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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马伯乐 著,肖菁 译
出版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283168
出版时间2020-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128元
货号28880340
上书时间2024-10-27
前言
尽管人们经常评说中国古代历史,但却无法将它上溯到太久远的时代,与远古时期相关的文献的价值也不高。我们只是对某几个时期有些认识,而非连贯的历史,在这中间又间隔着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时期。殷朝末期(约公元前十二至十一世纪?)中国的状况开始为我们所知是得益于近期的考古发现,它赋予了那个时代些许生机;但这之后的几个世纪,即历史上周朝到达的时期,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片空白;直到(公元前)九世纪末,(对历史了解的)阴影才开始逐渐减退;我们对从(公元前)八世纪末开始的两个半世纪,即722年到480年期间的历史是比较了解的,这多亏了覆盖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此后直到公元前三世纪结束的这段时间,迷雾重又显现,只是没有像远古时代那般浓重,相关的文献甚少且内容无法确定。欧洲、日本和中国的汉学家们已开始努力地梳理了相当一部分这段时期的历史,但关键性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也就是说当我尝试用近期主要的研究思路来写中国远古历史时,我需要摒弃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由于长期的存在被视为既成的事实,但同时我又不能用大量的篇幅来讨论我这样做的原因,因为这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只能在注释里指出那些被我摒弃的传统理论,并在其中几个重要的地方扼要地阐述这些传统理论所引发的主要反对意见。
读者会发现本书不同章节中参考书目的数量和编排有很大的不同。在纯粹讲述历史的章节,参考书目很少,这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信息来源,因此无需每时每刻提起这些出处。相反,在涉及社会、宗教和文学的章节就有必要尽可能针对每一个事实给出多样而又分散的文字出处;同时应该至少简明地阐述我们接受或排斥某些本土传统文学的原因,考量哪些作品是真实的原作并给予这些作品一个日期。
本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期的人名较难掌握。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其部族相关的称谓,即“姓”,姓只与宗教活动有关;有一个家庭的称谓,即“氏”,氏可以是封地或职位的名字或表示亲族关系的级别;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名字,即“名”,名是出生三个月后所起;还有一个称谓叫“字”,字是男子在成年礼时所选的名字;后还有一个过世后的谥号。帝王及王侯由他们的谥号来指代,其他人则用属于个人的名,有时名后会跟一个括号,括号里是此人的字。对于来自封地或职位的“氏”,我采用直译,在涉及封地的氏前加上词缀“de”,在涉及职位的氏前加入冠词“des”(中世纪意大利家族的名字也采用同样的写法)。由此,如果一个人名为“盾”(Touen),他的家庭拥有或曾经拥有封地“赵”(Tchao)并因此封地获得了他们特有的名字,此人就会被指代为“赵氏盾”(Touen de[1] Tchao)。如果一人的名“会”(Houei),他的家庭曾担任过“士”(Che)的职位并因此获得了属于其家庭的氏,此人就被称作“士家的会”(Houei des Che)。这些与封地及职位等相关联的氏在远古世界消失后演变成了真正的姓氏,人们已经忘记了部族的族姓,以至于上述人名以现代的方式通常会被译为“赵盾”、“士会”—我认为这种译法对远古时代来说是不合适的,那个时代这些称谓(指前文提到的姓、氏、名、字、号 )有着尽人皆知的特殊含义。[2]
本书没有特别的索引。在这套中国历史丛书的后会有一个总体的索引。
[1]此处法语的“de”表示从属关系。—译注
[2] 作者在这里讲述的是如何以法语书写远古时期的中国人名,在翻译中我直接使用这些人物的中文名(如赵盾、士会等),因为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名字,而没有按照作者的法语描述方式来直译。—译注。
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民族一直延续着、创造着五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古代中国史的奇才 ”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深入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他们的社会和习俗,严格使用当地人提供的信息资源,携带了旅行家在中国行走的参考书——中国地方志,以及欧洲特藏中被收入并被远东的出版物中已经发表的文物,撰写了这部经典巨著《古代中国》,作者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广泛采用神话、传说、金石、考古的材料,构建起秦以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图景。
该书出版于1927年,出版后就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陈训慈在《史学杂志》上对马伯乐的《古代中国》做的短评是国内较早的,突出了该书在社会研究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特点,表明该书对于向国外推荐中国文化功不可没。贺昌群判定,马伯乐的《古代中国》“由上古而至秦之统一,融会贯通,极具新裁,较之夏德《中国上古史》之仅以帝王年代为次者,远胜多多”,雷海宗评定“加氏著作的价值不及马氏”。1944年,马伯乐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病故,中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师从马伯乐攻读语言学,在马伯乐去世时,高名凯发短文纪念其导师:“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古代中国》曾获儒莲奖”,1978年弗兰克•基尔曼根据1955年法文第二版,翻译出版《古代中国》英文版,再次引发了欧美汉学界对此书学术和利用价值的探讨。
马伯乐,法国的中国学家、敦煌学家。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任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后继沙畹为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初受其父影响,研究埃及学。不久转向中国学的研究,被称为“古代中国史的奇才 ”。
肖菁,199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后赴法国留学,就读于法国著名的ESSEC商学院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职多家法国金融机构。工作之余,兴趣爱好包括旅行、阅读、翻译等,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及风土人情。译有《伯希和北京日记》。
部 – 起源
第二部 –社会及宗教生活
第三部 – 霸权时代
第四部 – 战国时期
第五部 –古代文学与哲学
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民族一直延续着、创造着五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古代中国史的奇才 ”的法国著名汉学家马伯乐,深入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了解他们的社会和习俗,严格使用当地人提供的信息资源,携带了旅行家在中国行走的参考书——中国地方志,以及欧洲特藏中被收入并被远东的出版物中已经发表的文物,撰写了这部经典巨著《古代中国》,作者综合运用语言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方法,广泛采用神话、传说、金石、考古的材料,构建起秦以前的中华文明发展图景。
该书出版于1927年,出版后就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陈训慈在《史学杂志》上对马伯乐的《古代中国》做的短评是国内较早的,突出了该书在社会研究和文化发展方面的特点,表明该书对于向国外推荐中国文化功不可没。贺昌群判定,马伯乐的《古代中国》“由上古而至秦之统一,融会贯通,极具新裁,较之夏德《中国上古史》之仅以帝王年代为次者,远胜多多”,雷海宗评定“加氏著作的价值不及马氏”。1944年,马伯乐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病故,中国语言学家高明凯师从马伯乐攻读语言学,在马伯乐去世时,高名凯发短文纪念其导师:“学问渊博,于中国古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术数无不精通,所著《古代中国》曾获儒莲奖”,1978年弗兰克•基尔曼根据1955年法文第二版,翻译出版《古代中国》英文版,再次引发了欧美汉学界对此书学术和利用价值的探讨。
马伯乐,法国的中国学家、敦煌学家。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毕业,任法兰西远东学院研究员。后继沙畹为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学教授。初受其父影响,研究埃及学。不久转向中国学的研究,被称为“古代中国史的奇才 ”。
肖菁,199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后赴法国留学,就读于法国著名的ESSEC商学院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曾任职多家法国金融机构。工作之余,兴趣爱好包括旅行、阅读、翻译等,希望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及风土人情。译有《伯希和北京日记》。
华夏的原始面貌
在西亚文明达到的同一时期,在亚洲大陆的另一端,在渤海湾及黄海沿岸辽阔低洼的大平原上,生活在黄河两岸的农耕的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开始了文明社会的生活,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所创造的未来有多么宏伟,但正是他们奠定了华夏帝国的根基。
华夏文明的发展完全没有理会地中海(文明),至少在初始阶段,它并未受到西方的影响。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仅限于从史前就与他们有商贸往来的斯基泰—西伯利亚人传递来的一些元素(1)。中华文明在太平洋岸边展开2-3、在崇山峻岭的高原及从西藏高原向东而下直至大海的平原地区展开。华夏文明由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组成,这两者在土地、气候、植被、物群等方面都无相似之处并被横跨的巨大山脉所分隔,每一侧都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贯通—几个世纪以来华夏的文明就在这样的景象中发展着(2)。这片广袤的领土远非一个整体,相反它被划分为众多不同的区域,如同一个个隔断,相互间很难沟通。
北边的山西就是这些隔断中的一个:它的西南部地势逐渐降低到达黄河,汾水谷地宽阔的山口打开了通向富庶盆地的通道,而汾水就这样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盆地;南部与东部却截然相反,高耸的太行山和五台山像一座高墙横亘在平原与高地之间;沁水河谷虽然给高原的主人提供了一条通向河南平原的通道,但它并没有将平原的人们集中到这块土地的中心,人们沿着沁水逆流而上;再往东北部通路就更少而艰难了。由此我们将会看到山西的主人、晋国的领主们长期与他们西边的邻国处于战争状态而极少与东边的邻国有直接的往来;他们偶尔通过沁水河谷南下到黄河平原,达到古时的卫国(3)。
3-4在华夏世界的西部,渭水流域也构成了一个近乎封闭的隔断:大面积的秦岭在它的南边提供了理想的屏障;北边和西边居住着野蛮部落,他们的身后便是沙漠;与中原其它地区的联系便是黄河,但黄河在华山脚下折向东流,在航运上有颇多不便:冬季浅滩水量不足,夏季水流又过于湍急。这里再次证明了地理环境对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个区域的主人秦国伯爵在几个世纪中很少与中原其它地区打交道,而是奋力地在这片东方大平原上与黄河决堤抗争。
在南方,长江盆地则是另一片天地,与北方有着显著的不同:只有从海上才能较容易地来到这片河网交错的平原,黄河、淮河和长江的很多支流在这里相互交织;向西,当山脉开始出现时通路就开始变少了。海拔并不算高的淮阳山有着东方昆仑山般的气势,由一排排平行的山脉组成,山峰陡峭,山间并不太难走的通路延绵不绝,好走的南阳府通路长约四十多公里,一路的海拔都没有超过450米;经信阳的通道,即今日京汉铁路所经过的地方,长度稍短但跨越了较高的山岭。逐渐西进,道路就变得越来越险阻:从渭水谷地到达汉水流域,期间要越过数座超过千米的高峰。因此长江盆地的主人、楚王在北方对手的眼中行踪莫测4-5,他可以择机进攻中原诸国,进攻之后便撤回自己的领地,北方的对手却因畏惧淮阳山山路绵延,路上极易有埋伏而不敢追踪而来。只有在长江下游建立起来的强国才能越过楚国的防御,将其击垮。
后需要一提的是在东北部古时被称为“齐”国的地方,在现在的直隶和山东两省交汇处。齐国也被天然屏障围绕着:那时黄河下游支流流经的河道与现在不同,河水泛滥,在齐国的北部和西部形成大片的、近乎不可逾越的沼泽;南部有泰山,泰山向东延展入海,齐国四面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这些边界清晰又受自然保护的区域不同,泰山以南的东部大平原是个交通便利,运河四通八达的地区,军队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在此行进—这里富饶却没有防御能力,注定要永久地成为被蹂躏的战场。我们在整个远古时代看到的就是它被来自北部、南部和西部的人掠夺,从未能成功抵抗任何侵略者。由此可见,这样的领土构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强加了很多无法改变的条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华夏的文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覆盖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广阔疆域,而是慢慢地、一步步形成的。在远古时期,文明社会只存在于北方的一小部分,中部某些地区及黄河盆地,即便在这些有限的区域,中原人也远非的居民:灌溉平原为中原人所独享,但所有的山脉,以及各个领地深入的地方都控制在野蛮部落手中(4)。
6山西高原为狄族的活动范围(5)。南边的六个部落为红狄,即赤狄,居住于沁水上游的上党及常山。西边的是东山皋落氏,直接控制着黄河左岸,这里平原消失在山峦中,两座山峰夹着今天的垣曲县所在地(6)。在东边的是潞氏,他们的名字来自现今的潞府县。与他们相隔不远在北边的是留吁,在今天的屯留县周边,占据着山西省的东南角。再向北是廧咎[1]如和铎辰6-8,其确切的居住地不详。与他们相邻的是甲氏,赤狄中东边的部落,其活动范围到达黄河岸边现今广平府(直隶)的鸡泽县。在赤狄的北边是白狄,分为三个部落,占据着整座高耸的五台山及山脚下属于真定(直隶)的领土。东边的肥氏和鼓氏在今天的新乐周边;西边的鲜虞氏活动范围为唐县附近的中山。南部狄族(赤狄)和东部狄族(白狄)的归顺花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虽然(公元前)593年赤狄就被消弱,但白狄的后一支,鲜虞,一直在五台山抗争,直至周朝行将结束的(公元前)296年才被降服。此外,山西的西部和中部全境曾被“西狄”占据,但因该部落很久以前已经归顺,部族的名字已不为人知。早在远古时期,移居中原的人们就一直占据着汾河谷地与黄河交汇处,并延伸到上游的平阳府,并在这个区域成立了诸多小诸侯国:如耿国、霍国、赵国,等。在我们并不了解的但非常久远的年代,他们的活动范围还到达过富庶的太原府盆地,赵国的封侯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就拥有了晋阳的封地。由于山峦阻隔了黄河和汾水,山区的狄部与东部的同族被分割开来,无法(与中原人)进行对抗:公元前七世纪初狄部投降,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立了两座城堡,即屈城和蒲城,大约在今天的吉州和隰[2]州。居住在再往北边的部族是保持了独立的部族,之后还成立了一个小国“代”,这个名字来自山西北部一个地名,代州。这些部族的北边居住着游牧民族。从远古时代起,这些游牧民族就生活在蒙古高原的大草原,与沙漠接壤,被称为“三胡”:在西边黄河岸边的两个胡人部落是林胡或称儋林(位于山西北部的朔平地区),在世纪元年前后这里聚集了大量的自治的胡人;另一个部落是楼烦,比前者的活动范围稍稍向南8-9,在今日的岢岚一带;再向东靠近大海的地方是满洲族,东戎或东胡,或称无终。更远处的北方是被称为“貊”的部落,他们没有城市、宫殿、房屋及祭祖的庙宇,以耕种黍麦为生(7)。
黄河的南边和西边所受到的野蛮部落的侵扰并不比北方少。这些区域的野蛮部族被称作“戎”。将洛水和它的支流伊水分隔开的山区是洛戎、伊戎及扬拒等戎部的聚居地,他们的势力范围能控制到周朝东部的都城,洛邑,近今天的河南府;向东南一些是蛮戎,或称茅戎,居住在淮阳山西北部靠近汝州(河南)一带。向西,渭水平原也被戎部包围着:骊戎居住在南部的华山山脉,边界一直延伸到(渭)水边,其他的部落居住在陕西的西部和北部,在渭水、泾水和洛水发源的高原山区,高原也将这些河流与黄河分隔开来:这里有绲戎、翟豲戎,靠近今天的巩昌府,以及绵诸戎,近渭水边的秦州;在东北部的是乌氏,在泾县附近,更为重要的是义渠戎部,他们抵抗中原人达数个世纪之久,终才在公元前315年彻底失去了他们的独立;他们的中心在今天的泾阳附近。这些部落在原始时期占据着整个河谷地区,在公元前两千年中期前后,来自东部大平原的中原人将他们一步步瓦解,或者更为可能的是这些部落的大部投降或被中原人同化;在他们之后也有一些逐渐消失的残部仍然占据着平原的一角,这些孤立的部群生活在中原人之中,如大荔、羌戎及洛水沿岸同州的彭戏氏(8)。
9-10南部的长江盆地是蛮人的领地,他们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征服,较晚受到中原人的影响,但很快又恢复了独立直至周朝末期。他们的文明之路是通过(与中原人)接触,而非征服。东部沿海地区,淮夷部生活在江苏的北部,与山东交界的低洼的平原地区,在淮河及其支流下游及由这些河流组成的湖泊地带;他们的西部依靠着徐部,徐部在原始时期占据着黄河与淮阳山之间的整个地区,位于淮河及其支流的中游,但进入有史记载的时期,他们被鲁国和宋国的诸侯接连进攻,其势力范围缩小到原有领地东部的一部分,在今天安徽北部的泗州一带,西边只留下一些无足轻重的残部:其中重要的部落,徐戎直到公元前七世纪(他们在公元前668年才投降)还占据着当时济水发源的沼泽地带,在曹州府与开封府之间,即现代三个省份直隶、山东及河南的交汇处。山东半岛的山区也是野蛮部族的领地,在有史记载的时期,散落的莱、介、根牟虽然演变成中原的诸侯国莒国、纪国及邾娄国等,在其它众多的诸侯国之中,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曾为游牧民族的记忆。
如上所述,在有史记载时期的初期中原文明的属地有着清晰的界定:它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大量的野蛮部族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开,每个区域都处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平原,其中为重要的一个区域位于黄河下游平原,在山东半岛的南北两侧通过狭窄的河道通向大海,北部进入渤海湾,南部进入黄海,向西以山西高原陡峭的墙垣及黄河进入河南前变得狭窄的河道为界;另一个范围较小的区域位于渭水洛水汇入黄河的小平原,在南部的10-11华山与北部的陕西高原之间。两个区域都与野蛮部落为邻,但对野蛮部落一词不应产生错觉:如果说北方的无终和代戎似为通古斯及匈奴人(中部的陆浑及其他几个在有史记载时期的中期迁移到中部的部族也可能如此);如果说南方的蛮部算作蜀(四川)地的藏族人及巴地的苗族人的近亲,可能还包括了楚国的西南部;(其他)大部分部族,如狄部,几乎所有的戎部,徐部,淮部,甚至楚国、吴国及越国的底层的国人都来源于中原人,他们保持着较为落后的生活方式,生活在山区、沼泽和森林中,与平原的人们所发起的文明运动相隔甚远(9)。古希腊人也是如此对待色萨利及马其顿等野蛮部族。“夏人”,即诸夏,和与其为邻的野蛮部落的区别无非来自社会的差异,而文字、政治体制及物质的进步更清晰地加剧了平原的人们相对于山区部族的优越性。这些差异在《左传》中借一位(公元前)六世纪戎部首领的表述较准确地总结出来:“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10)”
11-12一小块文明之地处在野蛮部落之中,这便是中原在“天空之下”(即“天下”)的世界中的格局。这一格局自然地反映在中原人对世界,对其形态及居民的认知(11)。他们将世界想象成一架大车,方形的大地是车的基座,圆形的天空是车的顶盖。天有九层,每层之间被一道门隔开,由虎豹看守,由上天的主人“上帝”的门阍指挥。底层的门,阊阖门,是天与地的分界,西风从这道门吹落世间。一层位于大熊星座的是天宫紫微宫,上帝居住的地方,并从这里管辖天与地。这座宫殿特别由天狼,即天狼星,把守,它会将靠近宫殿的人都杀掉:“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娭,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天空虽有九层,但它的下面却不是穹顶:它下面是个平面,像一个车轮。天地之间并没有隔断限制人们,而是简单地在大地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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