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说·艺术之爱：蓬皮杜夫妇的艺术生活

1977年，我通过了现代文学教师资格考试，“跻身”巴黎。我是当时犀利的文学批评家之一，但与很多法国年轻人一样，我对当代艺术知之甚少。对我来说，博物馆应该像图卢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一样，是一个幽静和沉思之所。

我就是在那时发现了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当时还叫作“波布尔 ”。我进入这座城中城，在这里参加形形色色的论坛，在毛毛虫似的纵横交错的狭长通道中穿行。这是一个文化的大杂烩，展览书籍、杂志和日常物品（还有咖啡壶展览！），你在愉快兴奋的体验中就成了文化的参与者。我当时感受到的力量是很难说清楚的：焦虑与好奇相互交织，在文化消费中所感受到的新的自由，既令我困惑，同时也让我着迷。次参观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堪称某种探险之举。

之后，我了解了一个展览是如何变成一场演出的，要把各种艺术融合起来：巴黎—莫斯科、巴黎—柏林??制造出强烈的美学冲击，克莱因、波洛克、马列维奇??

虽然我是一个经历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青年教师，但在当时我仍然无法把这座充满文化奇迹的建筑与“右翼 ”总统、出版过一部《法兰西诗选》的乔治·蓬皮杜深刻地联系起来。只有每次上楼时看到由瓦萨雷里创作的一幅他的肖像画时，脑子里才会闪现出他。

近四十年后，我成为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主席。我曾在马提尼翁宫[1]工作多年，熟悉国家机器的运作以及决策过程，见过太多失败和变形的改革??这个机构反对一切保守主义联盟，在它非同一般的历史中，我发现了乔治·蓬皮杜这个人，这位政治家。我理解为何他的故事以及他们夫妇的故事（和睦相处，各司其职，同心同德，比翼双飞），无论对艺术在这座城市所占据的地位，还是对公共行动——现在称作领导力——的贡献，在当下仍然有现实意义。

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是当代建筑的象征，是世界上两个的现代和当代艺术收藏中心之一，每年有300多万人参观展览。这是一个集博物馆、电影院、剧院、声学与音乐研究所（IRCAM）为一体的场所，也是到访人数多的巴黎公共阅读图书馆。然而，这个中心曾差点被扼杀，在顶住“所有人的反对”后才得以建成。舆论反对，因为他们想到要在马莱区的心脏竖起怪物似的脚手架就害怕；议员反对，因为他们更愿意把建造这座建筑的开支用于其他补贴；艺术官员反对，因为他们希望保住“他们的”博物馆领地，不愿让伟大的作曲家皮埃尔·布列兹担任声学与音乐研究所所长；有发言权的艺术家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在一个像百货公司的地方展示自己的作品是不体面的；媒体也反对，他们虽然嘴里总是喊着创新，但对大型项目总是一味地谴责。对文化和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尤其会被障碍重重之下的谜团所吸引。本书由阿兰·蓬皮杜和塞萨尔·阿尔芒共同完成，有助于揭开这个谜团。

蓬皮杜夫妇的故事首先是他们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们有“很高的教养”，品味一流。乔治·蓬皮杜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并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文化对于他们来说远不止知识那么简单，他们把对艺术的热爱融入公共和私人生活当中。艺术如同一场华丽的冒险，也让他们与艺术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艺术家朋友很多，包括贝尔纳·比费、皮埃尔·苏拉热、汉斯·哈同、维克托·瓦萨雷里等。在担任中心主席后不久，我到阿兰·蓬皮杜教授家里拜访他，得以欣赏到他父母的一些收藏品。然而，打动我的是妮基·德·圣法尔和丁格利送给他父母的新年贺卡，画面生动有趣，诚挚热情，从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交情很好。这对夫妇不为社会阶层和工作环境所束缚，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深切的同情心，这是他们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这方面，克洛德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反对教条主义，风趣幽默，坚毅果敢，她的社交才华也使身居高位的丈夫摆脱了束缚，身心得到解放。正是得益于这些品质，在丈夫去世后，克洛德仍然坚持发展事业，成为独树一帜的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不可取代的守护者。

后来，在蓬皮杜当上总统后，文化素养让他保持思想活跃，也有助于他进行真正的政治思考。

近，我在东南亚旅行时颇为震惊地发现，当代艺术的活力以及艺术文化的传播，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他们意识到当代艺术既能提高国家的地位，又能提高创新能力。

乔治·蓬皮杜在这方面可谓是先驱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逐渐丧失了艺术和当代创作中心的地位，被纽约取而代之。1964年，美国抽象派画家罗伯特·劳申贝格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金狮奖。在美国的帮助下，黑森州州府卡塞尔举办的“文献展”成为展示当代艺术的重大国际盛事。几年之后，当乔治·蓬皮杜总理面临1968年“五月风暴”时，他察觉到这绝非一场简单的“社会动荡”，而是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快速发展与道德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不相适应的一个表象。他指出，法国是一个注重遗产保护多过支持创新的国家。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蓬皮杜文化政策的所有构成因素。他崇尚创新，担心颓废和僵化，拒绝全盘接受，认为当代艺术的吸引力就在于“对崭新和未知领域的令人紧张和着迷地探寻”[2]。蓬皮杜夫妇在生活中充分体验到创作的激情，在与艺术家的交往中得到莫大快乐。作为一位政治家，乔治·蓬皮杜坚信文化民主化、社会活力迸发和国家现代化离不开当代创作。乔治·蓬皮杜实现了他在19岁时建立的规划，他总结为三个词：艺术、行动、爱情。

我们从爱丽舍宫[3]私人房间的装修上可以看出这些元素，这是由设计师皮埃尔·保兰和艺术家亚科夫·阿加姆共同完成的。我们看到这对夫妇乐于打破总统府的正统庄严；发现整个工程尽在克洛德的掌控之中，她自然而然地行使着“夫人”的权力；体会到蓬皮杜在向外国宾客展示法国的新面貌——证明法国是一个有能力决裂的国家时的那份成就感。

要理解国家文化行动这一概念，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必须明确。乔治·蓬皮杜文化渊博，他是把文化政策视作自己权利和义务的共和国总统。但与此同时，他时刻保持警惕，决不干预艺术和美学内容的决定。当他看到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建筑评审团名单时吃了一惊，说道：“这会挨骂的。”但也仅此而已。

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一位文化人，他深知官方艺术代表着僵化死板，而1968年风暴后的艺术家极其敏感，憎恶国家对创作的任何干预。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持批判态度的创作，才是内容丰富和充满力量的，才能真正完成它的社会使命。因此，这位经历过“五月风暴”的前总理非常赞赏艺术的批判性。

这本书不是一部普通的传记或历史作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很多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并引以为鉴。它引发我们思考创新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企业除了需要工程师的严谨之外，是否还需要艺术活动的胆识和创造力。我们将永远铭记乔治·蓬皮杜对促进多学科交叉、推动科技和艺术融合所做的贡献（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下设了工业创新中心）。如今，这种融合已经成为衡量学校或企业、行政管理或科学研究是否现代和高效的一个因素。我们要保持警觉，避免对文化遗产的过度保护损害到文化创新的活动。

当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和倒退倾向时，我们更不应忽视这位政治家的政绩所产生的令人振奋的影响。他构思出一个打破常规的伟大工程，其标新立异的程度在法国是很难被接受的。政府的阻力、议会的质疑、媒体的危言耸听和嘲笑挖苦，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他的故事是对决策力和改革精神的一种诠释，证明坚毅的性格可以无往不胜，或许也能证明爱情可以使人在政治中更加坚定，更彰显出“拥有伟大理想和梦想”的重要性。乔治·蓬皮杜认为每个政治家都必须心怀理想和梦想。

对于我和所有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这部作品不仅激励着我们不辜负这位乌托邦的缔造者，也激发了我们实现理想和梦想的热情。我们不需要无谓的怀旧，但也不应忘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