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三百年的致命欲望

/前言

   涅夫斯基的微光，1993 

1917年10月，战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放出一发空弹，标志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混乱与变化再度来临。那是1993年夏季一个清晨诡异的3点钟。我正站在阳台上，俯瞰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它曾经是圣彼得堡这座昔日伟大城市的伟大街道。在被称为“白夜”（White Nights）的那些日子里，永不消失的微光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圣彼得堡的全盛期访问过这座都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暗示说，当此之时，静寂令你怀疑自己是否“听到了天使的歌声或上帝的言语”。我身边可没天使，而且静寂被老旧交通工具吱吱嘎嘎的噪音破坏了。大仲马写下这些话时，这座壮丽的大都市对欧洲伟大的建筑师、作家和思想家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已有300年历史，其中多数时候都处于繁荣之中，然而1990年代早期它显然正在崩溃。我下面的街道满目疮痍，大街较远那侧的街面建筑外墙都开裂了，灰泥脱落，窗户泥渍斑斑。既没资金也没合格的机构来照管这座城市——一座被建造为它自身那出伟大剧目的一个壮观场景的城市。经过令人目眩神迷的三幕剧——1703—1825年、1826—1917年、1918—199年——之后，我怀疑这是否就是终场了。

——但可能它一贯如此。敏捷的强盗们丢下了瘫软的受害人。似乎没人关心。当这人努力挣扎起身时，我忍不住想，暴力就是这座城市的特色。暴力被设想为一个新俄国的资本——以夸大狂式的恋欧癖（Europhile）把这个国家从它闭关自守的过去中猛拉出来的一次尝试。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设立自己的愿望时，既违反自然，也违反这个国家——一个从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开始、跨越亚洲北部近13000公里直抵太平洋的广袤国家——的惯例。彼得的“通向欧洲之窗”尽管坐落在俄国的西部边缘，却一再被砰地关上，这座城市屈从于暴政与威权，民众的精神没完没了地在夸大的希望和无望的剥夺之间被撕扯。即使在20世纪头几年，也就是这座城市因资产阶级的丰饶而熠熠生辉的时候，五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从这座都城历史心脏的辉煌政府建筑延伸到它外围的泥泞陋巷——也令耀眼的财富同悲惨的贫困以及新俄国与旧俄国之间的永久鸿沟显得触目惊心。圣彼得堡既是对抗的，也是矛盾的。

——其建筑成就与工程成就在近代无可媲美者——与窒息了居民生活（但非灵魂）的衰弱官僚机构的怠惰。这座城市有精神分裂症：被关乎身份与名字的戏剧性变化推搡和拖拉。它曾经是前卫的、帝国的、启蒙的、反动的、放荡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以及混乱的。它曾经叫圣彼得堡、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宁格勒（Leningrad），然后又叫回圣彼得堡。我在这次访问中能看到，居民们因摆脱原当局的统治的束缚而感受到的欢欣之情因为一个没有为激进变革做好准备的社会所遭遇的物质困难而被抵消了。这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式时间扭曲——因为政治原因，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或者太慢，而民众则被丢在困境中。那些连累了改革的挫折，以及反复出现且无法解决的张力，使圣彼得堡的故事既令人发狂又令人兴奋。

1830年，它已经是重要的大街，长、宽也明亮。涅夫斯基在其盛时是多语种消费者的展示橱。说来痛心，当我在充满革命性的20世纪行将终结的年代里沿着涅夫斯基行走时，我看到损坏的小汽车和报废的卡车被裹在暮春融冰时节留下的脏物中。然而又有异样的新光线穿过这个被包裹成棕色的世界的停滞而闪烁：一个铝制汉堡包带着刺目的光线耸立着，破坏了艺术广场（Arts Square）的新古典主义的端庄。兰蔻、欧莱雅和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的招牌，射穿迷离的拂晓，暗示着即将到来的事物是何模样。尽管这之后十年会迎来对卢布的一大波信心，但在1993 年，这些西方消费品的前哨只不过是在用梦想戏弄民众。飞利浦专卖店只用美元交易，而一个中波高保真音响会耗费一个普通市民很多个月的收入。涅夫斯基大街的一家超市正面装饰着俗丽的霓虹灯，店里塞满成排铮亮的白色冷柜，却只售卖苹果。排长龙的顾客和空荡荡的货架，是所有购物之旅的两大赠予。看到世界上的社交大道之一如此破败，真令人心酸。但这个新的拂晓只是圣彼得堡这座辉煌城市那迅速崛起、生计艰难、快速衰败又痛苦重生的故事的片段之一。我路过的那个被破坏的电话亭，见证了必定构成这座城市之定义性观念的东西——荒谬怪诞。当你能找到一个没有被磨损到被人遗忘的公用电话亭，你会发现使用公共电话需要15分面值的铜板。然而15分的铜板很罕见，只能从狡诈的勒索者那里用五十倍于其面值的钱换来。你越接近圣彼得堡的常态，这个地方就显得越不合理。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知道这点。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赞同这点。地点的选择本身就很荒唐。它的早期统治者们在过度和迷信方面丧心病狂。然而如果你看下圣彼得堡的平面图，那里有逻辑。那里有秩序。那里有目的。

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评论称，圣彼得堡无疑是世界奇迹之一，然而那里竟蠢得过分——为鞑靼人即兴创作的希腊城市，像搭了一些舞台布景，成群农民在“一大堆古代庙宇周围”的棚屋里安营扎寨。秩序与混乱并存之态是19世纪巨大张力的源泉之一，也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话题。圣彼得堡的作家们创作出无根漂浮着又为反对官僚群体而抗争着的“小人物”（little man）。在阴郁的后共产主义城市里，又是普通而正派的市民在受苦。上一趟旅行时——正好是苏联解体之后——我在跳蚤市场碰到走投无路的人们努力想卖掉一只鞋、一只靴子、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当我同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的舞蹈家们谈话时，他们把自己演出水准的降低归结为微薄的工资和营养不良。1992年初，市场管制解除，物价先翻倍后又翻三番。对于无门路获取硬通货的大多数民众来讲，局势走向穷途末路。已经困扰人民300年的未充分发展的现代化这个难题，在新近转世重生的圣彼得堡，仍然索要无以计数的牺牲者。

Gostiny Dvor）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一些街头艺人在敲打着《蓝色山羊皮鞋》（“Blue Suede Shoes”）的曲调。几年以前，这种自由还不存在。但与这一充满活力的行为相伴随的，是对西方光灿灿的、镀了金的生活图景的任意误解。圣彼得堡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一座梦想很大而信息与真相供应短缺的城市。我与一位孩童时曾随学校合唱团在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事故之后去基辅（Kiev）演出的朋友谈话。当她返回时名列宁格勒的这座城市时，孩子们仅仅被告知，扔掉鞋子。信息管制——官方保密状态达到令人心寒的规模——伴随这座城市的历史，并造就了一种丰富而有活力的地下文化。

Neva）两岸的彼得堡历史上的心脏地带，被海军部大厦（Admiralty）和总参谋部的庄严宏伟所震慑——这些建筑让我想起彼得大帝初的意图是建设一座堡垒来保护港口。但是，在一条每年封冻八个月的河流两岸设立海军基地和贸易基地，这是荒谬的，或者说是令人绝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的入口，便将他的新都设立在俄国薄弱的西北边境。同瑞典的北方大战让这风险立刻暴露无遗，这场战争干扰了该城头几年的营建工作。

·纪德（André Gide）1936年访问此地时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景仰的是圣彼得堡。”我扫视冬宫青绿和金白相间的正立面，这就是1917年革命开始之处，这一历史时刻因为革命党人轻而易举就进入这栋建筑而被弱化了。诗人约瑟夫·布洛茨基（Joseph Brodsky）评论说，皇宫广场的枪击发生在苏联电影制作人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纪念革命的电影《十月》（October）中。

1711—1917年间，冬宫（以其某个前身的形式）是诸多非同小可的人物的居处，这些史诗性人物，在圣彼得堡的荒唐而大胆中，上演着自己夸张无度的戏份：任性又专横的奠基人彼得大帝，怠惰又虐待成性的安娜一世（Anna I），奉行享乐主义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文化和性欲上都如狼似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疯子保罗一世（Paul I），压抑的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在这些统治者之外，还要加上颠覆性的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华丽的演出主持人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精神错乱的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从神职人员转变为著名异议人士的加邦神甫（Fathe Gapon），从朝圣者堕落为骗子的拉斯普京（Rasputin），强硬的革命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除了他们，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那具有革新性又总是反常乖戾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一座不可能之都的精神，在这座都城里，一群坚韧且有抵抗力的人民与每一种厄运都战斗过。在这群非凡人物所组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员阵容之上，矗立着他们之中伟大也引人注目的——这座令人畏惧的机能失调的城市自身，它崛起于迷雾之中，并在1993年这个时刻有沦陷于泥沼的危险。

1703

——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再回到圣彼得堡——是个恒常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是通往欧洲与启蒙思想的窗子，但众多俄国的荣耀都在这里开创：它的文学、音乐、舞蹈，以及某一时段的政治愿景。它孕育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帕夫洛娃和努里耶夫等艺术天才。然而，在光彩夺目的宫殿、童话般的舞会和迷人的花园外，数千人的鲜血曾泼洒在城中积雪的街道上。它是战争和革命的温床，是被围困和挨饿的地方，是统治者渴望权力的暴行的熔炉。

•迈尔斯的描述从

•迈尔斯Jonathan Miles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and the Masterpiece•凯兹的九条命：一个苏联间谍的多条命》（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等。

1993

 1698—1825

第二章　蹂躏伦敦

第三章　危险的加速

第四章　遗忘与重生

第五章　跳舞，做爱，喝酒

第六章　城市转型

第七章　疯狂、谋杀与叛乱

 1825—1917

第八章　新的寒意

第九章　不满

第十章　在边缘起舞

第十一章　迷惑与绝望

 1917—2017

第十二章　红色彼得格勒

第十三章　消失的城市

第十四章　黑暗也美好的时光

第十五章　来自地下的低语

第十六章　朝西的窗户打破了

2017

致　谢

插图目录

注　释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1703

——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再回到圣彼得堡——是个恒常充满矛盾的地方。它是通往欧洲与启蒙思想的窗子，但众多俄国的荣耀都在这里开创：它的文学、音乐、舞蹈，以及某一时段的政治愿景。它孕育了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帕夫洛娃和努里耶夫等艺术天才。然而，在光彩夺目的宫殿、童话般的舞会和迷人的花园外，数千人的鲜血曾泼洒在城中积雪的街道上。它是战争和革命的温床，是被围困和挨饿的地方，是统治者渴望权力的暴行的熔炉。

•迈尔斯的描述从

•迈尔斯Jonathan MilesMedusa: The Shipwreck, the Scandal and the Masterpiece•凯兹的九条命：一个苏联间谍的多条命》（The Nine Lives of Otto Katz）等。

1、第二章 蹂躏伦敦，1698 

“大使团”抵达莱茵河（Rhine）时，他衣着简朴地离开了，登上一艘小船，驶向艾湾（Ij）旁的赞丹（Zaandam）。他于1698年8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靠近那个荷兰港口，开始了将改变祖国命运的伟大探险，这时他突然隔着水面对一个安静守着捕鳗网的人大喊。盖里特·吉斯特（Gerrit Kist）被这突如其来的粗野吵嚷声所扰，便从他的陷阱上方扫了一眼，吃惊地看到他旧日的主人，那个遥远而又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俄国的沙皇，身着工人服装并划着一艘简陋的小船。吉斯特曾在莫斯科当过彼得沙皇的铁匠，因此立即发誓为此保密：沙皇装扮成一名朴素工匠，正在去赞丹的路上，要从装龙骨开始学习荷兰人的造船法。

26的沙皇，被他想要了解事物如何运作的迫切愿望所推动，于是避开了仪仗和典礼。他的大使团由他历久弥坚的酒友弗朗索瓦·勒福尔（François Lefort）率领，作为诱饵行事。在俄国人横穿欧洲之际，勒福尔以外交名义招摇过市，让彼得能尽情满足他的好奇心。但就算这么谨慎，沙皇的目的和名声也已先期传开。英格兰的索尔兹伯里主教（Bishop of Salisbury）谈到“一位强大的北方皇帝”，“为了振兴自己的民族并扩张他的帝国……而来学习做这件事的方法”。还有其他不那么奉承的观感从莫斯科传出。沙皇似乎会强迫贵族们光着屁股在冰上打滑。他享受地看着他宠爱的人们互相射击。他看到房子起火和焰火弹乃至其他爆炸现象会兴高采烈。圣诞节期（Svyatki/Yuletide），彼得强迫“胖的贵族们”在有裂缝的冰面上滑雪橇，结果许多人跌入冰寒的水中淹死了。后来任俄国驻荷兰大使的库拉特金亲王（Prince Kuratkin）回忆过彼得和他的朋友们如何在沃尔孔斯基亲王（Prince Volkonsky）的肛门里塞了一支蜡烛，还给他吟诵祷词。他们“给人涂上焦油和沥青，还让他们倒立”。有一次，他们“用一只风箱给伊万·亚卡耶基维奇（Ivan Akakievich）的结肠泵入空气”——导致这人当场死亡的恶作剧。这些足以构成勃鲁盖尔（Brueghel）或博施（Bosch）绘画题材的场景，暗示出一个充满狂欢节式不敬行为的世界，一个倒行逆施的世界。谢肉节即四旬斋开始前那个狂欢作乐的黄油周（Malslenitsa/the Butter Week），是人们把自己交付给恶魔的一周，用暴饮暴食来抵抗冬季。那是一个被准许用残忍的饥渴与斗殴来庆祝的节日，从无俄国统治者因为造访一块西方土地而对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对于沐浴在启蒙时代曙光中的欧洲而言，这样的嬉闹游玩就像是来自一块被时间遗忘之地的异教徒的古怪行为。至于俄国，彼得沙皇的行为藏针带刺。他的无聊蠢行不仅是一种狂欢的自由，也是在宣称，沙皇可以专戾恣肆，因为他是个独裁者。

1671年，彼得的父亲阿列克谢沙皇（Tsar Alexai）娶了一位芳龄19的乌睛美人，名叫娜塔莉·纳雷什金（Natalya Naryshkin），他的朋友兼顾问阿特曼·马特维耶夫（Artamon Matveyev）是她的监护人。这场联姻导致两个家族——阿列克谢已逝前妻所属的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Miloslavskys）与他年轻新娘所属的纳雷什金家族，为争夺对俄国的控制权而结下世仇。娜塔莉给宫廷带来一股清新而柔和的西化之风，并在1672年5月生下一名健壮的男性继承人，他的受洗名是彼得· 阿列克谢耶维奇· 罗曼诺夫（Peter Alexeivich Romanov）。

1676年初为莫斯科河的水域祝圣时感染风寒。一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而彼得成了新沙皇——他15岁的异母兄长费奥多三世（Fyodor III），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的人——的臣下。费奥多三世1682年过世而无男性子嗣，拟指定他16岁的弟弟伊凡（Ivan）继位。但伊凡跛足，几乎全盲，还在与严重的语言障碍搏斗。与此对照，他身材魁梧、10岁的异母弟弟彼得，看上去是个受欢迎又审慎的选择。莫斯科的许多议员或私人顾问——波维尔们（boyars）——都想让这位年轻强壮的纳雷什金在娜塔莉的摄政下统治。于是彼得被宣布为沙皇。但米罗斯拉夫斯基抗议了：伊凡年长，伊凡顺位在先。纳雷什金家与米罗斯拉夫斯基家爆发了一场残酷的权力斗争，这又与射手卫队（streltsy）的不满纠葛在一起。

22000名身着艳丽制服的男人组成，他们也是被政府纵容的商人。他们富有而闲散，然而其特有的名号“射击军”（Musketeers）暗示他们有一扣扳机就高兴的倾向。他们之中某个团的普通成员曾指控自己的团长贪污，他们的指控表现出传染性。没有经验又接受了错误建议的娜塔莉，不明智地屈从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体会到了权力的滋味。米罗斯拉夫斯基家族迅速利用这一点，并游说射手卫兵，称纳雷什金家族为确保彼得坐上皇位而谋杀了伊凡。当嗜血成性的射手卫兵涌入克里姆林宫，阿特曼·马特维耶夫劝说娜塔莉让伊凡和彼得都在他们面前现身。射手卫队司令官的儿子米格尔·多尔戈鲁基亲王（Prince Michael Dolgoruky）唐突地选择在这个危险关头重申军纪，于是射手卫兵逼近他所站立的楼梯，抓住他并把他丢给了下方那些卫队同志的长枪短戟。多尔戈鲁基被叉穿的躯体随即又被大卸八块，而射手卫兵又去寻找马特维耶夫。他们从娜塔莉的怀里抢走这个老人，并当着她那瞪大眼睛的10岁儿子彼得的面，把他丢到下面的刀丛中。就在此时，费奥多和伊凡那位活力充沛的姐姐索菲亚（Sophia）介入了。彼得与伊凡将联合统治，而索菲亚将摄政。作为首个掌控俄国的女人，她的七年任期开始了。

Yauza River）前往几公里之外普里奥布拉岑斯科（Preobrazhenskoe）的狩猎小屋，在那里他又戏耍了士兵们，但这次用了真武器，还利用了很大一群心怀同情的贵族与平民。如果说3岁看大，那么彼得热衷于建造泥土工事和堡垒，可以看作他未来建造圣彼得堡城这一执念的首个暗示。随着他的军事设施增加，且他的战争游戏变得更加高级，他开始通过组建帝国卫队中著名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Preobrazhensky）团和塞姆扬诺维斯基（Semyonovsky）团来塑造新俄国。彼得早年就呈现出从底层学习事务的意愿，他应征入伍做了一名鼓手。当他升为炮兵时，他分担着一名步兵的谦卑职责，这透露出深植于他内心的领悟——谦逊的学习愿望会比继承来的头衔更加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