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信致远 曾康霖

序一 书写现代金融新篇章

曾康霖教授是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他和他同时代的金融学家一起，用不懈的努力、辛勤的付出，书写了中国现代金融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新篇章。

曾康霖教授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追随者，他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致力于研究金融学基础理论。他的系列学术专著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金融领域中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他的财政银行体制的改革理论，他的“按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等研究成果，为金融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操作方案，为发展中国特色的金融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曾康霖教授从教50 余载，为人谦逊，诲人不倦，爱护学生，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他为金融实践部门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尊师。

这本书及其学术思想记录了曾康霖教授的师者一生及其学术研究。师者的风范表率、丰硕的学术成果，将勉励着后辈金融教育和科研工作者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

刘鸿儒

2015.5.19

《笃信致远：曾康霖》是一部讲述著名金融学家、2013年“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康霖传奇经历的传记作品。曾康霖从乡村税务员到金融学大师，从金融门外汉到开创金融学科教育，50多年投身中国金融，80余岁高龄依然没有停下研究和育人步伐，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金融研究和金融学科建设。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金融学家和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硕果和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师德风范。

张小军，财经作家，内容创作与运作机构“考拉看看”联合创始人，常年从事传记、企业史和企业创新研究。著有褚时健经营哲学系列及传记等多部广具影响力的财经作品。
马玥，“考拉看看”联合创始人，拥有丰富的企业文化力打造及图书创作和运作服务经验，常年从事企业文化、品牌IP、城市文化IP等研究和出版策划及运营。

《笃信致远：曾康霖》是一部讲述著名金融学家、2013年“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曾康霖传奇经历的传记作品。曾康霖从乡村税务员到金融学大师，从金融门外汉到开创金融学科教育，50多年投身中国金融，80余岁高龄依然没有停下研究和育人步伐，他将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了金融研究和金融学科建设。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位金融学家和教育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硕果和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的师德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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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契机

深感新鲜

曾康霖的家乡是在1949 年12 月解放的。

当时的解放军是从合江白沙镇方向到泸县白云场的，那时家乡的人没有见过解放军，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子，看到周围有人出去避风头，曾康霖也被送到更远的乡下一个亲戚家，而家里毕竟还有一些搬不动的东西，后母就留在家照看。

“当时我没有见过解放军长什么样子，我还问留在场上的人，解放军穿什么衣服？是灰色的，还是黄色的？得到的回答是：天黑了看不清。满街都是人，那可能有成千上万，像赶场一样。”

曾康霖离开家的当晚，解放军就到了，他家的位置比较高，解放军就把电台架在他家的桌子上，“解放军没待多久，很快就往泸州走了，第二天我们回场，看到的是解放军的布告，布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解放全国人民的队伍，维护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几十年后，当曾康霖叙述这段经历时还记得，“解放军在白云场的商店里，拿走杂糖后，还放了银元在那里。”

1949 年12 月3 日是泸县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泸县宣告和平解放。

根据《泸县志》记载，新中国之前的泸县由国民党七十二军驻守。1949 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解放赤水后，与进军纳溪的第十六军第四十八师分两面包围了泸县。12 月3 日，人民解放军第十军第二十八师渡过长江，通过电话敦促国民党第七十二军投降。当天下午，解放军与国民党七十二军后卫作了短暂的火力接触，守军一触即逃。傍晚，解放军占领了泸州市，收编了国民党起义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曾康霖见到的张布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告人民大众书》，他次知晓了解放军的总司令员是朱德，政治委员是，而给他留下的深印象是，解放军从不以“长官”相称，都称为“xx员”来表示地位平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感受到的件新鲜事物。

他感受到的第二件新鲜事物是：政府、各事业单位、街道地名都以“人民……”相称，比如xx 人民政府、人民币、人民银行、人民保险公司、人民商场、人民南路、人民百货公司等。一开始，曾康霖把“人民”当作一个普通的概念，认为“人民”与群众、老百姓相同，表明共产党领导就是为人民服务。后来才逐步理解，在不同的条件下，“人民”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概念，要为人民服务，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泸县解放这一年曾康霖14 岁。那时他就准备放弃学业，争取参加工作，为人民服务。

其实，曾康霖原名叫曾启光，按照曾家的辈分，分别是文、玉、朝、庭、启、安、邦、定、国、清，他是启字辈。1949 年，他刚念完初中，欣逢解放，机缘巧合，随后很快便参加税收工作。曾康霖这个名字是他参加工作以后才有的。

曾康霖还记得在白云场见到的第二张布告，那是《西南军政大学的招生简章》，招生简章规定有高中毕业学历才能报考。但当时曾康霖还不具备高中学历，只好遗憾作罢。而后，解放军第十八军随军干校招生，规定初中毕业也能报考。曾康霖便和一位同学一起赴泸州应考。考试的科目是中学的数理化，曾康霖读中学时数理化可是强项，笔试成绩很好，于是他便借口要赶回家要求进行复试。复试的问题并不多，其中他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你怕不怕死”。也许是年轻不经事，曾康霖没有多思考，就壮起胆说“不怕”。就这样，他被录取了。

但当回家向父母报告时，父母却犹豫了。一些亲戚朋友也向曾父说道：“你们家只有一个，没有多的男孩，何必让他走远呢？”七说八说，错过了报到时间，曾康霖也失去了参军的机会。

1950 年，恰逢泸县兆雅区税务所招收交易员，曾康霖便通过父亲的介绍，从一个学生变成了一个收税员。事实上，当时他初中还没有读完。可从1949 年10 月份开始，他已经坐不下来读书了，因为局势不允许。当时四川并未完全解放，泸县也才刚刚解放，百废待兴，都在等解放军来（四川的解放具体时间），大家再没有一门心思读书的耐心了。学校给曾康霖开了个结业证，也就是一张纸，证明他初中的课程已经念完了。

或许是为了给新征程打气，曾康霖决定给自己改名字。参加工作时，他的名字就改成了“曾康宁”，也是其父取的名。至于“康宁”和“启光”的关系，曾康霖后来回忆说，为什么改成“曾康宁”，他本人也说不上来，可能跟旧时的“名、字、号”有关系。

不过今天的曾康霖，名字也不是那时的“曾康宁”。后决定用“曾康霖”是他自己的主意。按他的说法，一是避免重名；二是其含义有差别，“康宁”只为自己，“康霖”要为别人。

2015 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回忆起名字的变化，曾康霖还告诉笔者，他这个名字在网上检索，发现没有一个重名的。

在曾康霖父亲的墓碑上，曾康霖的名依然是“启光”。

背着枪去收税

1950 年上半年，曾康霖成为一名税务员。“我有时候有点胆小怕事，我是十几岁就工作了，在农村收税，农村有狗，我那个时候就带了个棍棍。”

曾康霖说：“我爸爸在新中国成立前收过税，新中国成立前的收税，是搞承包，在泸县税务局，谁承包的，一个场的归你收，交了钱后，剩下的就归你。新中国成立后，当时财政很困难，每个县成立税务局，每个区成立税务所，到处招人，实际上是我爸推荐我去的。我当时年龄小，怕资格不够，就虚报称18 岁，年龄改过的，实际上15 岁。”

当时收税怎么收？

当时把收税的人叫交易员，交易员就是所谓的经纪人。当时农村交易买粮食，买卖双方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要由中间交易员来负责联系。农民饲养牲畜拿到集市上交易，也要按交易额的3% 征收“牲畜交易税”，征收这样的税，数额不多，但繁杂。

四川的乡集一般是附近的几个集镇轮流进行，按照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来将时间错开。交易员们住在一个固定地方，每天都要集体去赶场（相当于农村赶集市），没有周末休假，因为有集市就有粮食买卖，交易员就要去用升斗量粮食。而且赶集之日必须提前到达，如果买卖双方已经达成交易，纳税人却没找到收税的人，这就是交易员的失职，很有可能“饭碗不保”。

曾康霖几乎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在8 点之前赶到集市开始工作，一直到下午集市散了后才收拾回住地。每个场镇和住地都有相当远的距离，少则10 公里，多则20 公里，少年曾康霖就一步一步用脚丈量出这些距离，忙得不知日升月暮。那时的工作非常劳累，早出晚归，每天如是。但曾康霖精神饱满，热情很高。“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路高歌，一路畅想，曾康霖与他的同事们一样，鲜明地反映出刚解放时年轻人的精神面貌。

交易员的职责是维护公平买卖。那时粮食交易的度量衡是“斗和升”。斗的大小是公家的，新中国成立前后用的度量衡是同一个斗，一般斗上会安装一个竹片，用来把装满粮食的斗刮平。量粮食有讲究，如果刮放松一点，买方就占便宜了。旧社会地主剥削农民，往往是“大斗进，小斗出，大秤进，小秤出”，而此时“交易员”一定要做到“公平公正”，不能使买卖双方吃亏。

曾康霖回忆说，当交易员时，要用竹片刮量，如“买米的时候刮刮，刮狠（深）了就少，刮薄了就多。那个斗，一斗十升，斗就大了”。粮食一倒进一倒出，确实也是个体力活，而“交易员”的回报就是用竹片刮后剩下来的粮食。

“那个是很艰苦的工作，每次上班回来，一身都是灰。”交易员那时还不算是正式员工，更不算干部。“开始当交易员就干这个事情。初是供给制，我进去，就发了一套衣服，一个月吃饭公家负担，没有薪金。我从交易员转为正式干部之后，拿薪金确定为行政24 级，也就是底层，20 世纪50 年代也就拿二十几元。”

由于曾康霖的苦干实干、精神饱满、认真负责，很得领导赏识，于是1950 年11 月优先让曾康霖转为正式干部。这也就是说，他被录取为交易员，参加征收牲畜交易税，但依旧是临时工，表现不好或人数超编时，仍然要被辞退。事实上当时与曾康霖一起参加工作，而后被辞退的人不少。

转正之事很快批准下来，曾康霖于1951 年1 月成为泸县税务局税工干部。税工干部之职，首先是当“驻征员”，即住在一个场镇上负责征收各种税收，当时要收的税有：交易税、屠宰税、工商营业税、所得税、印花税、酒税等。学习懂得的税法较多，工作量较大。一开始曾康霖驻太伏镇，后来他负责太伏区（太伏区包括四个场镇，即太伏、新路、白云、万定）。后来从驻征员升格为“稽征组长”，也就是说要他负责一个区的征税工作，完成每年计划的税收任务。这一干就是4 年。在这期间，曾康霖两次被县局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良工作者，获得笔记本奖励，并被选为代表参加泸州专区税工代表大会。1955 年与吕文钦同志一起被派到四川财干校学习，曾康霖很幸运当时自己被定为培养、提拔的对象。

负责一个区的征税工作着实不易，曾康霖那时觉得难的工作是与工商户打交道。那时征收工商业税有几种类型，一是定期定额，二是评定缴纳，三是出厂计件，大部分是评定缴纳，而评税即评定税基是个很伤脑筋的事：一是工商户总是想减轻负担少交税收；二是少交了税收，又完不成税收任务。所以这二者的博弈，往往很激烈，很尖锐。一些工商户不理解税收人员的“苦衷”， 甚至“仇恨”税工人员，后来有的工商户坦言说：“我恨曾康1951 年在泸县兆雅镇税务所留影霖，收税把我整垮了，我曾搬着石头，在小巷子等着。”当时，曾康霖却没有想到这些。

现在回想起来，曾康霖也坦言，当时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场镇工商业者的改造（包括加重对私人工商业者的征税，促使他们走公私合营的道路）比较激进，把握政策偏左，伤了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

2015 年春节前，曾康霖对这段收税岁月和他的部分同事列了一个表：1951 年参加泸县兆雅税务所交易员工作，时任所长为陈志澄。同年3 月2 号调所内赶场从业，9 月8 日调杨九镇驻场从业，10 月25 日回所。11 月提升为干部。12 月5 日调太伏区工作，当时与刘致兴、宋启瑞等同志一起……

关于这段时间，略为分析即可发现，曾康霖把自己的工作履历明显延后了，他实际上是在1950 年上半年即参加了工作，但几乎对外所有的履历上的时间却是从1951 年1 月1 日开始的，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为了好记，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曾康霖回忆，“实际上在1950 年下半年开始工作，我为了好记，参加工作都写了1951 年1 月1 日，实际上是1950 年11 月转为干部。”

行文至此，必须要回顾一下当年的情况。

1950 年1 月1 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税务总局成立。随后《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工商业税暂行条例》《货物税暂行条例》颁布，规定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新中国成立前后，新、老解放区实行的税制不同，计税价格和征收方法也不一样。也是从这年开始，全国税收开始统一，我国新税收制度逐渐建立起来。

和如今比较，1950 年的收税风险高出许多。当时在农村地区税收的是屠宰税，尤其是1953 年前后，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猪，而且都喂得膘肥体壮，好些猪的重量超过300 斤，税务所就在农村布点，农民赶猪去杀，税务员就在现场收税。

有老税收人曾回忆，尽管那时候的税收大部分来自货物税和工商业税，但是难收的应当数屠宰税。那个年代，杀一头牛的税款要几块钱，而杀一头猪的税款也要几毛钱，这对很多屠夫来说是很高的成本，所以他们会避开屠宰场选择私宰。

更不安全的因素来自土匪，“那时候刚解放，社会还较为不安全，有时候还有土匪出来活动。”曾康霖回忆说，那时候收税，尤其是杀猪的时候，经常杀完已经天黑了，所以每个人都有一把配枪，“为了吓唬那些土匪，特别是晚上出去，收税要背着枪”。

其实不仅仅是四川当时如此，根据《厦门60 年见证实录》记载，厦门那时带着枪的税收人员还曾经被屠夫缴了枪。当时的税务员吴国栋回忆，“有一次，我们半夜去查私宰，那时候文灶还是城乡接合部，是私宰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们就在小巷子里查到了一起，结果那些屠夫非常凶，上来就把一位所长的枪给缴了。”

曾康霖没有碰到被缴枪的情况，而他们虽然有枪，但都不随便开枪。他也没听说当时系统内有人开过枪。后来枪就被收走了。

“当时的钱面值非常大，比如一万元可能也就相当于今天的一元，收税都是用现金，特别是忙的时候。”曾康霖一直比较瘦弱，他用一个大大的背篼装着那些税金，那时候银行网点很少，他就从一个镇背到另一个镇去交。

曾康霖在太伏、兆雅等各个镇收税，那时候路不好走，如今从兆雅到太伏，开车十分钟就到了，但那时全靠走路。

“有一天下大雨，路又滑，钱是一捆一捆的，收到的税加在一起有三四十斤重”，曾康霖说，“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工作热情非常高，也不知道疲惫，更不知道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