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

　　“个人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横空出世，风靡一时，五四新青年凭借一腔热血和蓬勃激情，以冲决旧网罗的搏命姿态，高扬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的确为那些长期遭受传统体制压抑的人打开了一扇祈望自由的心门。可是时隔不久，“个人主义”就令人不可思议地遭到了冷遇，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我以为，“个人主义”尴尬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论者在解读“个人主义”内涵时，仅仅集中诠释其在西方文化中的原生意义，而没有考虑西方“个性”自由理念与中国注重群体意识的传统观念之间肯定存在冲突。除此外，“社会主义”思潮的崛起造成的强劲冲击亦应是“个人主义”渐趋边缘化的重要因素。

“社会主义”思潮对“个人主义”的猛烈扫荡，很大程度上是现实蕴育的结果。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内部的急剧分化，直接导致了中国国内“社会改造”思想的流行。这已是众人皆知的常识，在此无须多论。我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蕴含的思想内容，从表面上看，似乎纯粹是西方的东西，可细究其中的运思逻辑，却又恰恰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者所关心的诸如“财产的公平分配”“寻求平等正义”等话题，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亦时有显现。如果从“公”“私”分野的角度观察就更加清楚，《礼记 · 礼运》篇所揭示的“天下为公”思想，从经济上而言就有“平分”财产的意思，与私人占有的邪恶相反，构成公平、公正与私有、奸邪之间的对立。“大同”世界的“公”是指共同体内“平分”的终极状态，具有道义上的终极原理性。

“自私自利”的行为因与公共利益相违背而遭到摒弃，这是从“个人”与“社会”伦理秩序的角度立论。还有一个与之并列的经济维度需要注意，因为无论是“公”还是“私”，都涉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私利”和“公益”也是相对立的概念，一个人不能只顾及一己之利，还要想办法为社会利益贡献力量。所谓“天下之公”本身就包含着平等分配经济产品的考量，也可以引申出经济上限制个人私利的意思。

“公意”不承认个人之“私”的合理性，终形成反专制的国民自由平等的逻辑。在经济上，对“公意”的强调，则导向了平均分配的民生主义，由“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自然顺理成章。正如沟口雄三所言：“天下之公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状况易于朝向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相结合，或者甚至可以说，中国天下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

“社会主义”引进和发展的元素也许很难立刻发生作用。五四时期学人对此颇有自觉，有人就感觉到，“个人主义”是

“个人主义”流行会使一小撮人群谋取利益，大部分人却得不到相应的好处，造成经济分配的不公，诱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资本家和个人的对峙就是明显的表现。“个人主义”就此成为解决弱势群体不公现象的障碍，必须用“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群己”界线的讨论主要从“伦理性”角度切入有所不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与流行，之所以能够取代“个人主义”成为舆论新宠，是因为其论述主旨直面经济上的“分配”困境，而不只限于讨论“个体”与“群体”的边界到底应该如何设定这类比较抽象的道德问题。这类问题貌似源自现代西方理论，其实与古代中国人关于“公”大于“私”的传统见解密不可分。比如不少论者常常会先入为主地对私有制产生一种天然的厌恶感，并持续对之展开批判，就未尝不可以看作对古代公有观念的致敬。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限于篇幅，这里只选择马寅初的一篇文章做一点讨论。

“个人主义”行将消失，表示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大势。马寅初的理由是，个人主义的基础建筑在以下三项条件之上：（“个人主义”在经济界的表现是“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必然造成独占的结果。中国工业虽然远未发达，却已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迈入了独占之途。自由竞争必然造成两败俱伤，弱者终为强者所兼并，那些势均力敌的人也会合并组成加维尔（“个人主义”相当发达，将来一旦进入独占阶段，必将造成与欧美类似的情况。

“不守‘家法’”，实际上是他刻意创新已经成为了习惯。

—《新京报》

—《南风窗》

“时髦”人物……他身体力行地倡导“多学科对话”，探索一条把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中国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