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

或许可以把后现代性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不仅如此，还像是自哲学诞生以来被人们不顾一切、满怀期冀地表达的所有那些希望和雄心的终极实现。只要毫不理会前历史性人群和历史性人群破败不堪的残余，任他们隐约闪现着后现代性金碧辉煌的拱廊街外，这时候，仿佛这个世界已经*终获得了完满清晰的呈现。

人们不再有需要，不再有不适，但同时那也意味着，不再有希望。

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是要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 1960—2019）

英国社会学家。曾任赫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茨茅斯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著有《两种主权》《非人境况》《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思想》等。

译者李康，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学卓越奖获得者。曾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访学一年。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方面完成译著近30部，1400余万字。

序

章 界限

第二章 特性/身份/认同

第三章 怀旧/恋乡

第四章 技术

第五章 责任

第六章 他人

第七章 结语

参考文献

中外人名索引

中外主题索引

或许可以把后现代性看作是人类历史的*，不仅如此，还像是自哲学诞生以来被人们不顾一切、满怀期冀地表达的所有那些希望和雄心的终极实现。只要毫不理会前历史性人群和历史性人群破败不堪的残余，任他们隐约闪现着后现代性金碧辉煌的拱廊街外，这时候，仿佛这个世界已经*终获得了完满清晰的呈现。

人们不再有需要，不再有不适，但同时那也意味着，不再有希望。

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是要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必然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基思·特斯特（Keith Tester, 1960—2019）

英国社会学家。曾任赫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朴茨茅斯大学文化社会学教授，著有《两种主权》《非人境况》《齐格蒙特·鲍曼的社会思想》等。

译者李康，先后毕业于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教学卓越奖获得者。曾于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访学一年。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文化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方面完成译著近30部，1400余万字。

“如果我不是有目的地到这里来，而是意外地发现自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他蓦地寻思，“那真有点绝望的味道呢。”——弗朗兹·卡夫卡

真正的栖居困境乃在于：终有一死者总是重新去寻求栖居的本质，他们首先必须学会栖居。——马丁·海德格尔

现代化，就是意味着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的同盟者。——米兰·昆德拉

我在早前的两本书，即《两种主权》和《市民社会》中，力图探讨欧洲现代性的一些希望与灾难。尤其是我试图谈谈，现代性的事业为何似乎老是骤然之间声势浩荡，旋即湮没于无关紧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在这份事业的实现似乎已经成为明确可能的时刻。

那些论著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假设：要撰述现代性，把它当作是一样引人兴致的东西，而不是某种供人生活、体验、栖居其间的普遍境况（condition），就意味着本人并非不言自明、轻松惬意地处在现代的界限之内。可以说，我已经摆脱了这样的界限。但在某种程度上，我想必也得在某种东西的界限之内，才能知晓自己在什么别样的东西的界限之外。因此可以说，本书关注的是这样一些境况，它们构筑了理据，以便能够察看现代性。

本书当中，我试图更为清晰地刻画，对于自己据以领会现代性的那种境况，我是如何解释的。我想通过这本书，进一步倡导阿尔文·古尔德纳的准则，将摄影师置回图像之中。至于这幅图像是清楚明晰、引人入胜，还是东拉西扯、不成体系，就凭读者诸君定夺了。

因此，本书关注的是，在有关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本身的讨论当中，一些解释上的利害关键与可能条件。不过，我希望本书不仅仅具有自传性的意义（我希望它不仅仅讨论一位孤独的摄影师）。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位社会学家，我力求做些被称作社会学的东西。而作为一名不错的社会学家，我认定自己与芸芸众生一起，居处在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情境之中。我并不是一个孑然自处的鲁滨孙式人物，像他那样与世隔绝。要理解你与我，首先就是要理解合力之下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的那些关系。所以说，本书探讨的是社会文化世界，而并非纯属对个人事件的探讨。

因此，《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通过这些方式，展现出努力超出《两种主权》与《市民社会》中勾勒的疆域而思考。 所谓“超出……而思考”，有一部分也意味着我现在对于后现代性的诸般可能与蕴涵，已经远不像早前几本书中那样满怀热忱（即使在早前，对于有关后现代性的一些重大主张，我也总是挑剔质疑，妨碍着那份热忱）。

话说回来，《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与另两部著作还是有些共同之处的。尤其是和其他努力相仿，《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显然也是一部解释之作。在许多方面，它还是一部思辨之作。本书又一次不打算自诩要给出正确答案，也不打算妄言掌握着揭启终极真理的钥匙。我甚至不打算伪称它提出来的必然都是迫切相干的问题，当然，我还是希望它引出的问题都有意思，也有益处。本书无非是这样一份试论（essay），想要搞明白，读着后现代、写着后现代的那些人（就像你和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为何与其他人在某些方面截然不同。

我知道，这些旨趣基本上是属于解释性的，大有可能使我的作品（但愿这个词儿不那么夸大其辞）面临不少批评。从许多方面来看，这样的遭遇也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应该积极鼓励。说到 底，我现在搞的这种社会学，是要提倡一些别样的（alternative）观看之道，却不给出途径，也并非只有一种替代方案。然而，在我看来，值得花些时间来想想潜在可能的批评意见，说本书就 像《两种主权》和《市民社会》一样，代表着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书写，殊少关注“实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甚至不置一辞。可以说，我倾向于将世界化简为一种书写，一种解读，而我原本应当更加关注对于世界之中的实践和有关世界的实践的思考（也就是说，我把一切都化约为观念，而不是物质性的行动与环境）。

我想，自己表面上似乎老想避免社会学角度的理据这种正统的舞台道具，倒是对与作者们对话乐此不疲，这大概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这种批评。我老是在讨论其他类型的书籍，在从中提取我的“证据”时，往往是出于两点理由。首先，相比于绝大多数的社会学文献，小说实在是要有意思得多，也深刻得多。毫无疑问，它们写得精彩多了。但这基本上属于一种审美角度的理据。其次，还有一种道德角度的理由，也是理查德·罗蒂所强调过的。罗蒂说过：“小说、电影和电视节目已经缓慢但却稳固地取代了布道与论著，成为道德变迁与进步的主要载体。”（Rorty，1989：第xvi页)因此，按照罗蒂的说法，要寻找道德进步与“前行之路”上的标杆，不能诉诸学术界的产品（所以也不能在 本书中寻找），而应当转向其他类型的文化生产。不幸的是，我对电影和有益的电视节目所知甚微，所以只能去谈那个对我来说不那么玄秘的世界（也就是文学）。换句话说，我力求秉持罗蒂的立场来进行研究，当然，我也的确是怀疑“道德进步”之类的观念有多大用场（不管这种进步可以被界定得多么自由，多么正派）。

其实，我想要揭启的是，支撑并构成我们在社会层面和社会维度上的现实的那些神话/ 迷思（myth），究竟意义何在。玛丽·道格拉斯对神话 / 迷思的界定很有帮助，即“对于不管怎么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那些令人不甘的妥协的思索”。道格拉斯继续说道：“透过神话 / 迷思中曲折隐约的陈述，人们能够间接认识到，有一样东西难以公开承认，但人人心知肚明，那就是理想不可企及。”(Douglas，1975：第 156 页)一出神话 / 迷思就是这样一则故事，协调着、应对着社会层面与社会维度之存在的种种冲突与诸般艰难。神话 / 迷思思索着我们生活中的诸般艰难，要么以某种方式与其取得调和，要么将它们逐出需要言说的事情的情境。不仅如此，神话 / 迷思还能够说明，我们常常以非凡的信念、担当（commitment）与热忱来守护的那些理想，为何永难企及；神话 / 迷思会帮助我们应对我们看似没个尽头的挫败。

我在近几本书里，一直在力图揭示，如何通过一系列的神话 / 迷思，来解释现代性（这些神话 / 迷思被称作“社会”“共产主义”“自由”等，并常常通过“经典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所自称的科学性而获得理据)，能够言之成理，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也确实不乏意义。但我并不接受这些神话 / 迷思的字面意义，而是努力解释它们的利害关节、言外蕴涵以及可能条件。所谓关注有关我们世界的写作，其实就是关注有关我们世界的神话 / 迷思， 就是去探寻人们都靠着哪些故事，来做出妥协，为实际活动提供理据，并使挫败可以接受。关注有关世界的写作（其实，即使是朴素无华的社会学，做起来也是一种写作），有助于领悟生存究竟意味着什么，哪怕在社会维度和社会层面的情境中遭受挫败。这样的强调重点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世界被如此寻常地体验为、解释为一块受界限限制的地方。

综上所述，但愿您能够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也亲身参与本书的写作。这份文本等待着接受挑战：我希望它引导您提出问题，并自己给出解答。我还希望此书能够在一切反思性、解释性社会学都应当做的事情上有所推动（或许这些类型的社会学常常还做得不够充分，老是不得不生活在其姊妹——立法性社会学和平白乏味的社会学——的阴影之下)。我希望《后现代性下的生命与多重时间》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使世界的意义更趋丰富多元，让我们能够自己打造这个世界，而无须别的什么人来告诉我们，他们才知道其实什么是好的。那些目标和希望都是非常有节制的。如果说后现代知识分子应当从现代性中有所借鉴的话（尽管 对于后现代性可能意味着什么，我还是有所保留的，但作为一名后现代知识分子，这是我的命运），那就是谦卑（humility）这一课。更具体地说，我宁愿认为，本书不会为以下信念推波助澜：就因为什么东西我们难以领会，它就无权存在。

本书探讨的是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生活，而书本身也是社会文化关系的产物。我为写作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大大得益于我的阅读写作伙伴们组成的小型共同体无私奉献的时间与帮助。因此，我将再一次感谢 Linda Rutherford 和齐格蒙特·鲍曼长期以来对我的深切指教。Chris Rojek和 Anne Gee 也继续使我确信，为Routledge出版社工作，是一份令人愉悦而富有收获的经历。以上诸位帮助我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同样重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希望与这部作品的只言片语扯上关系（我猜想，在我表示感谢的这些人士当中，至少有一位会强烈反对本书的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