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

马勒的《第八交响曲》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他对他的一位朋友兼文学代言人说，他已经摆脱了悲剧的主题。他的那些带有强烈个人悲剧色彩的交响曲已经成为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作品已经被他视为这部新的、达到的交响宣言的序曲。马勒十分确信，这是他伟大的作品。前面七部交响曲，都以完全不同的手法，表现了作曲家内心的忏悔，吐露了作曲家超敏感的灵魂，展示了作曲家为理解作为存在的自我和自身所处的那个惊险、恐怖的世界所做的努力。而《第八交响曲》，则要用不同的音乐语言，表达一种不同的体验。它要带给人们的是欢乐。贝多芬在他的《第九“合唱”交响曲》终乐章里表达了欢乐的希望，当民主降临、“所有人成为兄弟”时，这个希望便会实现。但对马勒而言，这个希望在当下就可以实现：他的音乐能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希望。也许这种“实现”只能维持到音乐演出的结束，但音乐能留给人们持久的印象，并成为“终将实现”的象征。这部作品成了他的宗教仪式，他的大弥撒，但是是以神秘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方式来构思、表达的。就像宗教仪式一样，这部作品涉及集体体验，一种高于个体自我的归属感；一种让个体既沉迷其中又超越其上的东西。这些东西远不只是抽象的——上帝，或是《第八交响曲》终曲部分以排山倒海般的合唱来赞美的神秘的——“永恒的女性”。这部交响曲所表达的更高层次的东西是什么？马勒说《第八交响曲》更是一份礼物，是献给祖国——这里显然是指德国——的礼物。这句话可以视为马勒的一个暗示。但马勒没有明说，这个德国指的是自1871年起被普鲁士强行统治的地理意义上的德国，还是指更大意义上的“大德国”：一种在精神上统一的、使所有讲德语的民族（包括像马勒本人在内的犹太人）凝聚在一起，并真正体现在伟大的艺术和哲学作品中的德国。

事实上，《第八交响曲》的首演本身，与马勒所经历过的，甚至与慕尼黑这座城市所经历过的任何事件都截然不同。作为指挥家，马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尤其是在歌剧院。但是作为作曲家，马勒获得的成功并不大，而且也都是在远离家乡的那些地方。在很多音乐阅历丰富的人的眼里，尤其是在马勒的第二故乡维也纳，马勒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被视为一位伟大的指挥家。他的音乐则普遍地被嘲讽，甚至遭冷遇，只被少数狂热的马勒爱好者视为珍宝。《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准确说是两场演出，彻底改变了这一切：三千多个座位的音乐大厅，票被卖光了两次。部分原因是经纪人埃米尔·古特曼出色的组织和宣传活动，使预料中的轰动迅速达到了极度兴奋的程度，以至于音乐会刚开始，马勒一出现在舞台上，观众们就报以疯狂的欢呼。演出本身——马勒本人的指挥， 具有魔术大师般炫亮和戏剧性的才华，以及极富魅力的摇滚明星式的指挥动作——引发了近乎狂热的反应。媒体，甚至是出于音乐上的理由持不同意见的媒体，都承认这是在慕尼黑从未见过的情景。而论及艺术体验，不少音乐界和知识界著名人士都宣称说，这对人生带来了改变。小说家托马斯·曼（出席首演）受到震撼和挑战，以马勒的形象作为其小说《死于威尼斯》中主人公的相貌。至于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如何，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有一点对托马斯·曼来说是确定的：他开始构思那部小说的时间节点，肯定是在1910年9月那个暴风雨般的首演的夜晚。

对那些坚定的马勒的拥护者们来说，首演成功是马勒得到肯定的一个明证，但是对马勒本人而言，从1906年这部交响曲以惊人的速度写成，到在世界音乐舞台上成功首演的四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1907 年，就是马勒从维也纳宫廷剧院仓促离职的那一年，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这可能会严重威胁到他的公共和个人生活，而他自己对此的反应是矛盾与困惑。然而也就在同一年，他挚爱的女儿玛丽亚·安娜去世。多年后阿尔玛写道，对马勒来说，那是终击倒他的“命运的三次锤击”之一。但是阿尔玛这么写有多少真实性？如此表述是否有她自己的理由？马勒之后的两部作品，《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充满了死 亡与陨灭的意象，被一种纤巧脆弱的生命气息所萦绕。但那是谁 的生命？不少人认为，正是那两部作品，诡异地预示了马勒痛苦而过早的离世，而这距离《第八交响曲》首演后一年都不到。然而，后见之明能有多大作用？我们是否仍在为误解并低估马勒在后四年中精神世界的演进而内疚？如果马勒能在1910年完成他的《第十交响曲》，那么，马勒传奇，甚至可以说古典音乐在20世纪的发展脉络，对于今天的我们，看上去会有很大不同吗？

1910年夏天，马勒在创作《第十交响曲》的时候，发现妻子阿尔玛，也就是他的“永恒的女性”，对他不忠，这引发了可能是他一生中痛苦的危机。为了挽回阿尔玛的心，马勒给阿尔玛写了大量的情书，给了她很多贵重礼物，苦苦哀求她。马勒甚至打破了一生的惯例，把他的《第八交响曲》的总谱题献给阿尔玛， 而此前他从未把任何作品的总谱题献给任何人。就在计划已久的《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到来时，重新征服阿尔玛的心，成了马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雷鸣般的掌声，热情洋溢的评论，渴望已久的承认马勒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一位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可如今这位母亲—女神可能会离他而去，哪怕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所有这一切的成功意义何在？所有这一切奏效了吗？他重新赢回阿尔玛的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但却吸引人。

此后，马勒在1910年的艺术与个人命运的故事，从多个角度来看都令人着迷。从两方面来看，这或许是马勒一生中的一年：他反复在狂喜与成功，和无助的恐惧与沮丧之间摇摆。 这或许就是一个悲剧性逆转的故事，马勒在其《第十交响曲》的终曲部分展现出的深渊，难道正是对《第八交响曲》终曲那雷鸣般的肯定的否定？1907年和1910年发生的令他痛苦万分的事件， 是复仇女神对驱使马勒创作《第八交响曲》的那份狂妄自大的惩罚？还是在实际上，马勒在《第八交响曲》中表达的东西，远比那些音乐评论家想到的要复杂、深刻得多？在马勒所有的交响曲中，这首被他认为是自己成就的交响曲，却也是让听众产生分歧的一首。这怎么可能呢？马勒只是被误解了？还是说大多数对这部交响曲的解读都过于简单化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勒为这部交响曲设置的文本（即歌词）和马勒选择这些文本的原因，以及马勒如何用音乐赋予其色彩，甚至转变其原有的含义，对当代听众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会有帮助吗？对我来说肯定有帮助。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我对这部作品的新的理解，能对其他人，无论是演奏者还是听众，理解这首非凡的交响曲有所帮助。 至今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无论是喜欢还是讨厌马勒《第八交响曲》的人，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思考过这部交响曲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的含义，尤其对马勒本人意味着什么？

一段时间以来，评论家们习惯于从马勒个人心理的层面来寻找答案，这当然没有错，起码从理论上讲没错。大家都知道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马勒的见面，以及弗洛伊德试图通过描述马勒童年所受心理创伤的细节来解释马勒的强迫性神经症，并对他做了一些检验。水平的躁郁症权威专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教授也认为，马勒患有这种疾病。需要说明的是，我对马勒 传记中这方面的内容有着特殊的体验和个人兴趣。作为“音乐大脑慈善信托基金”的成员，我曾与精神病学家、临床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以及对此有兴趣的音乐家们合作，研究精神障碍与创造力，尤其是音乐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我本人也曾是强迫性躁郁症患者，时而感受到强烈的爱，时而又陷入极度的困境，在我和马勒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可能都与此有关。对某一研究对象的过度认同是十分危险的，所以我希望读者注意到我的谨慎，我不会草率地下结论。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马勒并不是游离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与政治潮流，自由自在漂浮着的“孤魂”。事实上，马勒完全属于创造力的那一类人，也是他的哲学家英雄弗里德里希·尼采所形容的，带有明显时代烙印的伤口的那类人。这也是我希望本书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或许不是为专家，而是为那些热爱马勒， 但又被他辉煌的、有些方面却看似矛盾的成就所困惑的听众。将马勒置于 1910年他所处的那个世界，尤其是德语世界，在当时的主流思想的背景下，重新评估他的思想，对我很有吸引力，使我有一种现代德国人称之为“顿悟的时刻”的体验。这些变化不仅与艺术界、知识界的活动有关，而且结合当时的政治氛围与历史背景，进而与科学、医学、技术、大众娱乐，甚至是现代公关的发展相关。从更为广泛的趋势来考察，比如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哈布斯堡王朝的终结等这些在马勒的精神世界中无法理解的变化趋势——这些趋势其实在1910年就已经初露端倪——如果马勒能活得更久一些，或许他能够欣然接受未来世界的一些元素。但也有一些“顿悟的时刻”来自对马勒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研究。 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像简单包装一下信封这样的事情早已算不上有多正式，社会阶层也不那么分明，马勒是否还会对阿尔玛的事一无所知？

对我而言，终认识到马勒《第八交响曲》和《第十交响曲》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是对他的一种敬畏：不仅是对马勒的原创思维和创作，更是对孕育了马勒和马勒作品的那个时代。如此认识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是扩展了对其作品的解读范围，同时表明，试图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明确的解读是一件意义不大，且十分有限的事情。文学与哲学评论家长期以来都承认马勒崇拜的偶像们，诸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的杰作，那为何对马勒就不能如此呢？ 前不久有位叫伯特兰·罗素的哲学家说，尽管哲学无法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提出更好的问题。研究和写作这本书，对我来说无疑就是如此，而且我真诚地希望对读者也是如此。但即使不是这样，古斯塔夫·马勒在 1910 年的故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如果我能把这个故事讲述得有它所具有的一半那样好，那么读者的时间就不会完全被浪费。

引子：天后驾临

1910年9月6日晚，阿尔玛·马勒和她的母亲安娜·莫尔抵达慕尼黑洲际大酒店，被引进她丈夫古斯塔夫·马勒为她们预定的套间。从几天前马勒与阿尔玛交谈的语气来看，阿尔玛无疑得为即将受到的某种奢华的象征性的欢迎做准备，甚至可能要强打 起精神。就在一天前，马勒在紧张繁忙的排练日程中给阿尔玛去了两封电报和三封长信，其中至少有一封信里是马勒新写的情诗。 但即便如此，当阿尔玛走进她的套房时，眼前的情景还是使她停下了脚步：每个房间都摆满了玫瑰。阿尔玛在梳妆台上看到一份刚印刷出来的《第八交响曲》总谱，封面上写着“献给我挚爱的 妻子阿尔玛·玛丽亚”。更有甚者，安娜·莫尔随后在床头柜上看到一份《第八交响曲》的钢琴总谱，封面上的题词更长：“献给我们亲爱的母亲。您是我们的一切，是您把阿尔玛带给了我——来自古斯塔夫的永恒的感激之情”。[1]

如果阿尔玛和马勒是一对处在兴奋之中的年轻新婚夫妇，那这一切足够吸人眼球。可是他们已经结婚了八年。这是考验人生的八年，对阿尔玛来说尤其如此。阿尔玛是一位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女性。尽管马勒深深爱着她，这点毫无疑问，但她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置于一种典型的“工作寡妇”的位置。马勒先是在维也纳、后是在纽约的繁重的指挥工作量，使阿尔玛备受冷落。即便是在夏天一起度假，马勒也是全身心地投入于他的新作品的 草稿创作。工作空余时间里，马勒也总是在推敲、修改总谱，置阿尔玛于一旁而不顾。母亲的身份带给阿尔玛的安慰很有限。而当 1907年7月，他们的大女儿玛丽亚因患猩红热和白喉离世， 阿尔玛的悲痛之情远比马勒的更为复杂。可即便到那个时候，马勒似乎仍然或多或少地没有意识到这一切对阿尔玛造成的影响， 他沉浸在以弗里德里希·吕克特的诗为文本的歌曲创作中，而那首精美的《这个世界把我遗忘》似乎能体现马勒那时的状态：“我独自活在我的天堂、我的爱、我的歌中”。如果不是1910年夏天，马勒夫妇在阿尔卑斯山中的托布拉赫村度假期间一次离奇的意外发现，使马勒意识到了危险的事实，他可能还一直沉醉于斯。这一发现令马勒震惊，引发了他一生中的感情危机。他真有可能要失去他崇拜的“Almschi”——他对阿尔玛常用的昵称——无可替代的“Saitenspiel”，他的“七弦琴”吗？马勒9月5日连着给阿尔玛写了几封长信，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如果你在那个时候离我而去，那我真会像一根没有了空气的蜡烛那样被熄灭”。毫无疑问，他说的一点不假。

9月的那个夜晚，当阿尔玛抵达慕尼黑中央火车站时，马勒到火车站去接她。正如她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古斯塔夫·马勒——回忆与书信》中描述的那样，“古斯塔夫看上去像病了一样，疲惫不堪”。也可能是因为《第八交响曲》六天后要举行世界首演，排练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人注意到，当马勒以他惯有的火山爆发般的活力投入到指挥排练时，他身体上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也开始显现出来。但是让他身心疲惫的，不仅仅是协调和调动演奏《第八交响曲》所需的庞大的合唱队与乐队。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是马勒近乎绝望的渴望：希望阿尔玛能够明白并热爱这部确切无疑是献给她的作品——就如他在9月5日一封措辞热切的信中所称“乐谱上每一个音符”都是献给她的。马勒此前的交响曲从未题献给某个人，他在 1906年完成《第八交响曲》总谱的草稿时，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要把这部作品献给谁。但是在托布拉赫危机爆发后不久，阿尔玛突然遭遇了一次戏剧性的“拜访”。阿尔玛和马勒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富有的夫妇一样，各有自己的卧室。一天半夜，阿尔玛突然醒来，发现黑暗中马勒像鬼魅一样站在她的床边。马勒问她，如果他把《第八交响曲》总谱题献给她，是否能使她快乐。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阿尔玛恳求他不要那么做，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哪部作品题献给谁。阿尔玛还告诫马勒，这么做有可能会让他后悔。马勒回答说，晚了。他已经给出版商埃米尔·赫茨卡写了信——在“黎明时分”。[2]

马勒委托赫茨卡赶在《第八交响曲》的首演前出版总谱，所以在写给赫茨卡的信中主要谈论的是商业方面的内容，但是也显现出马勒内心的急迫感：

亲爱的总监先生： 请另外加印一页，上面印上“献给我挚爱的妻子阿尔玛·玛丽亚”，并尽快寄一份加印有这页的总谱给我。对我来说 重要的是，在慕尼黑上市销售的总谱，必须含有这一页。[3]

这就是说，必须让世人看到他的题献，而且必须让阿尔玛知道， 世人都看到了他的题献。可以想象一下，马勒在“黎明时分”的乱涂乱画，在为挽救他的婚姻和他的理智做着近乎疯狂的努力。有些地方的字迹难以辨认，显然能看出马勒在写这封信时努力让自己的手保持稳定。对马勒深夜突发的表白，阿尔玛的直觉反应是“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这是告诫？还是出于同情？抑或是 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或许这三种可能都有。也可能是阿尔玛回想起马勒在完成这部宏大的交响曲之后写给她的那些信中，大谈柏拉图和耶稣基督，大谈苏格拉底和这位哲学家虚构的女祭司狄欧蒂玛，大谈歌德笔下“永恒的女性”、“升华的”性冲动的创造力以及爱与情欲之神厄洛斯在创造世界中的作用——所有这一 切抽象且超凡脱俗。可是现在他却告诉她，《第八交响曲》是献给她这个有血有肉的女人的，而且是只献给她一个人的。在与阿尔玛的私下交流中，马勒从不避讳表达自己对她的爱，但是在《第八交响曲》即将首演前，这种表达有所升温。1910 年9月5日是《第八交响曲》首演前排练的天，而就在这天，马勒给阿尔玛接连写了几封长信。他在其中一封信里告诉阿尔玛，在每次上午排练的休息时间，他都会扫视空旷的大厅，想象着如果他的女神此时正坐在大厅里享受着眼前的一切，该是多么美妙！他坚称，只要能看到她那可爱的脸庞，哪怕只一眼，他所做的一切，不管多辛苦多繁杂，都完全值得。

就在一天前，阿尔玛收到马勒的一封信，信中明显流露出他在信仰和绝望之间摇摆不定。马勒对她说，她一直是自己生命和工作的光明与中心之所在。而现在她不再对他的爱有所回应，这让他感到非常受折磨、非常痛苦：

但是，就如爱必定会唤醒爱，信念能再次找到信仰一样，只要爱神厄洛斯还统治着人与诸神，我就一定能重新征服曾经属于我的、并只有与我一起才能找到通往上帝和被祝福之路的心。[4]

在《第八交响曲》第二部分后的独唱段落中，男高音恳求道：“童贞女，圣母，女王，女神，愿永远护佑我们！”阿尔玛从小生活在天主教家庭，她是否会认为——就像那些次听到这部交响曲的人认为的那样——这里被热烈恳求的是圣母玛利亚，是耶稣基督的母亲，是天后。她是否意识到，歌德在他那部伟大的诗体戏剧《浮士德》第二部后一幕中描写的天堂的样貌，与任何一种正统的基督教文本都不相符吗？在1910年那场危机 使他们的婚姻根基出现问题之前，马勒在给阿尔玛的信中不厌其 烦地向她讲解他的《第八交响曲》。但是，即便马勒向阿尔玛狂热倾诉《第八交响曲》的那些段落是刻意摘出来的，读者仍然能感受到马勒沉醉于此。如果阿尔玛在那天深夜听了马勒对她说的话后产生了畏惧之意，那么又有谁可以责怪她呢？“你会后悔的”——任何一个男人，把自己爱恋的女人奉为“女神”，可能都会后悔。伍迪·艾伦曾打趣说，他总是倾向于把妻子们供起来。 阿尔玛是被马勒的题献所打动？还是被压垮？阅读她的《回忆与书信》，读者可以感觉到她的感情是复杂的。

在某种程度上，阿尔玛显然很享受她所处的地位。她是著名的作曲家兼指挥家的妻子，还成为他那部代表作题献的对象。她似乎也感觉到马勒痛苦的需求给了她力量。她带着明显的骄傲告诉我们说，“只要有任何迹象表明我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或者足够的热情，他都会像自己被冒犯了似的。”在关于那段时日的回忆和通信里，阿尔玛明显露出厌烦地提示到当时她正在努力疏远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家人，以及她丈夫的一些亲密朋友。她告诉我们，马勒很想听听他的朋友对《第八交响曲》的看法。马勒深信《第八交响曲》是他伟大的作品。可是他发现，自己孑然一身。那些以前他信任的好朋友都疏离了他。而且那些密友被说成是无情的自私自利者，只是对与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交往所带给自己的 荣耀感兴趣。阿尔玛特别瞧不上马勒的妹妹朱斯蒂，她带着几乎毫不掩饰的满意告诉我们，朱斯蒂被马勒一句“阿尔玛可没时间陪你”[5] 给轰走了。朱斯蒂·马勒是一个敏感而富有同情心的女人， 马勒显然是觉得妹妹跟他走得太近，那些依恋他的暗示不过是想要寄生于他、但又空洞的说辞。值得注意的是，阿尔玛在回忆录中写的是，马勒说“阿尔玛没有时间陪你”，而不是“我没有时间陪你”。记忆和书信之所以如此引人入胜，原因之一是，在写回忆时，阿尔玛时常比她明显意识到的更坦率。而至于其他那些朋友们则保持沉默，让马勒陷于孤独。其实，他们不可能完全对马勒的感情危机无动于衷。相反，很有可能是，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深感痛心，所以抱持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他们中至少有一些人肯定知道1910年夏天发生的事情，但如果他们不确定怎么做才算是对朋友的好帮助的话，我们又怎么能责怪他们呢？

无论如何，即使是了解他们的人也可能并不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就在不远的女王宫酒店的一个房间里，阿尔玛年轻英俊的情人，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正热切地期待着与她的下一次见面。

古斯塔夫·马勒，欧洲晚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因其以唐诗为文本的《大地之歌》广为爱乐者熟知、热爱。但实际上，在第八交响曲首演之前，马勒一直以当世伟大的指挥家闻名，他的音乐并未得到广泛认同。但马勒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第八交响曲1910年9月12日的首演，标志马勒时代的大幕的开启。本书作者正是以这个历史时刻为节点，向读者讲述了马勒在1910年到1911年去世那段时间的生活与创作，详细分析、解读马勒第八交响曲的音乐与文本，更以作曲家的眼光和角度，逐乐章分析马勒后一部作品第十交响曲——这部被作者视为与第八交响曲“是同一整体的两个部分”的、“未完成”的伟大交响篇章。

1910年，整个欧洲乃至世界，都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夜，与之相映照的是整个欧洲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的风起云涌。作者以其开阔的视野，将马勒的音乐置于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尼采、施特劳斯的哲学；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托马斯·曼、斯蒂芬·茨威格的文学；克里姆特、埃贡·席勒、科科施卡的分离主义艺术；勋伯格、韦伯恩、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等等，为读者勾画了一幅背景深远而丰富的文化图景，从而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作者更是通过分析马勒的音乐，分析了困扰马勒一生的身份问题：波西米亚人、奥地利人、犹太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并将马勒的音乐，尤其是第八交响曲，追根溯源，置于柏拉图《会饮篇》、古拉丁赞美诗《降临吧，造物主之圣灵》、歌德《浮士德》，以及巴赫、贝多芬、舒伯特的伟大音乐传统中，揭示了马勒音乐所具有的以歌德的人文主义思想为代表，更现代、更多样化、更包容的“德国性”。

本书当属研究、论述马勒音乐的新成果。

斯蒂芬·约翰逊，英国作家、作曲家，早年学习大提琴及作曲，后进入BBC，长期担任BBC三台、四台和国际台古典音乐栏目撰稿人、主持人，并为《独立报》（Independent）、《卫报》（Guardian）、《BBC音乐杂志》（BBC Music Magazine）和《留声机》（Gramophone）撰稿。著有《追忆布鲁克纳》(Bruckner Remembered，1998)、《肖斯塔科维奇如何改变我的精神世界》(How Shostakovich Changed My Mind，2018) 、《马勒传》（Mahler: His Life and Music）和《马勒和1910年的世界》（The Eighth: Mahler, and the World in 1910, 2020）等。

译者简介

张纯，1957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此后至2017年底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热爱音乐，曾为三联书店《爱乐》、《人民音乐&mid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