识形态的母体。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都是从民间意识形态分离出去的意识形态。
“人文伊始，文化天下”，指的便是人类文明雏形乍现，民间意识形态也随之产生。其后，从民间孕育了古代知识分子，于是有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等古代思想家，起先无不是民间之一员耳。
早期的世界没有政党，只有帝王集团。他们的种种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王权意识形态——总结权谋之术和提升统治之术的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乃近代以来，政党出现以后的意识形态。
民间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三者关系怎样，决定中国更深层的社会稳定与否，和谐与否。这是深于民生问题的稳定，也是深于民生问题的和谐。
1949年以后，政治意识形态试图控制民间意识形态的一概方面，扫荡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在民间的一概思想影响。连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共同底线——比如人道主义、同情心、道德感，亦一并以政治意识形态予以批判，希望借此手段，达到政治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之目的。
政治意识形态是强势的，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是弱势的：故民间意识形态只有慑服于现实，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只有沉默无声。能利用则利用，不能利用则打压，此种独教式的政治意识形态，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民生诉求，于是成为大逆不道之事。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责任，于是被明哲保身所抵消。
但这等政治意识形态，不是起码的科学的意识形态。
因而是不可能持久的。
所以后来发生了“四五”运动。
民间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都被政治的意识形态逼得走投无路了，完全丧失意识自由的空间不符合人性。民生问题不仅是吃饭和生存的问题，还是意识的生死有无问题。
“四人帮”任意地压迫人性，那么他们的覆灭遂成必然。
历史的教训，值得政治人士们注意。
中国目前的意识形态现状乃是——电台、电视台、某些报刊，仍由政治意识形态牢牢掌控。
知识分子的意识声音，在出版方面还具有一定传播空间。标准时松时紧，空间忽大忽小。
而民间意识形态，则将网络当成了“根据地”。这“根据地”如“星星之火”，每抓住机会，形成一下“燎原之势”。一下而已，一下又一下，“燎”一下即自行熄灭，却一下比一下声势强大，不可小觑。
所以依我看来，目前之中国，似乎正形成着“三足鼎立”的意识形态局面。大幕已然拉开，“演义”还在后头。
政治意识形态仍是强势的意识形态。但分明地，已淡化了权威，再难以独步天下了。
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总体上并不能获得民间的信任。这乃因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由于经常表现出投机性、谄媚性，每每沽名钓誉的趋功近利性，在品质方面已被民间打了低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们，这自然是可悲的。但一个事实乃是，某些知识分子正开始重拾良知责任，发挥着促进社会进步的正面作用。
而民间意识形态，虽然仿佛有了“根据地”，但得来太易，也就不知普遍珍惜，往往其声芜杂，宣泄多于理性，哗众取宠的表演多于发乎内心的表达。但毕竟，有时真的伸张了正义。
总体上看，民间意识形态所表达的，基本上还是“草根”之声，而非公民之声。
哪一天“草根”阶层自觉到自己是公民了，随之明了公民与社会的权利关系与义务关系了——那么民间意识形态在品质上就“飞跃”了，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就不但会留意倾听，而且要持敬畏的态度了。
于是，中国社会之深层和谐，将会有望在相互制约中达成……
大众的情绪
时下，民间和网上流行着一句话是——羡慕嫉妒恨；也往往能从电视中听到这句话。
依我想来，此言只是半句话。大约因那后半句有些恐怖，顾及形象之人不愿由自己的嘴说出来。倘竟在电视里说了，若非直播，必定是会删去的。后半句话应是——憎恨产生杀人的意念。
确实令人身上发冷的话吧？
我也断不至于在电视里说的。
不吉祥。不和谐。
写在纸上，印在书里，传播方式局限，恐怖打了折扣，故自以为无妨掰开了揉碎了与读者讨论。
羡慕、嫉妒、恨——在我看来，这三者的关系，犹如水汽、积雨云和雷电的关系。
人的羡慕心理，像水在日晒下蒸发为水汽一样自然。从未羡慕别人的人是极少极少的；或是高僧大德及圣贤，或是不自然不正常的人，如傻子。傻子即使未傻到家，每每也还是会有羡慕的表现的。
羡慕到嫉妒的异变，是人大脑里发生了不良的化学反应。说不良，首先是指对他者开始心生嫉妒的人。由羡慕而嫉妒，一个人往往是经历了心理痛苦的。那是一种折磨，文学作品中常形容为“像耗子啃心”。同时也是指被嫉妒的他者处境堪忧。倘被暗暗嫉妒却浑然不知，其处境大不妙也。此时嫉妒者的意识宇宙仿佛形成浓厚的积雨云了，而积雨云是带强大电荷的云，它随时可能产生闪电，接着霹雳骤响，下起倾盆大雨，夹着冰雹。想想吧，如果闪电、霹雳、大雨、冰雹全都是对着一个人发威的，而那人措手不及，下场将会多么的悲惨！但羡慕并不必然升级为嫉妒。正如水汽上升并不必然形成积雨云。水汽如果在上升的过程中遇到了风，风会将水汽吹散，使它聚不成积雨云。接连的好天气晴空万里，阳光明媚，也会使水汽在上升的过程中蒸发掉，还是形不成积雨云。那么，当羡慕在人的意识宇宙中将要形成嫉妒的积雨云时，什么是使之终究没有形成的风或阳光呢？文化。除了文化，还能是别的吗？一个人的思想修养完全可以使自己对他者的羡慕止于羡慕，并消解于羡慕，而不在自己内心里变异为嫉妒。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是文化现象。文化可以使一个人那样，也可以使一些人、许许多多的人那样。但文化之风不可能临时招之即来。文化之风不是鼓风机吹出的那种风，文化之风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是逐渐的。当一个社会普遍视嫉妒为人性劣点，祛妒之文化便蔚然成风。蔚然成风即无处不在，自然亦在人心。
劝一个人放弃嫉妒，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劝一个人放弃嫉妒非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没有点儿正面文化的储备难以成功。起码，得比嫉妒的人有些足以祛妒的文化。莫扎特常遭到前一位宫廷乐师的强烈嫉妒，劝那么有文化的嫉妒者须具有比其更高的文化修养，他无幸遇到那样一位善劝者，所以其心遭受嫉妒这只“耗子”的啃咬半生之久，直至莫扎特死了，他才获得了解脱，但没过几天也一命呜呼了。
文化确能祛除嫉妒。但文化不能祛除一切人的嫉妒。正如风和阳光，不能吹散天空的每堆积雨云。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名北军将领由于嫉妒另一位将军的军中威望，三天两头向林肯告对方的刁状。无奈的林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某日对那名因嫉妒而怒火中烧的将军说：“请你将那个使你如此愤怒的家伙的一切劣行都写给我看，丝毫也别放过，让我们来共同诅咒他。”
那家伙以为林肯成了自己同一战壕的战友，于是其后连续向总统呈交信件式檄文，每封信都满是攻讦和辱骂，而林肯看后，每请他到办公室，与他同骂。十几封信后，那名将军省悟了，不再写那样的信，羞愧地向总统认错，很快就动身到前线去了，并与自己的嫉妒对象配合得亲密无间了。
省悟也罢，羞愧也罢，说到底还是人心里的文化现象。那名将军能省悟，且羞愧，证明他的心不是一块石，而是心宇，所以才有文化之风和阳光。
否则，林肯的高招将完全等同于对牛弹琴，甚至以怀化铁。
但毕竟，林肯的做法，起到了一种智慧的文化方式的作用。
前苏联音乐家协会某副主席，因嫉妒一位音乐家，也曾不断向勃列日涅夫告刁状。勃氏了解那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积怨，也很反感那一种滋扰，于是召见他，不动声色地说：“你的痛苦理应得到同情，我决定将你调到作家协会去！”——那人听罢，立即跪了下去，着急地说自己的痛苦还不算太大，完全能够克服痛苦继续留在音协工作……因为，作家协会人际关系极为紧张复杂，帮派林立，似狼窝虎穴。
勃氏的方法，没什么文化成分，主要体现为权力解决法。而且，由于心有嫌恶，还体现为阴招。但也很奏效，那音协副主席，以后再也不用告状信骚扰他了。然效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嫉妒仍存在于那位的心里，并没有获得一点点释放，更没有被“风”吹走，亦没被“阳光”蒸发掉。而嫉妒在此种情况之下，通常总是注定会变为恨的——那位音协副主席同志，不久疯了，成了精神病院的长住患者，他的疯语之一是：“我非杀了他不可！”
一个人的嫉妒一旦在心里形成了“积雨云”，那也还是有可能通过文化的“风”和“阳光”使之化为乌有的。只不过，善劝者定要对那人有足够的了解，制定显示大智慧的方法。而且，在嫉妒者心目中，善劝者也须是被信任受尊敬的。
那么，嫉妒业已在一些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将又如何呢？
文化之“风”和“阳光”仍能证明自己潜移默化的作用。但既曰潜移默化，当然便要假以时日了。
若嫉妒在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人心里形成了“积雨云”呢？
果而如此，文化即使再自觉，恐怕也力有不逮了。
成堆成堆的积雨云凝聚于天空，自然的风已无法将它吹散，只能将它吹走。但积雨云未散，电闪雷鸣注定要发生的，滂沱大雨和冰雹也总是要下的。只不过不在此时此地，而在彼时彼地罢了。但也不是毫无办法了——后的办法乃是向“积雨云”层发射驱云弹。而足够庞大的“积雨云”层即使被驱云弹炸散了，那也是一时的。往往上午炸开，下午又聚拢了，复遮天蔽日了。
以自然界律吕调阳云腾致雨之现象比喻人类的社会，那么发射驱云弹便已不是什么文化的化解方法，而是非常手段了：如同是催泪弹，高压水龙或真枪实弹……
将嫉妒二字换成“郁闷”一词，以上每一行字之间的逻辑是成立的。
郁闷、愤懑、愤怒、怒火中烧——郁闷在人心中形成情绪“积雨云”的过程，无非尔尔。
郁闷是完全可以靠了文化的“风”和“阳光”来将其化解的，不论对于一个人的郁闷，还是成千上万人的郁闷。
但要看那造成人心郁闷的主因是什么。倘属自然灾难造成的，文化之“风”和“阳光”的作用一向是万应灵丹，并且一向无可取代。但若由于显然的社会不公、官吏腐败、政府无能造成的，则文化之“风”便须是劲吹的罡风，先对起因予以扫荡。而文化之“阳光”，也须是强烈的光，将一切阴暗角落一切丑恶行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文化须有此种勇气，若无，以为仅靠提供娱乐和营造暖意便足以化解民间成堆的郁闷，那是一种文化幻想。文化一旦这样自欺地幻想，便是异化的开始。异化了的文化，只能使事情变得更槽——因为它靠了粉饰太平而遮蔽真相，遮蔽真相便不能不制造假象。
那么，郁闷开始在假象中自然而然变为愤懑。
当愤懑成为愤怒时——情绪“积雨云”形成了。如果是千千万万人心里的愤怒，那么便是大堆大堆的“积雨云”形成在社会上空了。
此时，文化便只有望“怒”兴叹，徒唤奈何了。不论对于一个人一些人许许多多千千万万的人，由愤怒而怒不可遏而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往往是迅变过程，使文化来不及发挥理性作为。那么，便只有政治来采取非常手段予以解决了——斯时已不能用“化解”一词，唯有用“解决”二字了。众所周知，那方式，无非是向社会上空的“积雨云”发射“驱云弹”……
相对于社会情绪，文化有时体现为体恤、同情及抚慰；有时体现为批评和谴责；有时体现为闪耀理性之光的疏导；有时甚至也体现为振聋发聩的当头棒喝……
但就是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正派的文化，也是从不对人民大众凶相毕露的。因为它洞察并明了，民众之所以由郁闷而愤懑而终于怒不可遏，那一定是社会本身积弊不改所导致。
集体的怒不可遏是郁闷的转折点。
而愤怒爆发之时，亦正是愤怒开始衰减之刻。正如电闪雷鸣一旦显现，狂风暴雨冰雹洪灾一旦发作，便意味着积雨云的能量终于释放了。于是，一切都将过去，都必然过去，时间长短罢了。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前，文化一向发挥其守望社会稳定的自觉性。这一种自觉性是有前提的，即文化感觉到社会本身是在尽量匡正着种种积弊和陋制的——政治是在注意地倾听文化之预警的。反之，文化的希望也会随大众的希望一起破灭为失望，于是会一起郁闷，一起愤怒；更于是体现为推波助澜的能量。
在大众情绪转折之后，文化也一向发挥其抚平社会伤口、呼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但也有前提，便是全社会首先是政治亦在自觉地或较自觉地反省错误。文化往往先行反省。但文化的反省，从来没有能够代替过政治本身的反省。
文化却从不曾在民众之郁闷变异为愤怒而且怒不可遏的转折之际发生过什么遏止作用。
那是文化做不到的。
正如炸药的闪光业已显现，再神勇的拆弹部队也无法遏止强大气浪的膨胀。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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