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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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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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小枫编,谭立柱 等 译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93420

出版时间2017-12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5元

货号25205686

上书时间202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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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导语摘要
盛世之下的中国急需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这不仅包括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包括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现代世界并非一朝而成,西方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较长岁月的演变,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核心观念是:“普遍历史”“世界史”“历史主义”。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联,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我们的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还远远不够。本书针对我国学界认识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作家(博丹、波舒哀、杜尔哥、赫尔德、席勒、兰克),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现出现代世界生成的内在机理,从而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如下迫切的理论问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之际,我们应如何从中国文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

 



作者简介

1956年生于重庆,17岁下乡务农,三年后回城任图书馆职员。1978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修习德语文学,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1985年起任教深圳大学文学院,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89年负笈瑞士巴塞尔大学,1993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创立大型译丛“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沉重的肉身》(1998),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国内学界。


2002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创立“经典与解释”辑刊(已出刊45辑)及大型译丛“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已出4百余种),发表《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路标》等著,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2009年起迄今,任中人国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发表《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共和与经纶》、《设计共和》、《比较古典学发凡》、《古典学与古今之争》、《柏拉图四书》、《海德格尔与中国》等,为开拓古典学研究贡献卓著。
 


 



目录
目录


 


编者说明(刘小枫) / 1


原典选译 


博  丹 
学习历史的次第 / 2


波舒哀  论圣史和俗史 / 17


杜尔哥  普遍历史两论提纲 / 37


杜尔哥  政治地理学 / 99


赫尔德  各民族趣味兴衰的原由 / 119


席  勒 
何为普遍历史?为何学习普遍历史? / 158


兰  克 
论普遍历史 / 179


 


研究文献 


克瑞格  历史主义:通史的早期史 / 198


雷努姆  波舒哀的《论普遍历史》 / 237


安布勒  施特劳斯讲维科 / 270


柯瑟尔  兰克的普遍历史观念 / 296


莫米利亚诺  重审历史主义 / 317


瑞维斯论  今天的世俗史学者 / 327


科瑟勒克“历史/史学”概念的历史流变 / 335

内容摘要
盛世之下的中国急需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这不仅包括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包括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现代世界并非一朝而成,西方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也经历了较长岁月的演变,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的核心观念是:“普遍历史”“世界史”“历史主义”。这些概念及其之间的关联,远非三言两语所能穷尽。我们的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还远远不够。本书针对我国学界认识上的一些薄弱环节,选译一些具有代表性但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作家(博丹、波舒哀、杜尔哥、赫尔德、席勒、兰克),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这些不同时代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展现出现代世界生成的内在机理,从而将有助于回答我们所面临的如下迫切的理论问题:当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之际,我们应如何从中国文明自身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

 



主编推荐

1956年生于重庆,17岁下乡务农,三年后回城任图书馆职员。1978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修习德语文学,198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1985年起任教深圳大学文学院,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89年负笈瑞士巴塞尔大学,1993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及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兼任教授,创立大型译丛“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沉重的肉身》(1998),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国内学界。

2002年起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创立“经典与解释”辑刊(已出刊45辑)及大型译丛“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和“中国传统:经典与解释”(已出4百余种),发表《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施特劳斯的路标》等著,赓续晚清以来中国学人认识西方学术传统的未竟大业。2009年起迄今,任中人国民大学文学院责任教授,发表《凯若斯:古希腊语文读本》、《共和与经纶》、《设计共和》、《比较古典学发凡》、《古典学与古今之争》、《柏拉图四书》、《海德格尔与中国》等,为开拓古典学研究贡献卓著。 

 



精彩内容

鉴于这是开拓的一个子系列,此处附上本子系列的“出版说明”,以飨读者。

 

出版说明

 

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都是GDP世界,至1840年代,中国武力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的老大哥和亚洲人向往的文化中心,而沦为西方列强主宰下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49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两极世界秩序的“中间地带”,成为附着于两极斗争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80年代以来,中国开创的经济奇迹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融入,这意味着中国又转身成为“走向世界”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和文化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可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和文明地位果真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飙升了吗?要知道,日本经济在战后崛起,其世界政治地位却并未随之提升。美国人一面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大合作,另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对中国大加挞伐,这些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身位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世界秩序设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难道不够高明?但毕竟,如今的世界秩序产自欧洲并由欧美接力领导,经济崛起反倒显得中国的国家肉身(地理—经济)逐渐获得世界性,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却试图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中安身。

 

盛世之下的国朝更应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世界的生成与展开并非一蹴而就,唯有在世界史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中寻觅踪迹;世界史绝非诸种国别史的代数相加,而更多是各国历史的几何交错。晚清以降,华夏大地认知世界的热望高涨,遂有传教士的若干编译著作: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等等;此外还有国人编译的《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梁思成等人翻译的韦尔斯《世界史纲》颇为流行,但旋即遭雷海宗撰文批评其欧洲中心论。随后的历史际遇使汉语学界没能拾级而上,追溯欧洲人在“世界”生成时刻的世界史书写,却转而编撰汉语的世界史。其中代表性的当属周谷城先生的《世界通史》,此书三易寒暑于1949年出版。

 

国人这部世界通史的结尾是《明夷待访录》的大段直引,岂是偶然?马礼逊辞典将history译作“纲鉴”,亦颇有深意。以是观之,立足华夏大地,译介欧美世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与再书写,绝不仅是单纯了解各国风俗,而是了解现代世界的生成机理,更无疑是在华夏文明又起一程的新时代使用密藏那笔墨(mise en abyme)的笔法正视我们自身。保国、保种、保教的历史使命必须也只能在世界叙事中完成。

 

职是之故,本丛书重点译介两类图书:其一,现代早期以降欧洲本土产生的世界史作品;其二,有关现代早期“世界”及“世界史”生成的研究作品。也可考虑在既有作品之外,编译相关主题的论文,结集成册。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7年4月

 

编者说明

 

无论“普遍历史”还是“历史主义”,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历史关联,更不容易讲清楚。在我们的史学理论界,“普遍历史”经常被译作“世界史”,显然不妥,但两者的意涵又的确有重叠之处。“普遍历史”概念出现在西方中古晚期,可以说表达的是基督教的世界理解;“世界史”概念早出现在17世纪晚期,但直到19世纪才逐渐取代“普遍历史”,其背景是领土性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历史主义”这个语词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到19世纪中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和哲学取向,这既与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有关,又与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相关,其背景仍然是领土性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无论“普遍历史”观念还是“历史主义”观念,在20世纪都成为了哲学上和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棘手问题。

 

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我国战略位置不断上升,如何从中国文明的立场和角度理解世界历史,日渐成为迫切的理论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认识现代世界形成的历史,也得认识西方理解世界历史的历史。关于“普遍历史”和“历史主义”,我国史学理论界已经翻译积累了一些基本文献和研究文献,但远远不够。针对一些认识上的薄弱环节,本文集致力于选译尚无中译的重要原典,同时注重相关研究文献。

 

编者衷心感谢各位译者付出的辛劳,亦感谢本工作坊同仁在校订和编辑方面所付出的不具名的贡献。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2017年5月

杜尔哥一章节选

 

历 史

 

早期的历史也是一些如此这般发明出来的神话。神话填补了人们对帝国、艺术及习俗等如何起源的无知,其中的虚假实际上很容易看出来。人所发明的每样事物只关联着那似乎是真理的东西,即只关联着当时的意见,人们根据这些意见虚构相关事实。而人们讲述的东西则关联着真实,绝不会与后来人的观察抵牾。此外,在书写出现前,人们记事的方法无非是一些歌曲以及一些石头,人们在这些石头旁反复吟唱那些歌曲。人们显然更多想在这些歌曲中寻求娱乐和光荣,并不担心因此而夸大其词。就连希罗多德也同时是一位诗人。在他之后才有人觉得历史必须讲述真实。

 

希罗多德的写作比荷马晚四个世纪,然而,希罗多德意味着什么?那四个世纪意味着什么?荷马的时代是怎样的,为何那时诗歌如此兴盛而史述如此低靡?希罗多德在其领域的成就,远不如荷马在其领域的成就;希罗多德的一个缺陷就是他太像荷马了,他总是试图用神话的各种小饰物来装点他的叙述。知道人性贪求神奇非凡之事,也有足够的天才以磅礴的气势、优美的文风利用这一点给众人带来快乐——这就是荷马。必须经过更多的反思和放缓的进步之后,人们才开始懂得,这些神奇非凡之事带给人的快乐还不如质朴无华的真实带给人的快乐那样多;才开始懂得,人的好奇之心也可以在事物的确定性中找到一种快乐、一种宁静,它补偿了无数花样翻新的奇特冒险之后还有剩余;也才开始懂得,某种尝试过一千次的取乐手段也不能确保能永远带给人快乐。

 

这种反思、这种进步要等到荷马之后,而且不止四个世纪之后的时代才会来临。在希罗多德写作之年,这样的时代尚未到来。如果一样事物比另一样事物较少需要天才的作用,那么它必定需要作为整体的人类取得更多的进步。

……..

 

哲 学

所有人类知识都受限于当下感觉,它们可分为不同的种类。一类知识建立在观念的纯粹联系上,如抽象的数学。还有一类知识关注外在的客体,但只触及客体的表面及客体对我们的作用,如诗艺和厨艺。后还有一类知识把事物的存在本身作为认识对象。这类知识从结果推导出原因,从感觉推导出物体,从现在推导出过去,从可见物体推导出不可见的物体,从世界推导出神灵。人们相信物体的存在,也相信由记忆唤醒的过去事物的存在,这种信念先于推理而有。我们从不怀疑感觉的直接原因:有关物体运动的种种原因构成了物理学,但一开始,人们常常分不出什么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什么是神灵的作用。

 

亚里士多德有一部著作,虽为今人所轻,但仍不失为人类精神美妙的事业之一,在书中他完善了分析的方法,探讨我们的心灵如何从某种已知真理过渡到未知真理。他由此总结出推理技艺的法则,并通过展示观念与观念以某种方式相结合的后果,让我们看到如何能确定一个命题乃是合理地演绎自另一个命题。应该承认,在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哲学著作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如此完美的分析,因为列举种种观念绝非易事。但不管我们认为他的工作就分析结果而言如何有用,它都无法用来确定事物的原因。尽管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全部观念都源自感觉这一见解,但很长时间以后,才有人开始去寻找抽象观念之外的原因,研究观念的起源问题。培根率先认识到有必要让所有这些观念重新接受检验。但在那个时代鼓励学者这么干几乎是离经叛道,我们必须谅解培根只是提心吊胆地往前试探着前行。他就像一个人战战兢兢行在一条处处都是万丈深渊的路上,只能不断怀疑和摸索自己的方向。继培根之后,伽利略和开普勒——作为他们观察的结果——奠定了哲学的真正地基。但笛卡尔比他们都要大胆,他的思考引发了一场革命。偶因(occasional causes)体系,以及把万事万物还原为质料和运动的观念,构成了这位生命力旺盛的哲人的基底,并预设了古人当中从未展示过的某种对观念的分析。

 

笛卡尔想要从身上抖掉古代权威的轭,却还是没有充分挑战他一开始从古人那里所领受的知识。这真令人震惊:一个不畏风险、大胆质疑从前所学一切事物的人,却不设法跟上他的新知识的进步,这些知识是他从自己的一手感觉中获得的。也许可以说,笛卡尔把自己抛入其中的那种孤独吓坏了他自己,他无法承受这种孤独。于是突然地,他又把自己抛回到那些他好不容易摆脱掉的观念之中。他跟古人一样,杜撰出纯粹抽象(pure abstractions),而把他所说的观念视为实在。他为这些观念杜撰出与观念所含范围(scope)相称的原因。甚至在与古人的这些先入之见打斗时,他也在受那些观念的误导。假如不是因为我对这位伟大人物心存尊敬和感恩因而有所克制,我可能会把他比作参孙,参孙推倒了大衮神的庙,自己也被倒下来的巨石砸碎。

 

笛卡尔的信徒们把我们犯错归因于感觉的幻像,他们以夸张的热情抨击感觉,这带来有益的结果。因为人们在试图弄清感觉如何欺骗我们的过程中,也学着去分析感觉如何向我们说明外部客体。洛克大大推进了这种分析,贝克莱(Berkeley)和孔迪亚克(Condillac)再紧紧跟上。这些人都是笛卡尔的子孙。

 

笛卡尔观看自然时,如同向自然投去锐利的一瞥,顷刻之间将一切尽收眼底,又像人从高处鸟瞰面前风景。

 

牛顿则从更细微处研究自然。他描述别人已经发现的国度。

 

有些人致力于把献给笛卡尔的敬意转献给牛顿,并以此为事业。他们学效那些罗马人,当新皇帝取代旧皇帝时,他们就敲下[塑像上]旧皇帝的头,换上新皇帝的头。但在荣耀之殿中,所有伟大的天才都有一席之地。每个配得的人都应有雕像为他竖立。

 

在这两位非凡的天才之间发生了每个领域常常发生的事。一位伟人为人类精神开辟了新的道路,随后的一段时期之内,每个人还都只是他的学生,然而渐渐地,人们拉直了伟人所规划的道路。他们把伟人支离破碎的发现统一起来,其中那些宝贵而权威可信的要素,他们就归拢起来并加以分类,直到一位新伟人横空出世。新伟人振翅高飞于前行者带领人类所到达的境界之上,正如前行者也曾振翅高飞于他所由起步的境界之上。

 

如果不是里克(Richer)所做的实验,牛顿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提出的定律会导致他判定地球的形状像一个扁球体。伟大的天才绝不会想要一头扎进理论中,除非被事实激发。罕有埋头于推理的人。有些人需要去摸索,但在冒险向前一跃之前,必须有某种更迫切的需要催促他们。

 

据说,弗雷尼克尔(MFrenicle)曾经猜测,使物体向地面坠落的引力也使行星持续在轨道上运行。但是,从这个模糊不定的观念到那个锐利的洞察,即牛顿那个极富天才的远见——它洞穿了一切天体之间广大无边的结合和关系——再到那种绝不屈服的胆量,它既不畏惧艰深的思考也不畏惧问题之美、之难,甚至敢于把太阳、众星、一切自然强力都纳入其天平上来称量——这就是弗雷尼克尔到牛顿的距离。

 

笛卡尔发明了用方程式来表达曲线的方法,惠更斯(Huigens),尤其是牛顿,则迅速高举理性的火把,照入无限之物的冥府。

 

莱布尼茨,非凡的天才和调解师,他想要自己的工作变成好像一个中心点,所有人类知识都在这里联络为一体。他想要把所有学科、所有意见束成一个捆。他想要复活所有往古哲人的思想体系,就像人试图去用古罗马建筑的残垣断壁建造一座真正的宫室。他想要用他的神义论来建成彼得大帝用圣彼得堡所建成的伟业。[译注]圣彼得堡由彼得大帝建成,成为彼得大帝时代的都城。这座城市的建立打破了俄罗斯一千多年以来沿河流建造城市的传统,而将圣彼得堡城建在芬兰湾的几十条河流和支流之上,这里起初几乎是一片沼泽。

 

我们应把分析模式和种种分析法则归功于这些伟人,很长时间里,这两方面的缺乏导致形而上学甚至物理学都进步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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