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真话

我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长江日报社工作，2001年调入大学任教。从一个媒体评论员到高校评论教授，长期的媒体评论和教学实践促使我思考一个问题：评论是什么，如何认识它，怎样发挥它在社会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在长期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我慢慢悟出并坚定了这样一种认识：从新闻学视野解读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作为一种观点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自然也得到媒体的重视；从社会发展视野研究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作为舆论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中越来越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认识论视野阐释新闻评论——新闻评论作为一种理性认识的表现形式，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科学地认识世界。由此得出结论：评论是一项需要普及和提高的公民素质。这些成绩和荣誉是政府和社会对我们新闻评论教学改革创新的肯定和褒奖，同时，也说明了评论在社会进程中对于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作用。
社会上还有这么一种认识上的偏差，人们一说到新闻评论，大都会想到犀利、不讲情面，而大多数评论教材，在介绍新闻评论的特性时也都强调它的战斗性。近些年来，我作为特邀评论员参加一些省市电视台的“电视问政”，也常被观众誉为“犀利的评论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评论作为一种直接表达思想和观念的论说形式，当然不能像抒情散文和诗歌那样绵柔。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评论不全都是“投刀”和“匕首”，它也可以说得很委婉、很动情；当评论发挥着“投刀”和“匕首”功能时，不能伤及无辜；当我们不讲情面地发表意见时，也要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不讲情面。说到底，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在新闻评论的词典里强调犀利、不讲情面的同时，也该有“宽容”的一席之地。我一直以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评论员，应该将民主意识、科学精神、独立品格和宽容胸怀统一地呈现在自己的意见表达中；这同样也应该成为广大民众意见表达的准绳，要在循序渐进的学习中、在锲而不舍的坚持中才能逐步得以实现。这也正是我撰写本书的初衷所在。
当今时代，在知识信息骤增的大背景下，在传播速度越来越快捷且媒体形式越来越多元化的形势下，受众已更加理智，除了需要知道新闻报道的事实外，更有深入了解事实成因及后果的欲求。简单化报道和发表意见已难以激发人们的阅读欲，而视角独特、见解独到、说理透彻、思维方式新颖、富有张力的言论，才会受到读者的青睐。今天，我们不能一味鼓励“想到就说”，而要力求“想好了再说”，提倡“讲好真话”。
讲真话好，讲真话难，正因为难才需要我们大家都努力去实践——要有新闻的敏锐和理论的深刻，能在发现问题或问题端倪时快说真话；要在人们趔趄不前、嗫嚅而言时敢说真话；要在人们能说真话时说好真话；要将真话时常挂在嘴边常说真话(谣言说了十次都成了真话，真话不常讲也可能会成为假话)；要在讲了真话且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或错误后认账改错。讲真话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能够做的地方和时刻做起，比如从我们删去时常看到或听到的社论、报告、演讲和主持人的后一段空话套话开始，讲出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的管用的真话来。
2019年更是一个值得大书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在近代百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中，我们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业绩，中华民族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寻梦、追梦、圆梦的新时代。人们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马克思曾经说过：“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满足了人们的这些要求，就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要“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经过了近十年的努力探索，我终于在迈入70岁门槛的时候出版了《讲好真话》一书。我们有必要在全体民众中提倡和奖励讲真话，学习讲好真话，提高讲真话的表达艺术和技巧；反对讲假话，尽量不讲假话，批评和惩罚讲假话——建立一种良好政治生态的舆论环境和管理体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将努力以积极审慎的态度，说一点自己能够说、说得好的话，做一点自己能够做、做得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