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果之行 乍得归来

纪德的赤道非洲之行
——代译序
由 权
旅行，是纪德对自己的存在方式的一种选择。他曾向《失去本根的人》的作者莫里斯·巴雷斯发出诘问：“生于巴黎，父亲是于泽斯人，母亲是诺曼底人，巴雷斯先生，您想让我在哪里扎根呢？”接着他自己给出答案：“于是我选择旅行。”的确，他的一生都在实践这个选择，一生都未停止行走的脚步。他从来无法长期定居某地，尤其是巴黎。意大利、瑞士、北非是他常造访、小住的地方，德国、英国对他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他还曾抵达他心目中遥远的东方——土耳其，虽然那是一次失望的旅行。远方的空气、荒野的芬芳始终吸引着他上路，去接触熟悉与不熟悉的人，给予他新的活力和灵感。
如此说来，纪德在1925年7月到1926年5月做这次非洲之行似乎并不奇怪了。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他究竟为何踏上这片未开化的土地？在那里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这次旅行和之后出版的两部游记又产生了怎样的反响，对纪德个人具有什么意义？
复杂的动机

这是纪德一生中走得远的一次旅行，也是历时长的旅行之一。当他做出去刚果旅行的决定时，很多人并不理解，而且不理解的往往还是他身边的人。这种反应再自然不过了。他要去的，是一个充满各种风险的原始蛮荒之地，除了行政驻地，没有通讯手段，没有医疗保障，昏睡病、回归热肆虐，随时威胁着人的健康乃至生命，大片地区没有公路，交通要靠人力，还有些地区尚不安定……只有履职的行政官员和想去那里冒险发财的商人才会前往。正如纪德自己所言，在他乘坐的开往达喀尔的“亚洲号”海船上，恐怕只有他们是“出于兴趣”旅行的。他迫不及待地投入这场冒险旅行，犹如“库尔提乌斯纵身投入深渊”。夸大其词吗，还是真的有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有种自杀的诱惑在暗中驱使？在《刚果之行》的手稿里，他的确将出发的决心与绝望联系起来。而这种绝望只能源自纪德个人生活的隐秘悲剧。
1918年，纪德在年仅18岁的马克·阿雷格莱的陪伴下去英国剑桥待了数月。从英国回来不久，便得知了那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妻子玛德莱娜极度痛苦之下，在把纪德三十余年给她写的信一封一封读完之后，全部付之一炬。对于纪德来说，他由此失去了生命中好的那部分，说肝肠寸断毫不为过，因为那“天国的光全熄灭了”①，这天国之光，是让他的童年和少年没有完全堕入黑暗之中的力量，是他生命的意义，也是他之前所有创作的隐秘动因。玛德莱娜从此不再离开他们的庄园库沃维尔，极力与他的思想、趣味、一切，离得越来越远。妻子的冷淡和自己无效无望的努力折磨着他，深切的痛苦不时将他淹没，“她对我的态度总是好像我已经不爱她了；而我对她的态度好像她还爱着我……有时候那真是痛苦极了”①。他对人生的兴趣与她一起失去了，尽管“在别人面前不得不扮演欢乐的喜剧”，内心“却感到所有真正的快乐逐渐冷却”②。现实对他的影响简直如一场幻梦，他觉得自己没有活着，“仿佛是在真实生活的边缘上过日子”③。这种了无生趣如行尸走肉的绝望心境，他只能在自己的日记里诉说，向他成年以后亲密的朋友罗杰·马丁·杜伽尔倾吐。
这种情形下，消失在刚果这样一个一般人心目中已知世界的尽头，此念是否曾经掠过纪德的脑际？抑或相反，他是否希冀以这样危险的远行重新博得玛德莱娜的关切？反正事实是，在他启程前的数月，她确实对他重又表现出些许温情，为他的非洲之行担心。
不过，对于纪德这个备受两种相反力量撕扯折磨的人，玛德莱娜的退去虽然极度痛苦，甚至如他所说，生命对于他完全没有了价值，却恰恰让他获得了自由。正是在1918年这场悲剧发生后的几年里，纪德无论在生活还是在作品中都重建了自我。生活中，1923年，他做了父亲（但直到玛德莱娜去世后，他才正式承认自己的女儿）。文学上，原来不想在生前出版的两部作品《柯里东》和《如果种子不死》先后问世：1923年，《如果种子不死》版定稿（公开发行要等到1926年），而1917-1918年完成的《柯里东》则于1924年正式出版。这两本书，再加上《伪币犯》，是纪德要亮出自己真相的作品。对他来说，讲出真话的时候到了，他要通过这种真实话语表明自己的特殊性，也为那些一直为社会正统观念不容、遭受歧视甚至迫害的人群公开辩护。1924年夏天，《伪币犯》尚在创作期间，纪德便有了去刚果的计划，甚至想不等小说完成就出发。不过，理性终究占了上风，纪德是在《伪币犯》画上句号没几周后启程的。毫无疑问，这是放松、休整。而且，异国的植物、动物吸引着他，一片未开化的土地吸引着他，“一个没有被文明、法律、服装、习俗……改变的种族”吸引着他，他尤其希望在那里找到一个“自由的和自然的人类”。纪德这一年56岁，他的矛盾、折磨、欲望、热情、辩护，他心底里想说的一切，他认为非说不可的话，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品中都已经说了，现在，这次旅行既是暂歇、停顿，也应该是一种重新汲取养分，蓄势待发，或照他自己的说法，“返老还童”。

两个关键人物

不能不说，纪德的非洲之旅终能够成行，有两个人起了关键作用。一个是他此行的旅伴马克·阿雷格莱，一个是在法属赤道非洲地区供职的行政官员马塞尔·德·科佩。
马克·阿雷格莱在旅途中担当的是总管的角色，途中的各种杂事都由他来处理。不过，纪德这次旅行之所以带上这个旅伴，更重要的，却是要给这个25岁的年轻人一次走向成熟的机会。在此之前，这个有些随心所欲、放荡不羁的青年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他对父亲希望他从事的牧师职业毫无兴趣，也无意从事文学创作。一次有点儿类似《伪币犯》中的人物奥利维所经历的短暂职业尝试又让他情绪低落。为了让他走出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摆脱挫败感，纪德向他提议做这次远行。而纪德晚年在与让·昂鲁施进行的录音谈话中曾言，他去刚果的想法由来已久，初正是起于马克·阿雷格莱的父亲，埃利·阿雷格莱牧师。
埃利·阿雷格莱牧师是纪德家的家庭教师，也是他的朋友。他三十几年前便首次前往刚果传教。话说至此，应该明确一点了，“刚果”这个名称，在纪德前去旅行之时并不对应任何政治实体，他的脚步所至的几个地区自1910年起正式的名称是法属赤道非洲。纪德仍然沿用刚果一名的原因无疑是他的朋友的影响。而朋友的影响也并不止于一个有点儿神秘的名字，纪德在1939年为埃巴尔的《尼日尔的恶疮》写的序言中讲道：“我那时还很年轻，我的朋友传教士埃利·阿雷格莱准备再次启程去加蓬，我问他，究竟是什么促使他这样背井离乡，而法国还有那么多事有待人做？我记得，他沉默了半晌，然后答道：‘我们在那里有很多事要求得原谅。太多的情况是，我们只给土著带去了我们的文明中坏的一面；我想让他们也看到好的一面。’”纪德在旅行中，是否忆起过埃利·阿雷格莱当年的这个回答，只要读读这些旅途日记就可以做出几乎肯定的回答。让当地人看到欧洲文明中好的一面，从这种意义上说，此次旅行是传教士当年的远行的继续。而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旅伴，需要他们尽一种父亲的职责。当然，要从象征意义上来理解纪德对于马克·阿雷格莱所尽的职责，也就是一种教育，不是严苛的教育，而是自由的教育。马克·阿雷格莱的确经过这次历练，终找到了自己的志向：电影。
另一个人物马塞尔·德·科佩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此遥远而漫长的旅行，没有他的协助，其难度更加难以想象。他的出现简直犹如天意。科佩是纪德好友罗杰·马丁·杜伽尔青年时期的朋友，他在1923年6月至1924年7月间回法国本土休假，其间与纪德结识。他直到后一刻，都希望休假过后重返法属西非，更准确地说，是去几内亚。所以，纪德初的行程计划主要在几内亚地区，从科纳克里出发向通布图挺进，为期顶多三个月。但是，1924年7月底，科佩接到任命，去法属赤道非洲供职。纪德的行程因而大变，不仅远远超出初预计的规模，时间也延长到将近一年。科佩将在阿尚博堡恭候纪德，那里是纪德中途休整的地方，而且，万一遇到麻烦，那里也可做避难所。

启程之前

这样一次远行自然要做非常细致的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方面的准备。纪德开始阅读能够找到的相关书籍。其中，奥古斯特·谢瓦利埃的《法属中部非洲》、卡斯伯特·克里斯蒂的《大小动物》等便是他了解当地自然和社会情况的主要参考资料；康拉德的中篇小说《黑暗的心》使他能从一开始就对殖民地问题保持一种警觉。他在旅途中反复阅读这部作品，游记中也屡次提到此书并加以引用。《刚果之行》的献词便让我们窥见纪德对《黑暗的心》的作者的缅怀和敬意。不过，有一本书纪德是在回来之后才读到的，那就是人种学家吕西安·列维-布吕尔①的《原始思维》。他遗憾没有早发现这本书，那样在旅行中他就能更好地理解当地人的想法了。
在颇有行政事务经验的科佩的建议下，纪德从1924年夏天起开始向政界寻求支持。他与殖民部部长及其幕僚接触，其中包括左翼联盟提拔的法属赤道非洲新任总督安托内蒂。这些接触的结果，就是在启程前几周，纪德向殖民部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申请公派考察任务。这是通常的做法，而且容易获批，因为项目并不提供经费赞助。但需要时，纪德可以得到行政驻地的帮助，比如粮草补给、医疗救助、征调挑夫等等，行政部门由此则可以宣传他们的成绩。纪德在递交的申请信中既说明了行程路线（从南开始，向乍得进发，返程取道位于西南的前苏丹国泽米奥，可惜这个返程计划后来未能实现①），也提出了写作计划，针对他途经的四个主要地区，他将各撰写一篇专题研究，论述“居住在那里的人种（宗教、习俗、新旧劳动条件、公共卫生状况等），当地的资源以及为开发当地希望做出的改进”②。可见此时纪德并无确定的著书想法，这些写作计划的目的是资料性或宣传性的，虽然是申请公派项目使然，但也表明此时的纪德很愿意为殖民地的开发尽宣传之力。

深入黑暗的心脏

一切准备就绪，1925年7月19日，纪德和马克·阿雷格莱从波尔多登上“亚洲号”，开始了近一年的旅行。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论历史》一诗中写道：“1926年歌德扮成纪德游历非洲，目睹了一切。”时间虽不够精确，将纪德比作歌德的化身却说明诗人对纪德的充分认识，而即便不是目睹了“一切”，也是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行政管理不力，资金人手短缺，各种物资匮乏；劳役征调令土著（有时包括正在哺乳的妇女）背井离乡，田园撂荒，没有报酬或近乎无，生命健康毫无保障；享有特许经营权的大公司与官员勾结，肆无忌惮地剥削虐待当地人，无端监禁，滥施惩罚，甚而致死。面对这样的暴行，纪德不可能心安理得，充耳不闻，他自问：“是什么鬼使神差促使我来非洲？我本来要在这个地方寻找什么？我当时很安心。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开口讲话。”“迄今为止，我是否只是行走在谎言的屏壁内；我想走进幕后，到布景的后面去，看看后面究竟藏着什么，哪怕那很丑恶。我觉察到的就是这‘丑恶’，我想看的就是这‘丑恶’。”这是一个宣言。当行政人员限于职位、身份束缚不能讲话，当经商的殖民担心遭牵连、受刁难不愿讲话，当殖民暴行的直接受害者土著黑人害怕报复不敢讲话或者有冤无处诉时，纪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意识到自己责无旁贷，要为这些受压迫的弱者申诉。牺牲自我以表达真理，这是纪德在22岁写《那喀索斯论》时便提出的作家的伦理观。如果说那时的“真”还含有超越现象的理念的含义，如果说来非洲之前，“真”对于纪德还主要是一种心理真实、个人的真实话语，此时的真话则完全超出个人、超出文学，是对社会问题的公开表态，是对丑恶与不公发出的抗议。
纪德在了解到行政官员滥用职权，手下人大开杀戒，森林公司大肆盘剥、惩罚采胶人等令人发指的事情后，步的做法是立即给法属赤道非洲的总督安托内蒂和森林公司的上层管理者分别写信，通报情况。他也考虑是否进一步将事情诉诸媒体，引发公众舆论的关注。
当然，整个旅行中，除去这样的重大时刻，纪德还是纪德，对原始森林、异域风物以及接近自然状态的人的兴趣始终伴随着他（除了返程中地狱般的炎热煎熬之下身心俱疲的某些时候）。他的这两本旅途日记中，有对榕树、蝴蝶、“筑巢蜂”的巢……显微镜一般的描述，有对徜徉于自然、熏然欲醉以至于忘我的欣悦感受的书写，也有对当地人习俗、心理的探询和思考。应当承认，纪德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不无抵牾。首先，他要理解当地人是很困难的。一方面，他缺少理解前逻辑行为举止的工具，列维-布吕尔的《原始思维》尚未进入他的视野，另一方面，语言不通成为彼此交流的巨大障碍，翻译的不确切甚至错误有时益发加大了困难。更重要的一点，纪德作为殖民旅行者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没有现代交通手段，他只能求助于人力。尽管他竭尽全力对挑夫、艄公等当地人以诚相待，并从报酬上弥补心理上的不安，误解有时还是会发生。但多数情况下，纪德总能赢得与他接触的当地人的信任和爱戴，更不必说与他一度朝夕相处的仆人兼翻译，因为他们能够与他更深入地沟通，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与阿杜姆分别是书中感人至深的章节，读来令人动容。当然，与当地人的交流大多只能通过音乐、舞蹈等感性方式进行。纪德深深地为萨拉船夫的歌唱所震撼，不过，对土著的舞蹈却感到困惑不解，因为那些舞蹈经常带有癫狂性，让舞者中魔。马萨人的茅舍则是纪德不吝笔墨毫无保留地赞赏的土著建筑。
旅行中，闲暇时，纪德就会阅读。拉封丹，博絮埃，拉辛，歌德……尽管此举后来受到罗兰·巴特的揶揄①，但这些阅读在填补了行程中无所事事的时间之外，是否也让纪德在一个原始的、完全失去任何坐标的地方保持与他熟悉的文明世界的联系呢？

游记的出版和论战

近一年的长途跋涉结束，回到法国本土后，纪德先完成了“使命”，即向殖民部提交的报告，然后筹划出书。开始他计划将旅途中的个人见闻经历与殖民问题的总体陈述分开来写。有旅途日记在，前者顺理成章，而后者却拖延下来。作家很快意识到写殖民政治问题非常困难，自己对技术、经济和政治问题掌握不足，缺乏全局视野。当然，他还是通过人脉关系渐渐获得了一些行政人员提供的资料。但是，1926年秋，正当纪德准备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游记时，安托内蒂受到享有特许经营权的大公司指控，他说服科佩和纪德，让两人相信这些公司在对他进行阴谋陷害和排挤。由此，纪德确定了基本的立场：他抨击的首要对象将是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目标是彻底废除特许经营制度，对行政管理部门的批评虽然保留，却温和了许多。纪德当时并未察觉其中的陷阱。安托内蒂掌握着一张可怕的王牌：他的下属科佩的职业生涯。只要享有特许权的大公司在巴黎煽动报界、议会甚至人权联盟，制造阴谋，威胁他的职位，他就鼓励纪德往前冲，而到1928年，特许经营公司尤其是强迫劳役问题提到了国际舞台上，让法国政府处境维艰，安托内蒂便不让科佩升迁，以此限制纪德的讲话自由。
《刚果之行》1927年7月正式出版。在此之前，纪德争取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支持，其中包括他的朋友，在日内瓦国际劳工办担任要职的阿尔贝·托马、阿蒂尔·方丹和国民议会议员兼《人民报》社长莱昂·布鲁姆。旅途日记从1926年11月开始在《新法兰西评论》上连载，好几位要人读后致信纪德，给予鼓励，其中包括安托内蒂的前任维克多·奥加尼厄和二十年来一直从根本上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特许经营公司的费利西安·沙莱。沙莱还在《人权期刊》上发表资料详实的文章控诉特许经营公司，组织集会抗议活动。
激烈的论战始于《刚果之行》正式出版及莱昂·布鲁姆在《人民报》上的分析文章发表之后。森林公司经理让·韦贝尔发表致布鲁姆的公开长信，他的连襟——《时代》杂志的编辑爱德华·于利亚也撰文呼应，出言不逊，指责纪德头脑轻率、凭空想象、吹毛求疵，企图诋毁纪德见证的可信度。这让纪德更坚定了进行反击的决心。10月，他在《巴黎评论》上发表了《我国赤道非洲的困境》一文，目标直指给殖民地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特许经营制度和特许经营公司。与前一年给殖民部部长莱昂·佩里耶的报告相比，这篇公开报告态度更鲜明、更坚决、更有战斗性。11月23日，议会审议殖民地预算问题，社会党议员丰塔尼耶就特许开发制度进行了长时间质询，殖民部部长佩里耶在答复质询时许诺所有特许开发合同1929年都将到期，“至少是不会按原来给予的条件续订或延长”。这些论战和议会辩论都收入《乍得归来》的附录中。这也是旅途日记的第二部分（即《乍得归来》）拖到1928年4月底才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纪德从殖民部部长看似令人充满希望的承诺中已经预感到，政府只是在进行妥协，特许经营公司将会改头换面，继续存在下去。而这种预感不幸后应验了。
议会辩论草草结束，1928年议会选举中，社会党人丰塔尼耶和莱昂·布鲁姆又双双失利，纪德游记在法国引发的运动眼见不会带来多大实质性变化。就在此时，附属于国联的国际劳工办却让他生出希望。1928年1月，正在准备日内瓦国际劳工大会年度报告的阿尔贝·托马派他的左膀右臂让·古达尔去巴黎见纪德。虽然古达尔此行没有见到纪德，因为作家当时正在德国，不过，2月，纪德将《乍得归来》的附录寄给了阿尔贝·托马，为他的报告提供资料。作为回报，阿尔贝·托马把前一年写的预备性报告文本寄给作家。纪德半年前就风闻，《刚果之行》是报告中引用的“关于刚果劳动力问题的资料”。从此，纪德将希望寄托在国内的人权联盟和国外的国联身上，打算从侧面向法国政府施压。这些愿望从他与友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到。
但是，作家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随着纪德的见证在日内瓦的影响日益扩大，批评的矛头越来越转向法国政府，因为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里揭露的主要不是特许经营制度的问题，而恰恰是修建铁路招募劳工过程中的做法，直接牵涉总督安托内蒂和殖民地行政部门。于是，趁阿尔贝·托马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去远东期间，法国政府设法让人将1929年劳工大会的预备性报告中引用纪德游记的内容删掉，甚至连作家的名字都不再出现。这些幕后操作，纪德也许并不知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讲话的自由受到限制，因为科佩的命运掌握在安托内蒂手里。总之，1928年以后，他只能听由《乍得归来》中的文字替他代言了。
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是我在翻译《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时常常思考的问题。如果没有纪德，班比奥森林公司代理商行前烈日下遭受惩罚致死的黑人，被当作牛马一样使唤、虐待甚至屠杀的男男女女，他们的苦难命运只能沉入无边的黑夜中，无声无息，仿佛从不曾存在过。正是像纪德这样有良知、有影响的独立作家能够为这些被压迫者申诉，能够让世人看到真相，能够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公正的进程。即使进步是缓慢的，但必得有人先做敲响不合理制度的丧钟的敲钟人，做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对纪德个人而言，非洲之行是他从关注自我、关注一个特定边缘群体到关注社会的转折点。非洲之行之后的种种努力和现实让他对现有的制度失去了希望，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此后数年的政治立场。不过，无论何时何地，纪德都始终以讲真话为原则，绝不轻信和盲从，始终保持思想的独立性。

结束这篇序言之前，想就此译本的出版做一简短说明。我早阅读纪德要追溯到大学期间，那时读《伪币犯》读得兴致盎然，便找他的其他作品来读，至今已二十五载。当时读原文有不少隐晦难解之处，但正因为有那些含义朦胧的地方，书的魅力反而大增。研究生期间既有些偶然又应属必然地以《伪币犯》做研究对象，也许是后来与纪德的这番特殊交流的真正开始。1998年李玉民先生应人民日报出版社之约翻译纪德散文，蒙李老师的信任，让我这初出茅庐的新手选译纪德的自传和部分游记，其中便有《刚果之行》与《乍得归来》的节选。后花城出版社出五卷本的纪德文集，李老师又一力推举，让我译《乍得归来》，并为《访苏联归来》等做校对。有些遗憾的是，当时译《乍得归来》，未译附录部分，而且限于当日对纪德的了解，中间也有个别误译之处。此次修订《乍得归来》的译本，将注释和附录补译完整，也纠正了以前的误译，并译出完整的《刚果之行》，实应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编王明毅先生，正是他的热情提议，让我弥补了遗憾。翻译过程中，多蒙相交多年的法国朋友Odette Mandron女士热心相助，在此深表谢意。我也衷心感谢李红燕和杨丽两位责任编辑细致耐心的工作。
纪德的语言极凝练、恰切，游记尤为突出，常寥寥数语，情景俱在，含义隽永。由于这种语言的艺术，思想的深度，读他日久，爱之弥深。我虽竭力欲还其语言原貌，向读者更忠实地呈现纪德的思想和情愫，但难免有不尽意处，还望读者包涵和谅解。

2015年5月于北京

《刚果之行·乍得归来》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为《刚果之行》和《乍得归来》，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于1920年代在刚果和乍得两地的游记。两部作品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这两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具有异域风情的非洲风光、风俗习惯，同时也揭露了法国商人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法国社会以及全世界对非洲殖民地状况的关注。

安德烈·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小说《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伪币制造者》，散文《地粮》、《刚果之行》，自传《如果种子不死》等。

纪德的赤道非洲之行——代译序（由权） / 001

刚果之行

章 中途站——布拉柴维尔  / 005

第二章 缓缓地溯流而上  / 022

第三章 在车上  / 044

  第三章附录  / 063

第四章 班吉与诺拉之间的大森林  / 070

第五章 从诺拉到博祖姆  / 092

第六章 从博祖姆到阿尚博堡  / 138

第七章 阿尚博堡——拉密堡  / 156

  第七章附录  / 200

乍得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