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 组织、观念与方法

本书集中了近年来我的研究工作，议题的重心在广义“治理”的理念、方法和组织形态，具体对象涉及国家治理、组织治理实践、组织环境的变迁与治理方式的冲突、基层社会冲突的治理原则、治理研究追求的目标，等等。
　　我把社会治理看成是一种可认识的知识，力图揭示它的观念由来、历史演变、组织结构和模式特点，尤其希望做出一些事关基础的澄清，因为这些基础问题，已经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构成重大挑战。
　　所谓基础问题，在我看来，是有关治理规则以及背后的伦理原则；组织构架及其政策执行的动力来源；社会结构变化与治理体系的关系；利益平衡机制和冲突处理的实践形式；将社会内聚为整体的观念及组织纽带之性质。
　　我在书中的不同部分讨论了这些内容，期待得到读者的批评。
　　白中林和左雯敏对文集的出版和编辑贡献良多，董彦峰对数据整理和制图付出大量劳动，他们的工作帮助我避免了很多错误，特为致谢。

总体而言，本书集中了作者近年来我的研究工作，议题的重心在广义“治理”的理念、方法和组织形态，具体对象涉及国家治理、科层组织治理、社会冲突治理等等。作者把社会治理看成是一种可认识的知识，希望揭示它的观念由来、历史演变、组织结构和方法特征，尤其需要做出一些事关基础的澄清，因为这些基础问题已经对治理能力的提升构成重大挑战。与经济发展成就相比，中国的社会治理出现滞后，一系列问题正在显现。它们是什么问题？由什么原因造成？《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使用来自基层社会的历史档案、案例实践或统计资料，展现不同时期治理体系的变化，通过对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及模式方法的分析，解答上述两个问题。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法团主义》  《利益组织化单位》  《基层政权》《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 。主编 《国家与社会》  《身份认同：理念 态度 理据》《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观》《社会组织化：案例研究》。

序言
社会治理面临挑战
案例分析的目标
——从故事到知识
制度的品德一
社会整合纽带比较
——文化与政治
个体与公共的关联通道
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
构造组织观念
——自我检查和审干（1952-1960）
双重治理体系的瓦解
二元整合秩序
——一个财产纠纷案的分析
组织分化与政治整合
——缺失组织关联的社会类别
反应性治理
参考文献

总体而言，本书集中了作者近年来我的研究工作，议题的重心在广义“治理”的理念、方法和组织形态，具体对象涉及国家治理、科层组织治理、社会冲突治理等等。作者把社会治理看成是一种可认识的知识，希望揭示它的观念由来、历史演变、组织结构和方法特征，尤其需要做出一些事关基础的澄清，因为这些基础问题已经对治理能力的提升构成重大挑战。与经济发展成就相比，中国的社会治理出现滞后，一系列问题正在显现。它们是什么问题？由什么原因造成？《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使用来自基层社会的历史档案、案例实践或统计资料，展现不同时期治理体系的变化，通过对治理理念、组织结构及模式方法的分析，解答上述两个问题。

张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代表作：《法团主义》  《利益组织化单位》  《基层政权》《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 。主编 《国家与社会》  《身份认同：理念 态度 理据》《转型中国的社会公正观》《社会组织化：案例研究》。

《社会治理：组织、观念与方法》：
　　多年前北京的学生到贵州山区调研，一位没有出过山的高寿老人听说学生们从京城来，问道：“我耳背眼花，腿脚不便，出不了门，不知现在是哪个皇帝当朝呢？”学生们惊讶老人的问题，皇帝已经不在一个世纪以上，和老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老人的认同还在。这种认同的来源是文化关联——共同的血脉、语言、祖先、传统和历史共同体意识。
　　文化认同纽带的基本特点，是将历史传承关系作为联系铸成社会共同感，通过意识形态教化和传统价值观得到维系。文化认同在个人意识层面广泛而牢固，如同祭拜家族祖先，进而广义上的祭拜先人和先世皇帝，都在维系子民对同宗同祖的认同和归属感。这一认同的基础是共享同质性特征，特别是血缘和地缘的由来和历史关系。比如前述老人承认自己为炎黄的子孙、皇帝的子民，和其他人一样，具有相同文化和血脉，但是显然，皇权政体和民众生活的具体互动，尤其是和他们的需求满足关联微弱。除了突发性赈灾，皇权和民众生活的日常需要及权益保护基本无关，所以老人并不知道、甚至也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
　　那么，谁来满足国民生活需求？是他身边临近的组织，比如家族、宗族和村社共同体。这些组织比起“国家”更被国民生存所依靠，二者利益攸关，因而关系持久稳固。所以，这类组织遇到侵犯等同于对国民生存的威胁：人们会感到自己的权益财产将失去安全，要奋起保护之。但外来武力对皇家的威胁，虽然具有象征的民族侮辱含义，却无关劳工切身权益的伤害，因为他们的需求并非依靠公共社会获得满足，他们的权利也并非由“国家”负责保护。他的生存权益兑现和“国家”关联甚小，承担这一职责的是他们身边的初级社会组织。
　　我称这样的社会组织化现象为文化整合，其形成成员内聚的力量，来源于文化共同体——共同的历史和血脉纽带、亲缘关系及其扩展形式——家族、地缘、宗族和种族关系依赖。人类早期的群体内聚依靠这一机制完成，是因为当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彼此的责任没有从初级组织中分化出来，交由公共组织承担，并经由公共财政和公共税制、特别是法治等现代制度来支撑。
　　文化认同作为纽带达成社会整合的特点是：民众对于“国家”权力中心的认同，基于文化历史的联系、而非实际权益的联系。皇权的至上受到天理支撑，但和民众实际生存有关的权益管辖，即承担现代意义上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是一些基层组织。这些组织数量很多，有层级差别，但互不隶属，各相疏离，规则各异。虽然从上到下，在每一个地区，都建有名义上的“国家”管理机构，但如果进一步审视它的实际成效，就会发现，这些组织实际上的运作原则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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