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斐君子(学礼堂访谈录)

文献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石，不重视文献学或不以文献为基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颇多臆说，不足传信。
《论语·八佾》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郑玄注释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朱熹《论语集注》说：“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郑玄、朱熹将“文”解释为文章、典籍，“献”为贤才。
文、献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孔子弟子而言，孔子是“献”；对后代读者而言，孔门弟子、后学记录编纂孔子言语而成的《论语》，则成为“文”。“文献”一词，就成为记录历史资料的总称。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序》说：“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记录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以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马端临所言“文献”，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典籍、书籍无异，所以，文献自然就成为人们认识历史、洞察社会的依据。
文献学是研究文献典籍的学问。今天学术界所谈的文献学，更偏重于古代，又名古文献学，是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整理与研究的学问。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今天的学科划分中，一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下，有一个二级学科名曰“中国古典文献学”；一级学科“历史学”下面，有一个二级学科名曰“历史文献学”；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面，有一个二级学科名曰“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和文献学都是二级学科，分别属于三个一级学科，三者有何异同？令人费解。其实，从学理上而言，三者没有任何区别，命名为古文献学，似乎更好。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黄永年等先生，对此均有卓见。黄永年先生《古文献学四讲》前言说：“后，对《古文献学四讲》这个书名也得作点解释。前面说过，当年听我讲课的有历史文献学硕士生，但为什么不叫《历史文献学四讲》呢？因为不明底细的人会当作品是讲历史、地理的历史学科的文献。其实‘历史文献’本是指历史上的文献，和‘古文献’是一个意思，为避免误解起见，用‘古文献’比‘历史文献’更好一些。”（鹭江出版社2005年6月）就古文献研究而言，“不明底细的人”很多，出现混乱，也属于正常。难怪孔夫子早有言曰：“必也正名乎！”
《学礼堂访谈录》第五辑《有斐君子》收录对江庆柏、董恩林和程章灿三位先生的访谈。
江庆柏先生1978年2月就读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师从诸祖耿先生攻读硕士学位，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员，江苏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成员、浙江省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委，主要从事江苏地方文献、四库学文献整理研究工作。著有《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近代江苏藏书研究》《孙星衍评传》《〈四库全书荟要〉研究》，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朝进士题名录》，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江苏人物传记丛刊》《江苏近现代社会救济与慈善文献丛刊》《清代地方人物传记丛刊》《中国古代女教文献丛刊》等。担任《无锡文库》《泰州文献》《扬州文库》学术顾问，主持《江苏艺文志》增订工作。现为《江苏文库·史料编》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首席专家，2019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江苏文脉工程史料编研究”主持人。
早在20世纪90年代编纂《三礼研究论著提要》之时，经常查检江先生参与编纂的《江苏艺文志》，但与其相识，是在2004年我调到南京师范大学以后。江先生为人谦和、处事低调、治学严谨，是国内知名的古文献学、四库学研究专家。其代表作《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一书，收录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收藏等方面人物25000人左右，逐一著录传主姓名、生卒年份、字号籍贯、资料出处等，是研究清代历史案头之书。《清代进士题名录》依据科年甲第名次著录清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十年（1904）文科常科考试一百十二科所取进士26849名，博学鸿词科、经学科、经济特科在内的制科考试和翻译科所取进士253名，书前有近十万字的《清朝进士题名文献概述》，介绍清代进士题名文献，探讨清代进士题名中清朝文科常科考试录取的进士人数、补殿试与未殿试、宗室会试等问题，说明清朝进士题名、姓氏、名字和籍贯著录的依据，资料详实，翻检便利，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代表性学术成果。
江先生对江苏地方文献非常熟悉。他主持编纂的《江苏地方文献书目》、《江苏艺文志》（增订版）、《江苏现存书目》等成果，为江苏省正在进行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资料。对于这几部书，外人一时难以说清，用江老师自己的话说：《江苏艺文志》是著录我们江苏人写的书，《江苏地方文献书目》是著录写我们江苏的书。《江苏艺文志》和《江苏地方文献书目》基本上反映了江苏作家的著作情况和有关江苏的著作情况。《江苏现存书目》是一部工作用书，是将《江苏艺文志》中尚存的著作先选择出来，为《江苏文库》的《文献编》《精华编》《史料编》编纂提供方便。据统计，《江苏现存书目》著录图书25900余部。
董恩林先生1978年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师从张舜徽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师从熊铁基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中组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著有《唐代老学：重玄思辨中的理身理国之道》《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文献论理与考实》《董恩林自选集》等著作，整理《广成集辑校》《兴国州志校注》等古籍，在《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献》《文史》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先后参加《汉语大字典》《二十五史全译》《儒藏》等社科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人文集‘经义’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同时主持*古籍整理重大项目“《皇清经解》点校整理”，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子课题。
我与董恩林先生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近十年左右，几乎每年在学术会议见面，加之同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往来密切，交谈甚多！其为人也，敦厚诚实，其为学也，勤奋求通。就董先生学术成果而言，大致涉及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史、中国道家思想和国学研究等方面。针对古文献学学科名称、内涵外延人言人殊、五花八门的现象，董先生撰写《文献之我见》《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传统文献学几个理论问题再探》等系列论文，探讨文献的内涵和古文献学的研究范围等问题，并主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一书，指出“传统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名同实异，“历史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名异实同。他认为：“我们所理解的‘文献学’‘传统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同一概念，并主张用‘传统文献学’作为统一名称。所称‘文献’‘传统文献’‘古文献’‘古典文献’‘历史文献’也是同一概念，并主张用‘古文献’作为统一名称。”这些见解，对于推动文献学研究、文献学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其他诸如对魏晋隋唐道家道教思想中道论、重玄论、修养论的探讨，对国学、经学、儒学和子学概念与体系的辨析，对夏商周政治体制和五代官制的分析，皆有新见，受到学术界关注。
程章灿先生1979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83年师从程千帆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8年被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诗教学会副会长。他的治学涉及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石刻学和海外汉学。研究专著有《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世族与六朝文学》《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等，译著有《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与雨女》等，学术随笔有《旧时燕：一座城市的传奇》《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纸上尘：历史的表里》《鬼话连篇》等，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诗作数十篇。现为《江苏文库·文献编》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首席专家。
我与程章灿先生相识于1999年高校古委会在呼和浩特举办的届中青年学者研讨会。2004年我调到南京师范大学以后，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博士生答辩时，时常见面。2016年3月25日，在江庆柏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库提要汇辑汇校汇考”开题之时，程章灿先生邀请我参加“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之“文献编”经部的编纂工作。此后，与程先生几乎月月见面，讨论“文献编”工作进展情况。程先生勤奋好学，待人诚实，治学之广，著作之富，才思之捷，学界少有。他在29岁时，出版《魏晋南北朝赋史》《唐诗入门》，30岁出版《刘克庄年谱》，随后接连出版《汉赋揽胜》《魏晋南北朝诗》《世族与六朝文学》《石学论丛》《赋学论丛》《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南北朝诗选》等著作，另有与程千帆先生合作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学术随笔、翻译著作和他主编的其他学术著作，无不凸显其聪敏、博学、刻苦和多产。
2019年8月31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参加“第二届宋云彬古籍评奖”会，程先生送我一册《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读南京》，晚上睡觉前，拜读数篇，对其中辑《佳丽地》篇《两座读书台，一个文化传统》，印象深刻。此文讲述南京清凉山有纪念北宋福建人郑侠（1041—1119）的一拂祠，明人称为“郑侠读书堂”，又名“郑介公读书台”。对于这位乡贤读书的地方，程先生于文末说：“书台也好，读书堂也好，总之，位置都是在城西。郑介公读书台与城东南的周处读书台遥遥相望，代表了南京读书史上两个自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一个敢于挑战权威，一个勇于改过自新。两个传统，也可以说是一个，那就是‘读书改变命运’。”读书改变命运，既是程章灿先生的经历，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江庆柏教授、董恩林教授和程章灿教授，三位教授出生于不同的地方，然因中国高考制度的恢复，他们得以考入大学，努力读书，严谨治学，教书育人，传承文脉。《礼记·大学》说：《诗》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学》征引之诗句，源自《诗经·卫风·淇澳》。“有斐”，有文采的样子。諠，忘也。此谓文采斑斓、品德高洁的君子，令人难忘。故本辑取名曰《有斐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