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

序

陈书录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正当炎炎夏日中有凉风送爽之际，传来黄培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成《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学术专著的消息，感慨颇多，因而提笔为序。

    近代学者汪辟疆在《近代诗派与地域》中将清代诗歌分为三个时段，初期是康雍之间，第二期是乾嘉之间，第三期是近代诗歌。汪辟疆认为前两个时期的诗人，虽然有不少名家，不少风格和流派，但因为缺少自己独特的面貌，所以不能转移诗坛风会，不能算真正的有成就。汪辟疆所看重的是近代诗学。他认为和近代诗学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不仅第二期无足可观，期也有所不及。近代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因缘际会,涌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诗人。这一批诗人，从流派的角度可以分为以陈三立、沈曾植等为代表的同光体，以王闿运为首领的汉魏六朝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从流派成立、流变和成员等方面看，同光体和汉魏六朝派争议不多，而被视为可以和他们鼎足而三的中晚唐诗派则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些争议主要集中在流派是否成立、究竟如何命名、整体风格、主要作家以及流派中其他部分作家的评价等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一诗派的思考，黄培在多年前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角度比较新颖，反映了较强的问题意识。论文资料比较丰富，研究比较细致，有一定的学术思考，时有新见。

    《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一书以兴起于光宣诗坛，与同光体相抗衡的中晚唐诗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的资料检索和人物考证，探讨诗派的成立、命名和主要成员，思考流派的一些基础性问题。首先，根据流派划分的一般标准，从诗歌风格和诗学主张、领袖人物和彼此的交游等方面进行考察，思考中晚唐诗派是否成立、诗派成员以及流派领袖等主要问题。对这一论题，前人多有争论。如钱基博运用现代流派概念，在“近来诗派大别为三宗”中，认为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中晚唐诗”为其中一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但是其他一些评论者却对这一流派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如汪辟疆依据地域，把曾广钧、李希圣归于湖湘派，把樊增祥和易顺鼎归于湖湘派的“别子”(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专著《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认为以樊增祥和易顺鼎为领军人物的这一诗人群体，有共同的诗学追求，即要求以李商隐为学习对象；诗歌风格总体比较凄艳感伤；诗派成员普遍与领袖樊增祥、易顺鼎有交游。因此，认为中晚唐诗派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考虑到他们的聚会方式和彼此之间的交游程度，她将这一流派定义为较为松散的诗歌流派。其次，流派的主要作家也是一个矛盾焦点，一般界定为樊增祥、易顺鼎、僧寄禅、三多、李希圣、曹元忠、杨圻、汪荣宝等人，在这份名单中，流派的领袖樊增祥和易顺鼎固然没有争议，但是其他诗人，如曾广钧、李希圣等，一直有所争议。该书对具体诗人的流派归属、人生出处加以考察，认为诗派的成员构成颇为复杂，以樊增祥、易顺鼎为领袖，主要成员以湖湘诗人群为主。曾广钧、李希圣、寄禅的诗学归属争议较大，该书将他们归入中晚唐诗派。该书对中晚唐诗派的第二代诗人、诗派的分支和兼派诗人同样给予了关注，不仅留意传承樊增祥衣钵的三多、丁传靖等较有名气的诗人，也关注了与樊增祥、易顺鼎没有师承关系，但诗风接近的名诗人杨圻，以及名气不大但诗风与中晚唐诗派一脉相承的诗人。其三，对于流派如何命名，也是说法不一，陈衍称为“定庵派”（陈衍《石遗室诗话》），汪辟疆根据地域将樊增祥、易顺鼎归入湖湘“别子”，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序将近代西昆派归入“江左派”（汪辟疆《近代诗派与地域》），而钱基博提出“中晚唐诗”这一说法，已经有“中晚唐”这样的名称在其中了。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该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一个诗派的出现，往往得力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近代重视渊源的诗学氛围是近代复古诗派得以划分、命名的先决条件。如湖湘派又称汉魏六朝派或选派，同光体又被称为宋诗派，都得力于这一诗学背景。也正基于此，将樊增祥、易顺鼎诗学一脉定名为“中晚唐诗派”。

    诗学渊源、入手门径、复古与创新是近代旧体诗派比较关心的话题，也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该书关注中晚唐诗派比较核心的特色，对诗派的相关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其中分析了中晚唐诗派的诗学渊源，对诗派以唐代的李商隐、温庭筠为效仿对象和入手门径等诗学追求进行考察，并揭示他们创作的终极目标，即从温李之“绮丽”进一步升华，终达到杜甫的境界的艺术路径。将诗学渊源与诗歌风格紧密相连，认为中晚唐诗派对李商隐的各种特质都进行了深入地开掘，将与温李有关的绮艳华美、属对精工、善于用典等标准，进一步加以发掘。他们将温李与元白相结合，一方面追求温李的绮艳，另一方面追求语言的浅切，力求用元白的平易流畅，冲淡温李的晦涩难解，同时将白体语言约束锻造，以期进而上溯到杜甫。其诗学杜却不似杜，学李亦非李，华美绮艳中见沉郁顿挫，为律体诗开拓了新的境界。再如，《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认为该派诗人的诗学皆主张师古复古，但本质是试图在新的时空基点上，以复古为革新，甚至不避性的尝试，来延续古体诗的血脉，贯注传统诗学以生气。他们又主张不分唐宋、“八面受敌”（樊增祥《天放楼诗续集书后》)，将学问、工夫、思考和性情融为一体。其中，樊增祥以其总结性的诗论与“樊山体”(樊增祥《爽翁赠于谏议诗，自言效“樊山体”，亦继作吴体一篇，殊不似浙西也》)，在复古与独创之间作出了回答；易顺鼎更以其天才式的创作，在古今文学演变长链中，寻找诗歌形式约束的种种突破，无所不用其极，他以口语白话直接入诗的尝试，甚至可视为白话诗的先导。力求通过对考察中晚唐诗派的诗学渊源、复古主张和诗学风貌，上升到对诗派整体性地把握。

    该书力求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对诗人的诗歌创作本身关注较多，尤其注重个体诗风与整体诗风之间的关联，尽量突出中晚唐诗人在整体背景下的个体风格，关注时代风气的影响与个体性格的表达。在总结中晚唐诗派的总体风格以后，又认为每位诗人因为个性、出身、经历和政治立场等关系，有各自不同的创作风貌。如认为樊增祥的弟子三多的诗歌平易质朴，西昆派的众多诗人或者雄直刚劲，或者有学者气息，或者清淡雅致等，这些都与他们的个性气质和出身经历有关。又认为流派的领袖诗人易顺鼎在流派总体的绮艳感伤风格之外，又有疏狂、浪漫和颓废的一面，这与他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有关，也和他晚年醉心梨园艺术有关；另一位流派领袖樊增祥则重视内容创新，善于写乐事、美景和喜悦的心情，这与他仕途比较顺利，得到多方面的赏识有关。《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一书注意到中晚唐诗派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互动的一面，认为诗人的创作风格的形成和他们的诗学追求有关。樊增祥的诗歌内容与他“诗到古人不到处”（樊增祥《冬日池上》)的诗学追求以及总结前代的艺术成果，推陈出新的创作追求密切相关。樊增祥在技巧上刻意追求，将传统旧体诗中回文、次韵叠韵、押险韵、双声等技巧反复叠加，是站在“因难见巧”（樊增祥《白菊四咏同人多次韵见答，双关题为韵所限，往往顾此失彼，古人勿尚也，尤而效之，亦因难见巧之意》）的高度上重视技巧，追求独特的艺术效果。本书注意总结樊增祥诗论的主要特色，认为其诗学理想是将中国诗歌史上彼此对立的诗学观进行统一，如力求将“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相融合，以此来创造一种新的集大成的诗歌风格，在此基础上，总结樊增祥努力将清新与绮艳、博学与浅近等风格融于一炉的诗歌风格。这些，颇多思考，颇有见地。

    近年来，我在继续进行明清文学研究的同时，又比较关注包括歌谣在内的晚清民初文学研究，深感到晚清民初文学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领域，学海无涯，任重道远，我们共勉之。

本书以清末光宣诗坛以及民国初年的的“中晚唐诗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诗歌作品的详细解读和文本分析，揭示整个诗派的发展流变、诗歌的效法对象、诗学门径、创作内容 等，揭示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在诗学方面的努力。

黄培，女，文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发表 《孟郊的“硬派诗风”及其求新求异的创作心态》、《孟郊诗歌的“险怪”倾向》等 论文 十余篇。

序

绪论

章近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中晚唐诗派

节晚清社会思潮与绮艳诗风

第二节都市的兴盛与近代绮艳诗风

第三节近代以渊源论诗的时代风尚与中晚唐诗派诗人第二章中晚唐诗派的命名、渊源与风格辨析

节从“独开一派”到“中晚唐诗派”：中晚唐诗派的

命名由来

第二节“元轻白俗”与“出入温李”：中晚唐诗派的诗法

途径与策略

第三节“标举少陵”：中晚唐诗派诗人的终极理想

第四节不分唐宋与“无所不学”：中晚唐诗人之

“多师”现象

第五节中晚唐诗派的总体风格第三章中晚唐诗派魁杰：樊增祥、易顺鼎的诗学思想与

诗歌创作研究

节“樊山诗法”与樊增祥的诗歌创作

第二节易顺鼎“自开一派”的复古思想与诗歌创作第四章中晚唐诗派羽翼：湖湘、泗州等地“学李”诗人群的

诗学渊源与绮艳诗风

节“摹玉溪之妍辞，继谢家之哀诔”

——曾广钧的诗学变迁

第二节 李希圣的诗学渊源及诗歌风貌

第三节 寄禅、杨士琦等羽翼诗人

第四节散落各地的学李诗人群第五章中晚唐诗派后劲：后辈弟子诗人群的诗学主题与

诗学风格

节 蒙古诗人三多及其诗歌创作

第二节中晚唐弟子诗人群及其诗歌创作

第三节杨圻等人的诗学风格与诗学渊源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目录第六章中晚唐诗派分支：西昆派的风格、理论等相关问题

研究

节西昆派的命名、成员、交游杂考

第二节《北松庐诗话》与西昆派诗论

第三节“变雅哀音谱半生”

——西昆派的主题取向及创作内容

第四节“以清真药华藻”

——西昆派诗人的总体风格及其创作个性

第五节论西昆的“专学玉溪”

第六节西昆兼派诗人沈汝瑾的诗学归属与诗歌创作第七章中晚唐诗派边缘：岭南、蜀中等地兼派诗人群的

双重诗学风格

节梁鼎芬与中晚唐诗派

第二节曾习经、顾印愚等兼派诗人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本书以清末光宣诗坛以及民国初年的的“中晚唐诗派”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诗歌作品的详细解读和文本分析，揭示整个诗派的发展流变、诗歌的效法对象、诗学门径、创作内容 等，揭示其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在诗学方面的努力。

黄培，女，文学博士，南京审计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发表 《孟郊的“硬派诗风”及其求新求异的创作心态》、《孟郊诗歌的“险怪”倾向》等 论文 十余篇。

章 近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中晚唐诗派

节晚清社会思潮与绮艳诗风

    近代以降，大清王朝朝纲废弛，日臻倾颓。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外侮不息、内战频仍。同光之季，号称中兴，但左宗棠新疆用兵，局势稍稍安宁，外寇又至，甲午之战，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土崩瓦解，引发人们对洋务运动的反思。接着是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内忧外患。光宣以后，接踵而至的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等等，众多政治变故令人目不暇接，无从应对。

    相比于前代的三国鼎立、五代十国与明亡清兴，清末民初的时代奇局以礼崩乐坏、思想动荡、流派纷呈的形式涌现。思想混乱、王纲解纽、黄钟喑哑、瓦釜雷鸣，缺乏主流意识形态支撑，传统文化在中学与西学的激荡中另寻出路。代表末世感伤气息的温李之风，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成为近代思想文化领域一股不容忽视的时代思潮。

一、 近代社会文化变迁与中晚唐诗派

    诗人的诗学思想近代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西方列国早已营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东亚传统的政治体系，国人看待外部世界与反观自身传统的视角，亦因此发生剧烈嬗变，时代变局由此展开。时代的沧桑巨变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尚统观念受到冲击，传统社会人们奉为金科玉律的皇统、道统、文统受到质疑，但一时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新兴思潮出现的同时，保守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因此更为顽固。

    在学界，以曾国藩、郑珍、黄式三、张履、陈澄、朱一新、朱次琦等为代表的通达之士，要求汉宋兼宗，如陈澧就认为应该调和汉学与宋学，他认为：“合数百年来学术之弊而细思之，若讲宋学而不讲汉学，则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讲汉学而不讲宋学，则有如乾嘉以来之肤浅矣。”陈澧：《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1932年第二卷第三期。还有学者要求古今兼采，如王闿运于《春秋》独尊《公羊》，于《礼》却又推崇《周官》，既反对今文经学为追求微言大义，一味求新求奇、乱发议论，又反对古文经学忽视义理而专尚考据。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思想界，伴随着墨学复兴，以墨学比附西学成为时代思潮，佛学中的“入世精神”也被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熊十力等人拓展，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儒学与传统礼教的独尊地位。

    晚清民初中晚唐诗派研究章近代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中晚唐诗派在种种思潮中，西学东渐成为一个复杂议题。鸦片战争前，西学的传播尚以民间自发为主，主要依靠传教士的宗教传播，鸦片战争后，一直到《北京条约》签订，通商口岸开放16个，东南沿海和长江沿岸成为西方人合法的居留地。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让中国主权渐失，也改变了国人盲目自大的观念，再加上西学的传播和洋人经商、传教等一系列活动，促进了西学东渐的速度。如何对待西方思潮，如何对待传统，成为中国文化之热点。一个是全盘西化，认为西学；另一则恰恰相反，认为是本国的学问神圣，大声疾呼应保护“国粹”。

    这种“权威真空”导致价值观的混乱，革命派要革命，改良派要变法，保皇党要复辟。而随着清统治的式微，文人的自由个性再次得以伸张。嘉道间，龚自珍文笔横绝一时，魏源诗才动魂荡魄，为近代个性张扬的时代精神开辟了先河。生活于其间的诗人，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思想复杂，自我张扬。他们的诗歌实践，受到其创作理论影响，不拘成法，强调的是广泛的师承，所以学界在给清末的众多诗人梳理流派时，总感到十分棘手，难以归总。

    反映在创作中，则体现为这些诗人的思想很难用一宗一派来界定。如易顺鼎就说自己：“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节称之。”易顺鼎：《哭庵传》，《琴志楼诗集》附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5页。樊增祥时而宣称自己是法家：“谢公寝处仍山泽，非子纵横是法家。”樊增祥：《三月二日过课吏馆扃试竟日酽寒欲雪赋示馆员》，《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0页。时而宣称自己是墨家和学佛：“漫兴小诗儒遁墨，余诗时作禅语。慰情薄酒女非男。”樊增祥：《和戟传覃韵》，《樊樊山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6页。易顺鼎的《哭庵传》，就反映了这种思想乱世，主导他思想的是诸子百家，已经不再是儒家大一统的天下了。

    他们时而对君主感恩戴德，表现出正统的忠君思想。如梁鼎芬要去为隆裕太后或光绪皇帝殉葬，曹元忠在清亡后，兄弟相互砥砺，成为遗民，等等。樊增祥把慈禧称为圣人，易顺鼎也曾写诗赞美慈禧：“女娲炼云霞，重复定九州。”易顺鼎：《同诸公等慈恩寺塔用杜韵》，《魂西集》，《琴志楼诗集》卷二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页。但渐趋民主的时代氛围，孔子以来“尊王攘夷”和溯源于《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易顺鼎疑古非圣，公开宣称自己“视苍昊帝如仇敌，对素王师若路人”易顺鼎：《今日》，《癸丑诗存》，《琴志楼诗集》卷十八，第1321页。，发出了继龚自珍之后，响亮的一声呐喊：“恐人疑我忠一姓，我忠一姓殊呆狂。”易顺鼎：《告剪发诗》，《壬子诗存》，《琴志楼诗集》卷十七，第1204页。

    他们反对“文以载道”，要求摆脱那些强加于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易顺鼎强调以诗为戏，对应了近代以来的游戏说，反对文学功利观，对儒家诗学范式进行了挑战；他们宣扬诗歌无用论，易顺鼎在《鬘天影事谱自序》中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易顺鼎：《鬘天影事谱自序》，《鬘天影事谱》，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又在《故友蒋君词叙》中更进一步发挥说：“呜呼！天下不祥之物孰有过于词哉！惟不祥之人好不祥之物。”甚至还更深一步，说：“今而知非徒无益，损莫大焉。非徒遣有涯之生，乃以促有涯之生也。”易顺鼎：《故友蒋君词叙》，《慕皋庐杂稿》卷一，《琴志楼丛书》，光绪刊本。他们反对封建信条，“三十功名尘与土，五千道德粕兼糟”易顺鼎：《上海感怀今昔，示申报馆诸人六首》，《四魂集·魂北集》，《琴志楼诗集》，第574页。，有意识地追求浮艳轻丽，以对抗儒家诗学所推崇的端凝典重，以男欢女爱的主要内容，突破了正统观念，摆脱了儒家思想的约束。当时的正统学人称之“自谓玩世不恭，不知其有伤温柔敦厚之旨也”李法章：《易顺鼎传》，易顺鼎著《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4页。；他们作诗歌追求速度，被陈三立称为“作诗机器”转引自李详《陈散原评樊易两君》，《药裹慵谈》卷六，《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33页。。《石遗室诗话》记载：“近人樊樊山增祥已届万首，易实甫略相等”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又称樊增祥和易顺鼎为“近人赋诗之速者”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二，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又说“樊樊山平生以诗为茶饭”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二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易顺鼎自称“一岁得诗三百篇，多由信口少呕肝”易顺鼎：《除夕旅店祭诗》，《琴志楼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二、 复古诗潮与时代悲情

    中国古代诗歌的变革，往往以复古相标榜，于复古中求新变，十九世纪末的旧体诗人也不例外。梁鼎芬的《题王渔洋集》，很好地阐释了时代风气的转变：落花飞燕两微茫，绝好楼台碎玉装。刘勰文心尚声律，钟嵘诗品爱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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