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鲁迅" 历史的镜像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书将鲁迅形象的生成置于20世纪中国的语境中，在此基础上考察鲁迅形象的建构与嬗变，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审思鲁迅形象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品格。同时，将鲁迅这一精神资源介入国际思想的交锋中，以此廓清鲁迅思想的中国立场，开掘其中国智慧及人类性主题。在此基础上，集中围绕鲁迅相关的理论问题展开理论分析，提出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可开掘的可能性命题。

陈国恩，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及高校学报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等18部，主编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成果多次获浙江省、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绪 论  

章 “鲁迅”形象的嬗变 

节 从“五四”到新时期 

第二节 从新启蒙到世俗社会 

第三节 消费时代的鲁迅 

第四节 形象嬗变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鲁迅”形象的建构 

节  上海时期鲁迅形象的多维建构

第二节  鲁迅弟子关于“鲁迅”的争辩

第三节   年代文学史著中的鲁迅 

第四节  境外文学史著中的鲁迅形象  

第五节  堂吉诃德在中国与中国“堂吉诃德”  

第六节  形象建构的认知视野与文化阐释  

第七节  动态文化结构中的建构与反思

第三章  现代性视野中的鲁迅

节  现代性的演进与鲁迅形象

第二节  “中国形象”重构的文化机制

第三节  鲁迅历史叙事传统的建构与延展  

第四节  鲁迅作品中的流氓形象  

第五节  《祝福》与鲁迅启蒙观的转变

第六节  《野草》的焦虑与反抗哲学实践  

第七节  伦理革命困境与传统文化绵延

第四章  鲁迅的时空意识及文学表达  

节  鲁迅小说的时间意识

第二节  “停滞中国”与鲁迅小说的时间意识  

第三节  “锁闭中国”与鲁迅小说的空间隐喻  

第四节  《长明灯》的空间形式与意义生成

第五节  散文诗《野草》的时间意识  

第五章  鲁迅形象建构的几个理论问题

节  鲁迅研究的三种范式与当下的价值选择

第二节  鲁迅“世界人”概念构成及其当代价值

第三节  儿童镜像与鲁迅“新人想象”的话语实践  

后 记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一个无法绕开的存在，本书将鲁迅形象的生成置于20世纪中国的语境中，在此基础上考察鲁迅形象的建构与嬗变，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审思鲁迅形象的文化特质与精神品格。同时，将鲁迅这一精神资源介入国际思想的交锋中，以此廓清鲁迅思想的中国立场，开掘其中国智慧及人类性主题。在此基础上，集中围绕鲁迅相关的理论问题展开理论分析，提出鲁迅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可开掘的可能性命题。

陈国恩，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及其他省部级项目十余项。在《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及高校学报上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外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等18部，主编博士原创学术论丛19种。成果多次获浙江省、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27年10月3日，鲁迅到达上海，从此开启了人生历程中又一崭新阶段。毫无疑问，上海是当时中国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是各种势力展开争夺的重要场域。谁控制了上海，在下一轮的实力角逐中必然获得优胜权。鲁迅说：“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也许翻译一点东西买卖罢。” “我在上海，大抵译书，间或作文；毫不教书，我很想脱离教书生活。心也静不下，上海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可以看出，鲁迅相继在北平、厦门、广州经历了“烦心事”之后来到上海，本想过上一种“自由职业者” 的独立生活。但是，在这一复杂的文化场域，鲁迅并没有体验到都市生活的惬意，反而感到越加苦闷和不适。曾几何时，鲁迅对上海散发出来的过于浓厚的“商业气”非常反感，想逃离出去而另选别地，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此计划终于没有付诸实施。他说：“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相，实是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Grotesque，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而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由于上海在中国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及左翼、国民党右翼、自由主义文人等都非常重视上海，上海成了他们扩大自身影响力的前沿阵地。

鲁迅的后十年，和这座“魔幻之城”形成了一种历史性关联。一方面，“上海为鲁迅提供了中西交融、古今杂存的现实场所，为鲁迅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对鲁迅的身份转型、文化选择、都市书写和文化反抗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上海也把三十年代为繁复、为严峻的生存问题、思想、文化界涉及到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并置在这个终身致力于反抗的‘精神界战士’面前，挑战了鲁迅，激发了鲁迅，也造就了鲁迅。”另一方面，“鲁迅将生命中的后十年留给了上海，上海成为他审视文化，审视人性易触及、为切近的窗口，鲁迅也将自己成熟而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夹杂在有关上海的镜像描写中，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极富创造性的城市文本，增加了上海描写的风骨和质感，使斑驳难辨物理意义上的上海具有了延展的意义。鲁迅思想的维度也因三十年代的上海而更富有锋芒，更富有痛击丑恶现实的韧性和力量，并随同乡土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完成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和转型的同构过程。”所以，学术界往往把这个时期的鲁迅称为“上海鲁迅”，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换句话说，鲁迅与上海之间早已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城与人”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提升和增值的关系。按照布尔迪厄对“资本”概念的有关理解，主要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等诸多形式，并且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具有可通约性的特点。在上海这一“都市场域”之中，各种力量竞相作用于鲁迅，他们在相互博弈和斗争的过程中，把鲁迅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资本”来进行争夺，并且企望此种“符号资本”能够转化为各种“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面对各种政治力量不同的价值诉求，鲁迅给出了针对性的回应，彼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对话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