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征服

初看之下，西班牙在16世纪初征服了美洲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明证，证实了即使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实力对比时，西方军事优势也可以成功地支撑起帝国的开拓。征服者的军队规模如此之小，处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土地上，却不断地战胜数以万计的美洲军队，摧毁了两个帝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依靠奴役和种族灭绝，西班牙人获得了大量新的土地、人口和收入。军事革命论若是真的有效，那必然是在此处显现了。除了本身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之外，西班牙征服者的胜利还常常影响人们对欧洲扩张的整体看法：“哥伦布的经历超越了地理界限，成为近代早期欧洲扩张的主要象征。”

只要我们对西方与地中海地区、非洲和亚洲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稍有了解，就能知道军事革命论是多么站不住脚。但是，在考察其他地区之前，还是先仔细考察美洲吧。这里我们并非要总结历史记录，而是要评估历史事实与军事革命论的相关性，并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值得注意的点是征服者的数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战役高潮时，科尔特斯（Cortes）带进墨西哥的士兵仅有900人，而1532年皮萨罗（Pizaro）在秘鲁时手下只有170人。他们以少胜多的战绩经常被拿来证明西方在技术或组织上占据优势，但这一事实本身恰恰排除了军事革命论作为西班牙征服的有力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人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军队上的。如前所述，军队的规模是将军事革命论这一论点的纯军事层面与创建现代主权国家联系起来的关键。有人可能会辩称，由于西班牙人有当地盟友的帮助，后在阿兹特克帝国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击败阿兹特克人的军队人数大约有7万之多。但这些盟军与军事革命论中所说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常备职业军完全不同。

西班牙军队规模小，是因为他们像哥伦布踏上早的探索之旅时一样，基本上都是私人力量。西班牙国王授权这些私人力量远征，条件是他们所发现的土地要归国王所有，土地上的居民要接受教会的洗礼，而开发新领土的权利在一段时间内按照一定安排（委托监护制）分配给那些用自己的资本和生命冒险参与探险的人。比如对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的早期征服与殖民，“远征的资金是通过冒险家和银行家之间订立的合约来募集的，因为扩张始终是一种伴有风险的生意”。亨利·卡门（Henry Kamen）接着评论道：

西班牙没有派出一支军队参加“征服”。西班牙是通过一小群冒险家的零星努力实现其统治的，后来国王试图控制这些冒险家……多亏了委托监护制，国王能够在新大陆发起军事行动，而不需要向那里派遣军队，而事实上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能力往那里派遣军队。西班牙人在“征服”期间发起的军事行动完全依赖于私人组织。

征服事业本质上的私人性质驳斥了新大陆的胜利是由国家力量实现的观点，这里的国家力量指的是由公共财政收入供养、由王国官僚机构控制的军队。总的来说，早期的征服者甚至不是士兵，他们通常是由亲属团体招募的。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和训练指导，而这正是新式军队的基本特征。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没有军官，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正式的指挥系统。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军事优势论的支持者可以用作论据的，那就是征服者确实拿着枪而他们的敌人没有枪这个事实了。学者们经常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所讨论的技术并不仅仅是实物，也包括组织技能，甚至可能包括使技术发挥全部效能的文化特征。然而，尽管有这样的争辩，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还是倾向于将技术默认为物质技术，尤其是火枪。与之对立的问题是，如果对技术的定义变得包罗万象，纳入组织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特征，那么这个词的含义就被拓展得超出了常识的范畴，上述解释也就不具备说服力了。这就是霍夫曼给出的定义所存在的弱点，在他给出的定义中，“技术包含很多东西，而且它是被有意规定成这样的，因为它必须囊括所有可以提高胜利概率的东西”。通过技术优势来解释胜利，再把技术优势定义为一切提高胜利概率的东西，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那么，在西班牙初的征服中，技术和战术的作用是什么呢？对于军事革命论来说，这里的难点在于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军队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更接近中世纪军队而非近代军队。如上所述，他们的军队规模很小，是临时组建的，且成员不是职业军人，所以只接受过程度的操演和训练。虽然他们的确拥有一些长枪（火绳枪）和少量火炮，但绝大多数战斗还是近身作战。欧洲人所拥有的技术优势一般被认为来自征服者的钢剑和盔甲²⁷，这两种装备在欧亚大陆上已经流行了数百年。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击败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这两件事情上，“火枪没有冷兵器重要”。另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配备火器的西班牙人在不得不把武器换成棍棒之前，能打出一枪就算运气好了”，但是“有一件武器……效率无可置疑，那就是钢剑”。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也同意“其陌生感带来的初冲击力消失之后，火器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了”。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认为，即使西班牙人根本没有任何火器，这些远征的结局也是完全一样的，要知道西班牙人也使用了威力十足的十字弓。因此，就算是中世纪的十字军到达美洲，他们可能会像征服者一样成功。

当武器转向战术，火枪的角色被边缘化，战斗中不再有火力齐射，甚至在中世纪晚期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推进力量的长矛方阵也消失了。在1559年的一本关于美洲战争的小册子中，一名征服者老兵这样解释：“在美洲，战争的样式和实践与欧洲的完全不同……线形阵列、层级化军事单位及长期驻防，被用于执行搜敌—歼灭任务的小规模隐秘作战单位所替代。”如果没有火炮，那么火炮要塞也就没有必要了；还有侧舷炮战舰，就算它们在当时已被投入使用（此类战船是在批西班牙舰队和葡萄牙舰队前往美洲和亚洲后才被引入的），也就与西班牙冒险家战胜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事实上，比任何单纯的武器或者特定战斗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美洲盟友的支持。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与西班牙冒险家结盟的族群，不仅在击败阿兹特克人时提供了绝大部分军队，还提供搬运工帮助西班牙人运送补给，在西班牙的后勤支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欧洲人的成败完全解释为后勤问题，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他们如何成功地利用原住民的支持去应对后勤上的挑战。”比如，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美洲人的帮助，建造和运输用来攻击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小船，包括挖掘运河来部署这些小船，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种观点认为西班牙人在操纵中美洲政治时玩了一出漂亮的外交游戏，然而，罗斯·哈西格（Ross Hassig）认为不能被这种后见之明的观点牵着走。他指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班牙人对当地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事实更接近于西班牙人实际上被他们的盟友操纵了。然而，美洲人也没有预料到疾病的全部影响，以及西班牙人后的背叛：双方都处于一无所知的境况中。这种情况被称作“双重错估”：“文化交流的双方都假定某种形式或概念以与他们自身文化传统相近的方式运作，而对另一方的解读不了解或者没有加以重视。”因此，尽管西班牙人后来认为当地人已成为国王的忠实臣民，但后者认为统治他们的是自己的首领。

在讨论当地盟友的重要性时，霍夫曼提出了尤为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人正是靠着先进的武器才赢得了盟友的支持，就这一点来看，“与他（科尔特斯）结盟的决定实际上恰恰证明他拥有技术力量，而非证明技术无关紧要。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葡萄牙人的亚洲盟友”。对此，我可以做出两点回应。首先，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制造钢剑和盔甲是关键的技术，这两项技术虽然对于美洲人来说是新鲜的，但在欧亚大陆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这里没有任何近代因素。其次，即使军事优势可能是征服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仍然远远不如疾病和当地盟友重要。

有关西方兴起的传统解释之一，是强调近代早期欧洲在军事上具有的优势。沙曼的研究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论点的不足，并使欧洲中心论的偏见显露无疑，他的著作将改变你对近代早期世界的看法。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哈佛大学教授、《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作者

《脆弱的征服》用丰富的历史案例对“1500年后军事优势对欧洲的扩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观点进行了明确的反驳。书中指出，19世纪并非欧洲胜利的，而是多级世界秩序回归常态之前的一个短暂的例外时期。这一观点很能给人以启发。

——巴里·布赞（Barry Buzan），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

在这部发人深省的著作中，沙曼提出，1500—1800年之间的欧洲扩张成功地创造了世界史上的个全球体系，但欧洲人凭借的是归顺，而非征服。面对统治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型陆地帝国，从欧洲起航的小规模海上远征力量采取了遵从的态度。这本书如同一个威力巨大的棱镜，让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和现代性的多元化呈现在其折射的光芒中。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杰作，每一页都充溢着创造力。

——彼得·J.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康奈尔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