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美术馆学（第1辑）

回视中国的美术馆发展，各阶段普遍存在着社会基础和美术馆文化基础薄弱的问题。美术馆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应有的责任。美术馆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也许是一个很急迫也很现实并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美术馆作为对知识进行接受、复制、处理、传播、再造、储存，甚至制造、生产的机构，首先应该有自己的学术定位和运作方向，面对纷乱的信息和资源，拥有归纳整合和生产新知识的能力。但今天的情况又有所不同，美术馆在寻找“当代意义”的过程中，思想与理论也要不断地向前推进。这不仅是机构建设的问题，也是新的理论问题。具有“当代意义”的中国美术馆建设也就 20 年的历史。可以说，这 20 年是一个突变期，其机制、功能、社会服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997 年，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先后出现了三个有一定规模且功能较为齐全、运作模式有一些改进的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而几乎同期，上海美术馆搬进新馆，并在 2000 年举办了国内个具有真正国际意义的双年展 — “第三届上海双年展”。这些显示出中国的美术馆朝着规范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可能。“美术馆时代到来”的说法虽然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一种事实是明显的，即美术馆作为一种存在力量，在中国的当代艺术生态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也催发着中国艺术生态的多元发展以及与国际艺术界更开放的对话与交流。

国内美术馆的研究与运营面对着国际博物馆学、美术馆学的当代文化情境。“新美术馆学”的提出，可以使中国的美术馆管理者和研究者有意识地朝着与国际同步的方向努力，并提出中国式的美术馆学前沿理论。“新美术馆学”应该超越传统的美术馆学，站在一个更加综合的学科角度研究美术馆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以问题为导向，既研究传统美术馆的变迁和制度发展，也研究当代美术馆在发展过程中所引出的展览、收藏、公共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新美术馆学”所涉核心问题可以说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关于“人”，“人”作为主体的问题；二是关于“空间”，多向度的“公共空间”问题；三是关于“制度”，制度批判与权力反思的问题。

一、“人”作为主体

首先是“人”的问题。谈论美术馆，从物到人的转向，通常会简单地把 “人”视为美术馆的“观众”，也就是以“观众”为主体。诚然，观众、公众问题是“人”的问题，但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观众、公众的问题。“新美术馆学”对“人”的强调，是建立在“大写的人”的基础上，即对待“人”的态度、方式、目的与意义。

“人”的问题的个方面是作为“人”的艺术家。“新美术馆学”关注艺术家，并不局限于关注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例如，从前美术馆收藏“物”，过于注重个体的人以及单个艺术作品。“新美术馆学”从叙述“物”转向关注艺术家的“人”。这并不是说传统美术馆在注重“物”的时候排斥了艺术家，艺术家一直是美术馆和美术史关注的对象，但是在今天，对“人”的研究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新美术馆学”关注的不是个体的艺术家，而是有关“人”的文化身份和集体身份，它超脱于艺术作品与艺术家之上。我们认为，这是从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后殖民研究等综合研究视角切入的问题。

“新美术馆学”应该有它主动建构的成分。传统美术馆学总是被动地看待艺术问题，把艺术问题放在一个封闭的笼子里。“新美术馆学”不仅关注艺术家与公众，并且应该有建构主义色彩。美术馆应该主动出击，用自身的叙述来塑造当代的“人”，有主体意识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美术馆变成了行动者。它既可以做一些文化建构的宏大问题，也可以参与对具体社会问题的讨论。美术馆不但应提供这样的平台，还应该是一个对话者，在不断的追问中塑造自己的形象。

“人”的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作为“人”的公众。公众作为美术馆履职和公共服务的对象，是美术馆运营的核心。观众、公众的需求对美术馆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在“新美术馆学”的语境下，美术馆有新的任务。它需面向人与人、人与展场的关系展开工作，同时拓展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为公众提供自由度和可选择性的内容。这些关系是“新美术馆学”需要研究的。这意味着，美术馆所有工作的方式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根本”体现在从初衷、途径直至接受。公众的诉求将始终作为其试验、校正和检验的标准。因此，美术馆的主动性必须与公众的主动性相结合。那么，如何引导公众成为对自己的主体性有清晰认知的新型美术馆观众，是“新美术馆学”在公众政策上的一个研究重点。

美术馆的责任是培养和提高“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美术馆应以其公共空间平台为依托，促进无论是艺术家、文化人还是普通公众，成为有学术品格、审美眼光、人格精神的个体。美术馆应该为社会提供有艺术高度和思想品格的精神产品，为健全每一个完整的“大写的人”而努力。于是，美术馆应该是行动主义的，既强调平等又主动出击，它参与社区问题和文化问题的讨论，有着开放的色彩。

二、多向度的“空间”

“新美术馆学”要研究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空间”的问题。“新美术馆学”视野中的空间是一个更为开放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虽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对当前中国的美术馆而言，却是一个有待实现的核心部分，其重要性等同于展览、典藏、教育、研究等传统功能。美术馆成为开放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在于其本身的建构，比如让美术馆辐射到社区，消解美术馆的空间边界，使其成为一个无围墙、无边界、融入社会的特殊公共场；另一方面在于对公众的培养，这便又和前面提到的“人”的问题相关联，“公共空间”的实现后也要落在空间与“人”的关系的建设上。这一关系的核心是“开放”。当然，“空间”本身也是多层次的，它包含物理形态、精神形态、社会心理形态等。这都与“公共空间”的实现密切相关。

马尔罗在 20 世纪曾提出“无墙的美术馆”概念。实际上，“无墙的美术馆”的落脚点不在美术馆，它只是一种“虚指”，它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文化诉求。“无墙的美术馆”的法文是“Le Musee Imaginaire”，即“想象的美术馆”。这里的“美术馆”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尤其是伴随着媒介的发展，比如摄影技术的出现，使艺术和文化有了新的展陈载体，它也就脱离了美术馆的单一形态。“无墙”是讲“开放”的艺术问题，更是“开放”的文化问题。作为前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马尔罗的这个比喻是对文化建设和扩展文化概念的呼吁，即从文化问题出发，把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从美术馆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美术馆应该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部分，这也是“新美术馆学”的重要意义所在。

美术馆是思想碰撞、个性表达、精神交流、生活乐趣的所在。“无墙的美术馆”是对文化问题的重新认识，扩展出去，美术馆是文化的推动者，也是文化生态的建设者。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第三届 CAFAM 双年展“空间协商 —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通过怀疑策展人制度、反思美术馆空间权力以及打造文化问题的“公共空间”，完成了对美术馆的救赎。展览不单单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品呈现，而在于与公众进行文化艺术问题上的平等交流对话。“公共空间”就是要与公众建立新型的关系，并具有超越意义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介入的特征。

另外，我们也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在以前的美术馆中，以“物”为主体来进行空间处理和视觉呈现的话，那么“物”本身也变成了一个可以被重新组装叙述的部分。“新美术馆学”关心作品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在此之中，策展人的意识与视野赋予了空间另一层意义。策展人往往以其行动者的身份代表着美术馆的立场、态度，但其本质上又是一个中介，作为“新美术馆学”研究的各项建制中的一个枢纽，调节、引导不同关系的生成。与此同时，这种引导应是良性可持续的、非专权的，与“新美术馆学”反思与批判的“性格”是一致的。

于是，美术馆的空间是多向度的和可参与性的，它引导着公众舆论，维护着公共福祉。事实上，美术馆超脱于围墙之外，并对文化生产产生关键的作用。从学术领域到文化政策与政治领域，“新美术馆学”语境下的美术馆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