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彗先驱(走向政治史学)(精)

弁  言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凡亲身经历过这一伟大历史变革的学人抚今思昔，都会对我国学界经历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感慨万千。
笔者在1978年秋天走进大学校门，回想当年，“我们”在读什么书、能读到什么书？尚且年轻的“我们”在想什么问题，脑子里有怎样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再看如今，“我们”在思想学问和政治觉悟两方面有了多大长进？
晚近20年来，我国学术景观变化之快，即便已经成为学界中坚的“70后”和“80后”学人，恐怕也有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感觉。
184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现代列强的进逼，深入认识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迄今仍是我国学人无法卸下的时代重负。一百多年来，古老的中国接连遭遇共和革命、国家分裂、外敌入侵和封锁围困，数代学人很难有安静的书桌和沉静的心态面对纷然杂陈且蜂拥而来的政治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生存状态逐渐改善，学界也在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学术热点数次更迭，教育面貌不断更新，“西学热”始终是主流。仅举荦荦大者，自1978年以来，我们至少经历过“经济学热”“现代哲学热”“社会理论热”“后现代哲学热”“古典政治哲学热”，自由民主的启蒙始终是主旋律。
晚近10年来，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处境中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又迅速出现了“世界史热”（晚近5年来尤为明显），种种高论纷然杂呈，各色译著蜂拥而至。蓦然回望新时期以来的史学，我们才意识到那里布满了灰尘，而且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灰尘当新鲜空气。
晚近30年来，英语学界兴起一种名为“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新史学，如今已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以及其他英语国家的大学和中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在“与国际接轨”的国策指引下，我国学界也正在奋力追赶这股史学新潮。
看来，与其空言形而上学式的文明自信，不如见诸行事，重启古典式的政治史学。为了走出“新史学”的新鲜空气，我们不得不深度关切晚近的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事件，以及属己的政治共同体的伦理德性在世界历史变迁中的沉浮。
应邀为《国王的两个身体》写的中译本导言作于2017年初夏（收入本稿时有所增订），其余五文均成于2018年初夏以来，无不是偶然际遇的机缘之作，因此不按成文先后时间排序。
这六篇晚近之作谨献给志扬兄荣开八秩，以志我们自1983年以来的兄弟情谊。

2019年元月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在当今“世界史热”、“全球史热”等种种思潮之下，中国的史学界也紧跟潮流，新作新论不断涌现，在表面看起来“学术繁荣”的背景下，也存在诸多鱼龙混杂的怪论。

针对上述现象，近两年来，刘小枫教授就政治史学问题撰写了六篇长文，本书即这些论文的集结。

《安德里亚与17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传说》和《如何辨识畸变的心灵》二文值得特别提及。前者透过对西方近代时期“玫瑰十字会”传说的考辨，厘清了科学、宗教与政治如何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展示了作者的史学学养和叙事能力；后者通过细读林国华为里拉《搁浅的心灵》撰写的长篇述评《灵知沉沦的编年史》，精细且巧妙地论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如何导致一些知识人心灵畸变，让我们看到作者直凑单微的哲学思考。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弁言

何谓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

一 立教时刻与政治史学意识

二 武帝西征与世界史上的次世界大战

三 司马迁笔下的远伐大宛

四 古今之变与史家之志

余论 史学对“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的利弊

被斩首的人民身体

一 不死的国王身体

二 共和政体的政治神学问题

三 国王的身体与现代国家的起源

四 人民主权的王权论

五 基督教与欧洲地缘政治的历史纠葛

六 德意志帝国的兴亡

七 国王观念的永恒性

余论

安德里亚与17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传说

一 “玫瑰十字会”传说的诞生

二 寓意的“化学婚礼”

三 “玫瑰十字会”仅仅是文学“传说”？

四 “玫瑰十字会”精神的诗艺呈现

五 从共济会到美利坚立国

六 从《化学婚礼》到《基督城》

七 余论

如何辨识畸变的心灵

引言 心灵的不同颜色

一 何谓心灵“搁浅”

二 “逃离诉求”与“沉沦”的灵知

三 沃格林的心灵苦史

四 灵知心灵的自我安危

余论 谁是我们的灵魂引路人

新史学、帝国兴衰与古典教育

一 “世界史”诞生的地缘政治学含义

二 《新史学》呼唤新的政治教育

三 “新史学”与西方古典史学传统

四 新“新史学”与民主化的世界历史意识

五 西方文明史如何既连贯又断裂

六 “世界公民”的全球史与中国文明意识的危机

余论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新今文经学与现代革命志士

一 新今文经学的现代革命含义

二 新经学与新知识人

三 新今文经学与中国现代革命的正当性论证

余论

在当今“世界史热”、“全球史热”等种种思潮之下，中国的史学界也紧跟潮流，新作新论不断涌现，在表面看起来“学术繁荣”的背景下，也存在诸多鱼龙混杂的怪论。

针对上述现象，近两年来，刘小枫教授就政治史学问题撰写了六篇长文，本书即这些论文的集结。

《安德里亚与17世纪的“玫瑰十字会”传说》和《如何辨识畸变的心灵》二文值得特别提及。前者透过对西方近代时期“玫瑰十字会”传说的考辨，厘清了科学、宗教与政治如何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展示了作者的史学学养和叙事能力；后者通过细读林国华为里拉《搁浅的心灵》撰写的长篇述评《灵知沉沦的编年史》，精细且巧妙地论述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如何导致一些知识人心灵畸变，让我们看到作者直凑单微的哲学思考。

刘小枫，1956年生，重庆人，1986年以《诗化哲学》蜚声学界，1988年发表《拯救与逍遥》，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取得瑞士巴塞尔大学博士学位，受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发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2003年起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杰出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古典诗学、古典政治哲学、比较古典学。

“超历史的”眼光与古典教育

任何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都离不了史学，民主化的“全球史”学则让我们看到，史学也容易败坏一个文明大国的教育品质。
在今天看来，梁启超当年呼唤“新史学”没有错，但他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谁来施行新的历史教育，史学家应该具备何种精神素养？梁启超没有意识到，作为实证学科的西方现代史学让搞“史”的人以为，他们掌握史料、知道历史的“文献”就等于有了“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
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尼采一再强调的根本论点是：虽然对个人和民族的健康来说，“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同等必要，但相比较而言，“非历史与超历史的东西”更为重要。

我们将必须把在一定程度上非历史地感受的能力视为更重要的和更原初的能力，因为，在这种能力中才有某种正当的、健康的和伟大的东西，某种真正人性的东西在它上面才有生长的基础。（尼采，《观察》，页142—143）

严格来讲，尼采这篇时论的标题当读作“史学对于教育的利弊”。前文提到，尼采的这篇时论写于普法战争结束之后两年。在普鲁士王国及其铁血宰相俾斯麦（1815 - 1898）带领下，德意志人显得相当轻松地打赢了这场战争，以至于德意志知识人滋生出一种乐观情绪：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指日可待。 在尼采看来，这种情绪是历史意识短视和肤浅的体现。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更应该体现于德意志人的教化，而非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胜负。否则，在下一场战争中，德意志人可能会一败涂地。
可以说，尼采与梁启超一样看到，德意志的新生需要新的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离不了史学：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史学，但我们需要它，却不同于知识花园里那爱挑剔的闲逛者，尽管这种人会骄傲地俯视我们粗卑的、平淡无奇的需求和急迫。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史学来生存、来做事，而不是舒适地脱离生活和行动，或者甚至美化自私自利的生活，美化怯懦而丑陋的行动。（尼采，《观察》，页133 - 134）

要理解这段话，我们就得知道尼采是在劝诫布克哈特，告诉他让古典史学“非政治化”并转向文化史学会有怎样的不堪设想的后果。尼采相信，只有在史学为生活服务这一前提下，人们才应该从事史学。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了理解“生活和行动”，我们需要史学，但史学能够理解“生活和行动”吗？“生活和行动”的根本问题涉及何谓“正义”，史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判断“生活和行动”是否正义的标准吗？
德意志人正在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有助于德意志人正确理解“生活和行动”的是古典史学，而不是作为一门实证学科的现代史学。古典史学（其代表是修昔底德）通过考察历史上的事变探究人世的根本问题，旨在培育人的德性品质，而非通过收集具有“客观性”的历史材料，寻找所谓历史的“真实”。
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分别论及德意志学界当时的神学、史学、哲学和艺术，都事关德国的人文 – 政治教育，与尼采在此前（1872）所做的“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六个公开报告相呼应。神学是拉丁基督教欧洲文教体制中的传统“王者”，自17世纪以来，新的哲学篡夺了“王者”地位，而到了19世纪，现代史学正在从哲学手中夺取王位。尼采指望通过恢复古典的“艺术感”来阻止现代史学的僭越行动，因此，我们在《论史学对生活的利与弊》中看到尼采大谈“艺术感觉”。
第四篇“不合时宜的观察”专论“艺术感觉”，而我们在开篇却读到：

一个事件若要成为伟大，必须汇合两样东西：完成者的伟大意识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事件自身而言，无所谓伟大，即便是整个星座消失、各民族毁灭、创立疆域辽阔的国家，爆发巨大力量而又损失惨重的战争：凡此种种事件，历史的微风轻轻吹过，犹如吹过游絮。然而，碰巧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强大的人朝一块坚硬的石头击出一拳，却毫无影响；一声短暂而尖锐的回响之后，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样一些仿佛没有棱角的事件，史学几乎不会注意任何东西。（尼采，《观察》，页142 - 143）

所谓“完成者”和“经历者”的“伟大意识”，就是梁任公所说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专注于实证史料或史实客观性的史学不可能培育出这样的眼光和学识，相反，辨析历史事件乃至识读史料，却需要“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因此，在尼采看来，现代史学的所谓“科学要求”只会败坏古典史学的品质。
真正的史学教育应该以悉心研读历代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之人所写下的作品为前提。史学教育与古典教育在品质上是两回事：古典教育以研读经典作品为主。生活经历本身并不能给人真正的德性教育，必须经过灵魂高贵之人的咀嚼和反哺，对经历的历史记叙才会成为对生活有益的东西。否则，面对永远混乱的人世，一个人永远看不到“智慧以及一切称之为美的人性”。

让你们的灵魂饱餐普鲁塔克吧！在相信他的英雄们的同时，要敢于相信你们自己。有100个如此非现代地教育出来的人，即已然成熟、对英雄事迹已然习惯的人，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个闹哄哄的伪教育就会永远销声匿迹。（尼采，《观察》，195）
 
沃格林是20世纪研究世界历史与政治实在之关系为勤奋的哲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的一段话让我们看到，他如何获得看待世界历史的“极敏之眼光”和“极高之学识”：

就对人的理解而言，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明显比杂牌大学的某个琼斯博士更清晰更全面。因此，研习古典作品是自我教养的主要工具；而且，若一个人带着爱的关切（with loving care）去研习……他突然会发现他对伟大作品的理解（还有他传达此种理解的能力）有所长进，理由很充分：学生通过学习过程得到长进……若是在高度（在个人局限这个范围内）上不朝好那个级别的[人物]长进，就不可能有什么参与；还有，除非一个人认可权威，并向其输诚（surrenders to it），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长进。 

古典史学从不追求所谓客观的历史知识，而是培育“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毕竟，正因为人世永远混乱，我们才需要有把握人世生活的“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尼采称之为艺术家式的感觉。

谁不曾比［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一些更伟大、更高尚的事情，谁也就不懂得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情。（尼采，《观察》，194）
 
不难设想，一旦民主化的“全球史”取得了对中学和大学的历史教育的领导权，尼采的预言就会应验。现在我们可以对梁启超说：离弃经学的史学是无本之木，迟早腐朽断烂，而经学离弃史学成为理学或心学，则必然因自绝血脉而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