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中国 新版插图增订版

本书是歌德研究学者、第三代歌德研究领军人物杨武能教授的代表作，本书1991年曾收入三联书店“读书文丛”出版，当时只有8万字。后增加扩展了1倍的内容于2017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在学界影响深远。本书分为“歌德与中国”和“歌德在中国”上下两篇，介绍17-18世纪西欧人特别是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以及歌德对近100年来现当代中国留下的烙印。季羡林先生曾为此书作序。

杨武能，四川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兼外语学院教授、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点博士导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歌德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
    曾获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 “国家功勋奖章”、联邦德国终身成就奖性质的学术大奖“洪堡奖金”以及世界歌德研究领域奖“歌德金质奖章”。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广受好评的译著有《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诗选》《歌德谈话录》《海涅诗选》《茵梦湖》《格林童话全集》《豪夫童话全集》《特雷庇姑娘》《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嫫嫫（毛毛）》等数十种，《歌德与中国》是杨武能教授关于歌德研究和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目  录

季羡林先生序 / 001

自序 / 005

上编 歌德与中国

*一章 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中国热”

——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历史文化背景 / 003

*一节 “中国热”的表现 / 005

一、兴起追求中国时髦的Chinoiserie / 005

二、热衷于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籍 / 008

三、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精神、文化学术和社会现实 / 013

四、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 / 018

第二节 产生“中国热”的原因 / 026

一、历史、政治和社会原因 / 027

二、哲学、精神和思想原因 / 028

三、物质层面的原因 / 028

第二章 歌德

——“魏玛的孔夫子” / 036

*一节 “中国热”影响下的魏玛 / 036

第二节 歌德与魏玛 / 048

一、歌德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了解 / 050

二、歌德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 060

三、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 / 073

第三章 歌德和他的著名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 / 083

一、《中德四季晨昏杂咏》诞生始末 / 084

二、《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思想情感内涵 / 086

三、《中德四季晨昏杂咏》的中国因素 / 096

第四章 歌德论“世界文学” / 099

一、歌德不同时期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 / 100

二、歌德何以能个提出“世界文学”的伟大构想 / 102

三、歌德“世界文学”构想的丰富内涵 / 108

下编 歌德在中国

第五章 百年回眸：歌德在中国的译介、研究和接受 / 115

一、洋务运动和中国人对歌德的初了解 / 117

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歌德作品的早期中译 / 131

三、五四运动和我国介绍与研究歌德的次高潮 / 144

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歌德热”的余波 / 188

五、新中国成立后歌德地位和影响的升降沉浮、大落大起 / 198

六、1999年歌德诞辰二百五十周年在中国 / 224

第六章 歌德与中国现代文学 / 228

一、《维特》与中国书信体小说 / 228

二、《子夜》妙用《维特》 / 235

三、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歌德 / 242

第七章 郭沫若与歌德 / 257

一、“歌德翻译家”郭沫若 / 257

二、郭沫若所认识的歌德 / 267

三、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 / 273

四、郭沫若——“中国的歌德”？ / 281

第八章 为大师造像——中国诗人笔下的歌德 / 298

第九章 歌德与我们 / 320

一、今日中国：“歌德已经死了”？

——歌德与当代中国青年 / 320

二、“去受苦，去哭泣，去享受，去欢乐！”

——记当代中国的歌德译介者 / 336

第十章 歌德在中国接受的新纪元 / 351

重订感言：道路寂寞、漫长而无止境 / 363

不能不做的补记 / 366

附录1 四川与歌德 歌德与四川杨武能 / 373

附录2 汉学家克拉普洛特及其他

——答×先生 / 396

附录3 歌德生平和创作年表 / 408

参考书目 / 414

本书是歌德研究学者、第三代歌德研究领军人物杨武能教授的代表作，本书1991年曾收入三联书店“读书文丛”出版，当时只有8万字。后增加扩展了1倍的内容于2017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90年代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在学界影响深远。本书分为“歌德与中国”和“歌德在中国”上下两篇，介绍17-18世纪西欧人特别是歌德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中国文化对歌德的影响，以及歌德对近100年来现当代中国留下的烙印。季羡林先生曾为此书作序。

杨武能，四川外国语大学原副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兼外语学院教授、文学与比较文学博士点博士导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项目“歌德及其汉译研究”首席专家。
    曾获联邦德国总统颁授的 “国家功勋奖章”、联邦德国终身成就奖性质的学术大奖“洪堡奖金”以及世界歌德研究领域奖“歌德金质奖章”。中国译协“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毕生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广受好评的译著有《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歌德诗选》《歌德谈话录》《海涅诗选》《茵梦湖》《格林童话全集》《豪夫童话全集》《特雷庇姑娘》《魔山》《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嫫嫫（毛毛）》等数十种，《歌德与中国》是杨武能教授关于歌德研究和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章德国和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中国热”

——歌德认识中国并受其影响的历史文化背景

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16世纪和17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由于葡萄牙商人打开了从印度前来中国的海上航路，中西交流较前方便多了。接着，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涌来中国，据统计，到1780年为止，仅耶稣会一个教派派遣的神父和一般传教士就达四百五十六名之多。他们大都学识渊博。为了取得明清朝廷和士大夫阶层的信赖，他们在宣传耶稣基督的教义的同时，还有意识地向人们介绍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像意大利人利玛窦、闵明我，法国人金尼阁、杜哈德和德国人汤若望等，都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在他们影响下，我国明清之际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一批学习和引进西学的著名学者。

然而，中西文化交流这次高潮的主要流向，却是自东而西的。通过传教士们的大量报道、著述和通信，中央之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发达、道德高尚以及康熙时代政治清明的情形，详细地介绍到了西方，使三十年战争（1618-1648）前后历经劫难的人们惊羡不已，由此造成了持续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在德国，这“中国热”于歌德出生前后的启蒙运动和洛可可时期，达到了它的顶点。

节 “中国热”的表现

一、兴起追求中国时髦的Chinoiserie

“中国热”明显和充分地表现在人们普遍地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仿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至形成一种时髦，即所谓Chinoiserie（汉风、中国风）。当时源源传入欧洲的除去早已闻名的丝绸和茶以外，还有瓷器、漆、漆器、糊壁纸、皮影戏乃至轿子，等等。人们不但从中国大量进口这些东西，还竭力自行仿制，例如1709年在德国迈森，伯特格尔（B.ttger）在国王施塔克（ August der Starke）支持甚至是逼迫下，经年累月地摸索、试烧，终于烧制成了窑中国式的瓷器；自那以后，迈森这个地方一直以出产精美瓷器闻名全欧。

人们不但引进中国器物本身，还引进使用它们的排场和方式，例如1727年，维也纳皇宫中就下了一道懿旨，规定只有皇上的御轿才允许是黄色的，其他官员、贵族的轿子一律为黑

色，等等，以通过颜色和造型来区分坐轿人的品级。在德国，也曾时兴过坐轿子，据记载，科伦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Clemens August）就喜欢像个中国大老爷似的让人抬着去巡视自己的教区；而迟至1861年，纽伦堡的市政府还郑重其事地颁布了一套坐轿子的新规定。与此同时，中国园林建筑艺术也在 17世纪传入欧洲，先得到法王路易十四的赞赏，1870年在凡尔赛建起了中国情调的特里亚侬宫（ Trianon）；随后又传到英国，与重视自然天成、反对雕琢修饰的英式庭园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中英合璧的新风格。这种风格很快也在德国流行开来。于是，在波茨坦的无忧宫（Sanssouci），在慕尼黑的水仙宫（Nymphenburg）和英国公园，在卡尔斯鲁厄的雉园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皇家宫苑和庭园中，都出现了亭、榭、塔、桥等中国式的建筑以及曲径假山。

二、热衷于翻译出版关于中国的著述和中国经籍

然而，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这些物的方面，还渴望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以及文学等也有所了解。因此，“中国热”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大量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籍，包括传教士的著述、商人的报告和旅行家的游记。除去1298年问世的马可·波罗的《东方旅行记》再次得到印行并引起极大重视以外，新出版的重要著述又有：1.奉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派遣于1580年来到中国的奥古斯丁派传教士门多萨（ F. L. G.de Mendoza），于1585年在罗马出版《支那王国述新》，这部书四年后就出版了德文版，其名为Neue Beschreibung des K.nigreichs China；2. 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 N. Trigault）于 1615年出版《耶稣会在华开教史》，此书两年后出版了德文版 Historia von Einfuehrung der christlichen Religion in dass gro.e K.nigreich China durch die So-cietet Jesu；3. 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 Martini）于1654年出版《鞑靼战争史》，次年又出版了《中国新地图》（ Novus Atlas Sinensis）； 4. 1665年，出版了荷兰人诺依霍夫（Neuhof）的《使华游记》，这部书附有许多他自己绘制的铜版画插图，使西方人对中国次有了直观的认识；5. 1677年，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 Kircher）用拉丁文出版了《中国图志》（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此书内容更深刻，插图更丰富，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百科全书”；6. 1696年，法国耶稣会士李明（L. D. Le Comte）发表《关于中国目前状况的新观察报告》（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a），此书译成德文出版题名为《今日中国》（Das heutige sina）。

在大量印行这些西方人自己的著述的同时，人们也开始翻译介绍中国的经典。先出版的是耶稣会士殷铎泽（P. Intorcetta）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1662）和《中庸》（1673）。接着，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 Couplet）又重译了这两部典籍和新译了《论语》，收在他著的《孔子哲学》一书中（此书出版于1680年后不久，所用语言也是拉丁文）。 1711年，在布拉格印行了拉丁语的《中国六经》（Sinensis im-perii libri classici sex），除收柏应理上述三种译著外，还收了比利时耶稣会士卫方济（F. Noel）新译《孟子》《孝经》和《三字经》。总的来看，17世纪和18世纪被介绍到西方的，还只限于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经籍。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J . B . Du Halde）的《中国详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这部1735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对开本巨著，不仅如原文题名所标示的那样包含着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民俗、科技等方面的丰富内容，而且还收进了译成法文的元曲《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的四个短篇小说以及十几首《诗经》里的诗。也就是说在《中国详志》里，欧洲人次直接读到了中国的文学作品，虽然它们的翻译都不怎么好，特别是《诗经》里的那些诗，拿陈铨的话来说更叫“闹得一塌糊涂”。

继《中国详志》之后，1761年又出版了英国商人威尔金森（J. Wilkinson）翻译、珀西（ T. Percy）润色的《好逑传》；珀西是以在美国刊行英国的《古诗笺存》著名的杰出作家，经他润饰的译文相当不错。此后，到了19世纪初，还出版了英国人汤姆斯（P. P. Thoms）翻译的《花笺记》（1824）和法国人锐慕萨（A. Reémusat）翻译的《玉娇梨》（1826）。所有这些在中国文学中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乃至三流的作品，在欧洲曾经十分流行，歌德也全都读过。

这些介绍中国的书籍以及中国经典与文学作品的大量翻译出版和流传，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不只增进了人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还唤起了不满现状的学者文人对于远在东方的文明礼义之邦的无限钦敬和渴慕。由此便导致了“中国热”的第三个表现，那就是在启蒙运动和洛可可时期，出现了许多积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主张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和虚心向中国学习的重要思想家和学者。

三、积极研究中国的思想精神、文化学术和社会现实

德国启蒙运动早期的代表人物托马修斯（ Ch. Thomasius， 1655-1728），他在1689年以前就读了柏应理出版的《孔子哲学》以及收在里边的《大学》《中庸》和《论语》，并且对儒家的哲学思想做过详细的评论。但他还说不上对中国哲学有深刻的认识，因此对之评价也不很高。

真正对中国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研究、对中国称赞备至的是莱布尼茨（G. W. V. Leibniz，1646-1716）。早在1666-1667年在纽伦堡学习的时期，他已接触到了诸如基歇尔的《中国图志》之类的出版物。他还通过朋友，向一位叫缪勒（A. Müller）的也可能是欧洲早的汉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问题。1669年，莱布尼茨已发表篇谈论中国的文章。1687年，他读到了《孔子哲学》这部书，对孔子十分钦佩。但作为莱布尼茨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则是他1689年在罗马遇见从中国回来的耶稣会传教士闵明我（Ph. M. Grimaldi）。从闵明我的口中，莱布尼茨自称“得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皇帝本人以及他那非常进步的人民的十分可贵的消息”。通过与闵明我的交往，莱布尼茨心中燃起了对于有关中国的新知识的越来越强烈的渴望。他阅读了一切能得到的有关中国的书籍，潜心钻研中国的经典。1692年，闵明我接受康熙的邀请，再次动身前往中国，以便接替已故南怀仁（F. Verbiest）原任的钦天监监正的职务。他刚离开罗马，莱布尼茨就已寄出一封长信，向他提出了三十个有关中国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可谓无所不包。从此，莱布尼茨与闵明我以及其他许多传教士书信往来不断，直至1705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才渐渐疏远。

1697年，莱布尼茨用拉丁文出版了著名的《来自中国的消息》（Novissima Sinica，亦译《中国近事》《中国新事》）。这部在当时极受欢迎、很快便获得再版的书，收集了关于中国的报道、通信和文献（如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 条约》），以及一些当时在欧洲难得一见的图片资料，如西安府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北京的观象台和穿着满清官服的汤若望的画像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序言中，莱布尼茨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西方长于思辨哲学、理论科学以及军事技术，中国长于伦理哲学、政治哲学、礼义道德；认为中国（Tschina）和欧洲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个高峰，只要两者结合起来，便可达到完美的和谐，实现世界的大同；强调西方要向中国学习，在学习许多具体的东西之前，首先要学习中国的实践哲学和养身之道。他说：“鉴于欧洲的道德沦丧的情况日趋严重，简直没个尽头，我就觉得几乎有必要将中国人的传教士请到我们这儿来，向我们传授自然宗教的教义和实践，正如我们派人去向他们传播启示的教义一样。因此我想，设若选一位贤明的人来做裁判，要他判定的不是三位女神中哪位美，而是判定哪一国的人民秀的话，那他一定会把金苹果扔给中国人的，因为我们仅仅只在一个非人力的方面，即在我们神赐的对于基督的信仰这一点上，才优越于他们。”

经过莱布尼茨这位大学者的积极宣传和推崇，中国成了人 们向往的理想乐土，康熙皇帝 ——《来自中国的消息》第二版加进了白晋（J. Bouvet）绘的他四十一岁时的肖像 ——就成了人们景仰的贤明圣君，儒家哲学就得到进一步的介绍和传播。

作为莱布尼茨的后继者，克里斯蒂安 ·沃尔夫（ Ch. Wolff，1679-1754）这位德国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以创立理性主义的理论体系而著称于世。他在研读了儒家的经籍以后，对其重理性、重实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极为赞赏，对其“以德化民”“爱民如子”的政治主张和国家哲学十分推崇。他相信，只要实践这些思想和主张，便可挽救颓败的世风，祛除时弊，而不是如当时流行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等待上帝的恩典和拯救。1721年，他在接受哈雷大学副校长职务的典礼上做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Oratio de Sinarum philosophia practica）的报告，大胆地阐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为此，他被当局斥为“无神论者”，不但失去了大学副校长的职务，还被驱逐出哈雷市。但是沃尔夫的《中国的实践哲学》却流传开来，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740年又由其他人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出版，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在这篇报告中，古老的儒家哲学在西方次得到了系统、全面和详细、深入的阐述。

在全欧范围内，还有伏尔泰和狄德罗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热情景仰者和传播者。伏尔泰视孔子为自己的思想的先驱，认为他是“自然的原始启示”的化身，说他认识了“的存 在”的意义，因而也完成了一个人在世上所能完成的伟大的业绩，自称“我非常专心地读了他的书，在这些书中谈的都是纯净的道德”。狄德罗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甚至将孔子置于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之上。一次，他在海牙和人谈到中国的古代贤哲时说：“荷马是个糊涂蛋，普利琉斯（古罗马学者）是个大傻瓜，中国人才是可敬的君子。”至于伏尔泰还将我国的元曲《赵氏孤儿》改编成《中国孤儿》搬上欧洲舞台，则也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四、假中国人之名杜撰讽喻现实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