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蜀记 从考古看四川

前言

微观的四川

萧易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遣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兵伐蜀，蜀王败绩，后为秦军所杀，古蜀国就此覆灭。亡国阴霾下，古蜀国王公贵族何去何从？

大约汉代的一天，大鸿胪荆文君在府上遭遇飞来横祸，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中大通五年（533）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之妹令玉尼去世，崇信佛教的上官法光找来工匠，为亡妹开凿了一龛释迦像，希望她能往生净土，也将一家老小的形象留在了佛龛背面。

宋端平年间（1234—1236）的一天，成都府彭州城，夜深了，董宅的灯还亮着，董家上下面色凝重，听说蒙古人从大散关打来，恐怕不久便打到彭州，倘若蒙古人进城，不但家中的金银器难保，连性命都难以保全。董家人商量再三，决定将金银器挖坑埋藏，暂避风头，尔后踏上了流亡之路。

明正统三年（1438），宣抚司佥事、昭信校尉王玺，领着龙州城的番人远赴京师，例行朝拜、进贡，并向明英宗递上了意图创建报恩寺的奏折。两年后，王玺在龙州城中修建报恩寺，将朝廷的恩泽如同雨水一样洒在王国的边陲。

清道光二十年（1840），梓州盐亭县乡绅倡议重修莲池寺前字库塔，乡绅的倡议得到耆英、文生的响应，耆英蒲思儒捐钱四百文，文生王德炳、王德洋共捐钱四百文。

战国年间的开明王族，汉代的荆氏家族，南北朝的上官法光，宋代的董氏家族，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耆英、文生……他们的故事，或隐藏在地下的墓葬、窖藏，或铭刻在地上的石窟、碑刻，不见于史料记载，也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我们或许很难知道其名字，以及伴随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选自《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跋

知易行难

刘乾坤（作家、《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

认识萧易有十来个年头了，初认识他时，他是个爱书人，喜欢买书、藏书，家里民国藏本就有近两千本；他还写书，送了我一本《古蜀国旁白》，写此书的年龄不过20岁出头，还是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的学生，年轻的活力泛化为在历史深处寻觅的身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我们相约寻访古遗址，到了蓬安运山城、金堂云顶城、重庆多功城等，那时的萧易不过二十五六岁，虽然年轻，却有着扎实的史学功底、严谨的考据习惯。2009年夏天，我请萧易撰写安岳石窟，由此拉开了在《中国国家地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如今，他已经是《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的作家了。

我们历时一年半，前后九次赶赴安岳，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石窟。此稿一出，影响不小，也开启了萧易对中国石窟长达十余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2012年夏天，他的《空山——寂静中的巴蜀佛窟》出版，列举出诸多证据，提出了巴蜀石窟是中国石窟下半阕的观点，将尘封已久的巴蜀石窟纳入国人视野。

作为编辑，我很清楚这一个个精彩的石窟选题是如何诞生的，萧易总是能从史书方志的蛛丝马迹中找到线索，在历史的瀚海中打捞出一枚枚珠玉。他提出梳理中国道教石窟的观点时，我为之愕然：有资料能撑起这么一个宏大叙事？不想他却娓娓道来：通过耳熟能详的神灵，如千里眼、顺风耳、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天蓬元帅，让读者由儿时的记忆延展到历史文化的脉络之中。于是，道亦有形的文化现象跃然纸上，以轻灵之笔描写类似宏大历史文化是萧易所长。

2018年1月，以道教石窟为题材的专著《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面世，从出版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比较生僻的书，却在一个多月内首版售罄。这与萧易独到的架构有很大关系，他能从繁浩的学术中跳出来，从藏于荒野的岩壁上，提炼出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鲜活故事，解读道教石窟与中国人的生活：如《西游记》中的玉皇大帝、天蓬元帅，如八仙等。这些道教神灵的起源、流变，都被他娓娓道来，让我们明白了道教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的生活，道教石窟造像就是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甚至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着化不开的稠密关系。在一篇篇有趣、有料的文章中，萧易完成了对中国道教石窟的探索。

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2009年，我们正在泸县调查明清龙桥群，他在荒野中看到了诸多宋墓，钻到古墓里不肯出来，我们在墓外等了半天，他才满身泥污地爬出来，兴奋地告诉我，宋墓墓门口的武士，模样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非常相似。

影响巨大的南昌海昏侯墓考古，也是萧易前往南昌撰写的。海昏侯的发掘尚未结束，成都蒲江县又发现了数十具战国船棺，传说中的开明王朝，也因战国船棺而再度复活，萧易提出原来商业街出土的船棺是开明王朝的宗庙所在，蒲江应该是开明王朝的王族，之所以来到蒲江，可能与食盐有关，历史上蒲江盛产井盐，境内至今仍有不少盐井。

如果只读其文，很多读者会认为萧易应该是中年，甚至老年学者。在不少场合，我们常常遇到大相径庭的场景，有人看到萧易，往往惊叹：“你这么年轻呀！”“看你的文字，以为是位老先生呢！”萧易是年轻，生于1983年，以如此青春的年华，却深耕于历史文化之中，并陆续推出《古蜀国旁白》《纵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一系列作品。

2018年5月出版的《影子之城》，以梁思成、刘致平两位营造学社成员在四川广汉拍摄的560张照片为基础，再现了中国古城的布局，探讨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关系、中国人与建筑的关系。以小城广汉为“影子”，找寻中国文化的“大影子”。此书获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度“十大好书”，好评如潮。

作为编辑，我是幸运的，有此浸淫于历史长河的优秀作者，才有了这十年在《中国国家地理》好稿不断的惊喜；作为朋友，我是幸福的，萧易用作家的缜密之思，观照生活的点点滴滴，小到伴手礼，大到石窟下的茶事，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萧易十余年的考古寻访，汇成这本《寻蜀记》。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那些原本不见于史料记载的人物，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从西北迁来的古羌人，崇尚大石的邛人，做生意的好手笮人……

《寻蜀记》涉猎广泛，考察深入，史料丰盈。与其他写四川的书籍相比，《寻蜀记》从考古进入四川历史，从遗址解读巴蜀文化，书中的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参与的，而那些荒野中的遗址，也是他一步步踏访、整理的。

俗话说，知易行难，我想这句话用在萧易与《寻蜀记》上特别合适——这就是一本“行难”的作品。

（选自《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萧易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现担任《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先 秦

纵目之神   三星堆的青铜时代

金沙遗址   沉睡千年的古蜀王都

载魂之舟   追寻开明王朝的背影

西风残照   汉家陵阙

秦 汉

合江金棺   汉代生命与死亡的画卷

东汉丹青   中国南方早的壁画墓

盐源笮人   影子武士

安宁河畔   叩响大石墓中的邛人

南北朝

梵音缭绕   从成都步入“南朝四百八十寺”

唐五代

蓝本之谜 巴蜀大佛多

和陵风云   孟知祥和他的后蜀

宋 代

泸州宋墓   雕刻在石头上的南宋

西蜀梦华   中国宋代金银器窖藏

方山为城   四川盆地的南宋城堡

明 清

报恩古寺   皇宫、寺院与家庙

龙隐西南   中国的明清龙桥群

江口沉银   八大王的藏宝图

盐亭字库   书写在塔上的文字信仰

附  出土文物在哪里

跋  知易行难

    作者萧易跟随《中国国家地理》进行考古之旅，选择了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集结19篇文章，汇成《寻蜀记》。这之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如汉阙、龙桥群）。从微观的角度，一一呈现并解读出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这些文物串连起来，形成一部可以触摸、踏访的历史，从而以考古的角度呈现了四川的历史与沿革，展现四川丰富、深厚的人文历史。

    萧易，1983年生于江苏扬州，200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基地班，现担任《天府广记》杂志主编，《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等专栏撰稿人。曾出版《古蜀国旁白》《唤醒纵目神》《纵目神时代》《金沙》《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等专著。

在荆文君、上官法光、董氏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生活，或许与身边的蜀人别无二致；而今日，他们的故事，却成为后人解构历史的标本。拿董家来说，1993年，董宅的珍藏在一次施工中被发现，这便是著名的彭州西大街金银器窖藏。窖藏共出土了350余件金银器，包括金菊花盏、金瓜盏、凤鸟纹银注子、银梅瓶、金钗、金簪诸多类别。八百多年前宋人精致奢华的生活，重现于世，验证了《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中关于宋人喜好金银器的记载。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巴蜀，四川州县大多被攻破，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董家的遭遇，恐怕也是千万悲剧之一。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我们熟悉的历史，往往是通史的书写方式，比如汉朝，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220年，延续四百余年，它的历史，却被缩略在《汉书》与《后汉书》中，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史学家分配给蜀地的章节，就更为有限了，直到今天，我们对汉代蜀地的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列备五都”“锦官城”“文翁兴学”“文君当垆”几个关键词上。

可以想象，大汉王朝的每一个郡，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村；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刻，都有无数故事发生，只是未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自然也就鲜为人知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数众多的考古发掘，让我们得以有机会管窥这个庞大帝国的细节。就汉代而言，四川就接连发现了绵阳双包山汉墓、成都老官山汉墓、德阳塔梁子壁画墓、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等，而在山野林间，汉代崖墓更是密如蜂巢，其数目何止万计。

1993年，绵阳市涪城区磨家镇双包山发现一处大型西汉木椁墓群，墓中出土了包括经脉漆人在内的大量漆器，墓主身份极为高贵，当在列侯之上；2012年的成都老官山汉墓，不仅出土了蜀锦织机模型，还有诸多医简，其中部分医简上多次出现“敝昔”名称，古时“敝昔”通“扁鹊”，医简可能属于失传已久的扁鹊学派；塔梁子壁画墓的主人，则是昔日获罪西迁的荆氏家族，荆文君子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也把中原地区流行的壁画带到了蜀地。

大汉王朝的边陲，北方丝绸之路沿途分布着楼兰、龟兹、乌孙、焉耆等诸多古国，而在西南，昆明、邛人、笮人、滇人、夜郎等部族，则分别把持着广袤的土地。此前，我们对于这些部族的了解，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笮都；自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史记》中的“西南夷”陆续在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那些消失的部族，向后人展示着自己的战争、外交，乃至对死亡的态度。安宁河流域矗立着两百余座大石墓，由重达数吨、数十吨的巨石垒砌而成，墓中尸骨累累，史前的邛人部落对死亡极为敏感；笮人则是些狠角色，老龙头墓地出土了大量青铜兵器，有意思的是，滇人的编钟、铜鼓，昆明人的双环首剑、臂甲，蜀人的三角援戈、巴蜀图语带钩都在墓地出现，史前的笮人还是些做生意的好手。

这些汉代的遗迹、墓葬，让我们得以接触汉代蜀人的鲜活生活，倘若串联各个时期的遗址，也就翻开了一部史书外的历史：先秦时代的宝墩古城、三星堆青关山遗址、金沙遗址、蒲江战国船棺葬，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

在《寻蜀记》中，我选择了一些四川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试图从微观的剖面，解读蜀地历史——它的主角，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它的故事，来源于某些被史书遗忘的片段。

四川学者萧易独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蜀地古代遗迹，他访古城，探古墓，寻遗迹。《寻蜀记》是他与《中国国家地理》十余年合作考察的结晶之一。他用行走丈量土地，用所见阐述历史；《寻蜀记》是他与家乡历史的对话，他用这本书帮我们寻找一个已经渐行渐远的蜀地那些人和事……

——《中国国家地理》主编 单之蔷

青年学者萧易新作《寻蜀记》，巧妙精选了19处四川著名考古和文化遗址，通过发掘材料的爬梳、比对文献史料，并亲临现场探访，钩沉出了四川从新石器时代、古蜀方国延绵到明清的隐藏的精彩瞬间，由微见著，将四川历史序列清晰地勾画出来。其深厚的文史功底、娓娓道来的灵动笔法，配以遗址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的珍贵图片，将枯燥坚硬的考古材料润化开来，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文史干货条陈缕析的悠长滋味，更有古代生活场景栩栩如生的再现。

——四川大学博物馆科创中心主任、文艺与传媒博士、

文物学与艺术史博士后、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张苹

萧易固然是斯文的，具有江南读书人的潇洒派头，文史兼修的深厚素养，严谨练达的造句能力，不过，比起这些禀赋和技能，穿透古今的想象力，以及动手动脚的行动力，更值得尊重和学习。

——纪录片 《极地》《炮火下的国宝》《古书复活记》总导演 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