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学术思想研究

本书着重从对费孝通的思想和文本意义的阐扬这一角度，对费孝通一生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及概念进行深度挖掘和再诠释，试图找到费孝通思想的来源、根本，以及进一步贡献于未来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诸多可能性，并尝试在这样一个向度上重新思考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新创造。

本书分为方法与路径、自我与超越、危机与重建、文化与自觉、纪念与回忆这六个部分，以全面呈现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费孝通，一个作为乡土社会研究者的费孝通，一个从异域迈向本土的费孝通，一个跨越各种边界而寻求一种自我超越的费孝通，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智慧观念的费孝通，一个由文化自觉而至于文化自信的费孝通。

本书站在呼吁后来的研究者全面地对费孝通思想进行研究的立场上，秉持一种“执弟子之礼”的谦恭态度，思考费孝通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下意义。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周口师范学院兼职教授。1965年生人，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教授。2002年到2004年间，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10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起任职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现任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为《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2003）、《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8）、《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2009）、《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2011）、《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2011）、《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2017）、《文化转型人类学》（2018）。

引言
志在富民
乡土中国与理解中国
从差序格局到文化自觉
行行重行行
孤独的自我超越
人的相互看

部分方法与路径

章百年费孝通
转型中国与认识中国
不能忘却的回忆

第二章从异域迈向本土
表述异域
功能论的时代精神
马赫化的马林诺夫斯基
科学理性与非理性自我
回归本土的费孝通
迈向人民的二度转向
道路的展开而非完结

第三章相互性的理解
马林诺夫斯基预言
人类学的新时代
作为研究范式的结构功能论
范式之争

第二部分自我与超越

第四章不治而议与知识分子
活着的历史
从中国到世界
知识分子的位置

第五章玉器、巫觋与天地沟通
玉器与沟通
巫觋及其角色的转变
占有文字与支配权力
社会控制的象征体系

第六章费孝通的自我与超越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道路
实用性与中国社会学的既有性格
由“补课”而引起的反思
个人、社会与文化的融通
人“心”与“我”及对传统社会学界限的超越

第三部分危机与重建

第七章匮乏经济与规避风险
匮乏经济
乡土重建的文化症结
匮乏经济与丰裕经济
规避风险的文化
自然观的差异

第八章中国士绅与乡土重建
农民和士绅
乡土中国的损蚀
皇权与绅权的并存
乡村的新精英
我与《乡土中国》

第九章“三级跳”与乡村社会变迁
中国农村的“三级跳”
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
回归中国的理解
从实求知

第四部分多元与一体

第十章一和多
作为基本问题的一和多
乡村的一和多
民族的一和多
世界的一和多
从民族看世界和从世界看民族
一多两赋而生情

第十一章一多之争
佐藤一斋的中国观
“一”与“多”之争
民族与民族自决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多和一之间的辩证
国族之辩

第十二章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
问题的大背景
现实多元而非历史多元
一体与多元的系统性捭阖
从“多元一体”到“主体多元”
历史主义的谬误

第五部分文化与自觉

第十三章在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
1997年的文化自觉
文化相对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的西方文化再现
文化对立与文化自觉之间

第十四章文化自觉之后的觉醒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在
过度物质化的世界
文化的新物质性
后物质性时代的文化自觉

第十五章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
文化的新主张
从1.0版文化自觉到2.0版文化自信
文化自觉与文化无意识的新辨证
追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感
文化自信与文化共享
从文化自觉到费孝通的文化观

第六部分纪念与回忆

第十六章费孝通先生十年祭
乙未年的纪念
法律之下的权力
逝者难如斯
作为文本存在的费孝通
费孝通思想的关键词

第十七章何以仍旧要纪念费孝通先生？
执弟子之礼
逝者难如斯
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一个时代的纪念
直面全球化文化转型的来临

第十八章重读便是补课
重读便是补课
重读《江村经济》
八十年后的江村重访
重读《乡土中国》
再读《乡土中国》

后记

本书着重从对费孝通的思想和文本意义的阐扬这一角度，对费孝通一生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及概念进行深度挖掘和再诠释，试图找到费孝通思想的来源、根本，以及进一步贡献于未来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诸多可能性，并尝试在这样一个向度上重新思考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新创造。

本书分为方法与路径、自我与超越、危机与重建、文化与自觉、纪念与回忆这六个部分，以全面呈现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费孝通，一个作为乡土社会研究者的费孝通，一个从异域迈向本土的费孝通，一个跨越各种边界而寻求一种自我超越的费孝通，一个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智慧观念的费孝通，一个由文化自觉而至于文化自信的费孝通。

本书站在呼吁后来的研究者全面地对费孝通思想进行研究的立场上，秉持一种“执弟子之礼”的谦恭态度，思考费孝通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当下意义。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周口师范学院兼职教授。1965年生人，1998年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教授。2002年到2004年间，先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研究。2010年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1年起任职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现任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先后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为《权力与公正：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与权威多元》（2003）、《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2008）、《文化的表达：人类学的视野》（2009）、《法律与文化：法律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经验》（2011）、《本土异域间：人类学研究中的自我、文化与他者》（2011）、《结构与再生产：吉登斯的社会理论》（2017）、《文化转型人类学》（2018）。

引言

毋庸置疑，作为一介书生，费孝通是以其作品而成就其一生的，因此要研究费孝通的思想，必然要以阅读他的作品为开端，并在一定意义上去寻求这种作品的阅读跟中国当下现实之间的一种为紧密的关联，使曾经所发表文字成为对于当下的一种启示。从费孝通在差不多15岁时向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少年》杂志投稿，发表其处女作《秀才先生的恶作剧》一文开始，一直到他晚年后期，这种用一支笔去书写研究和思考心得的习惯就从来没有中断过。由此可以说，费孝通的一生也是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作者的一生，然而他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专业研究和思想上的洞见，却又远远地超乎一般作家，这些洞见，作为中国人所讲求的“三不朽”的“立言”而永久地留存在了这个世界上，并给一代又一代的后继阅读者以一种无限丰富的启迪和想象力。

志在富民

作为一位早年留学英伦，在人类学好的大学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师从世界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的中国人，费孝通通过对家乡的开弦弓村进行实地田野调查而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此后，作为一名学成归国的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踏访过除台湾、西藏之外的中国很多省、市，并游历过像印度、英美以及欧洲大陆这样的相对中国人而言的所谓异域文化之地，他用来行走的双脚从来都是牢固地站在中国这块土地之上，扎根在中国人类学的这片田野之中的。他借用自己中西合璧的知识和智慧，去呈现他自己所理解的现代世界与中国，这种理解对他而言无疑是独特的，也是富有文化比较内涵的。而他似乎在经历了一场未曾预料到的浩劫之后，突然有了一种文化理解上的顿悟，那就是有关社会科学的“人民性的立场”的选择，即将“迈向人民的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态度”而生发出的一种自我认同意义上的选择。换言之，他这里所强调的是曾经作为西方殖民产物的现代人类学这门学科，其在面对后殖民思潮的强力影响之时，所终究要遭遇到的一种反思性立场选择的这个根基性问题。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终选择了一种以学术而达致“富民”的立场，在此立场上，他将其毕生追求更进一步明确为一种文化自觉，这也就是所谓“富裕之后”的中国人民在文化上所可能出现的一种“大饥渴”，或者大自觉，乃至大发展，而这一点在他过世之后差不多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了。很显然，基于西方世界观的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现代性观念，世界范围内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而酿就的种种地方性文化逐渐丧失的惨剧变得愈演愈烈，甚至已经难于收拾了。由此而启动的一种文化上的寻根之旅，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展开，人们寻求借助文化的力量来消除西方模式给世界发展所带来的那些极大的负面影响。

18、19世纪，西方开始使用“坚船利炮”去打开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经济贸易大门，此时西方以外呼唤“本土文化的丧失”之地就变成了一种无法真正去抗拒之地，这显然跟文化之间正常交流以及融通是存在一种根本差异的。试想，如果没有“五口通商”条约的订立在先，费孝通所研究并提出的乡土社会本身，又如何能够发生一种扭转性变形而成为一个自身土壤养分外流、生存环境遭到现代生活蛀蚀的地方呢？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思想者或者社会的研究者，都是无法真正能够离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有所作为的，因此，在理解费孝通的思想时，不只是要去理解其作品，还要理解这些作品被创作出来时那个不可跨越的大时代。而就那个时代而言，费孝通可谓是不折不扣的“一介书生”，并自觉地肩负起一个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的责任。那是一个传统中国文化衰退而现代西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踏步长驱直入的时代，为此，大约早于费孝通一代人的陈寅恪专门选择了去追求一种自诩为“不今不古”的学问，而与费孝通差不多同时代或者说略早一些年的潘光旦，其所选择的研究路径则是一种安国强民的优生前提下的国民优育，并且其在学问之路上终回归到了一种“中和位育”的所谓“致中和”的传统儒家文化的道路上。而费孝通自己在这其间则取其中。虽然他或许难以完全回到被他之前一代人中的文化激进主义者所彻底打烂的、通过疑古而被否定掉的中国文化的传统之中去，但他的思维和血液已经被其浸润，难以真正地摆脱掉其影响。费孝通对蜂拥而至的中国学问大门内的西学，却是始终全力以赴地吸收并加以消化，并在从美国归来的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引领之下一步步通过对真实中国社会的研究而去理解真实中国、认识真实中国，并终达致一种回归真实中国，特别是回归到真实的中国文化之中去的曲折之路，由此而成就了他对于中西
方学术的融会贯通。

在费孝通一生的学术历程之中，能够包容不同的立场可谓他思想历程的核心，而径直地指向现实的中国问题以及应有的文化选择则是他为青睐的论题选择。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文字书写之中，他勉力把日积月累的思想一点点馈赠给了读者。这些文字，竟然在半个多世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