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英国)以赛亚.伯林/人文与社会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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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赛亚·伯林 著，胡传胜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16741
出版时间2011-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9元
货号27911771
上书时间2024-10-2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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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者絮语自由是真正的财富。——威廉·黑兹利特①在以赛亚·伯林去世那一年，我受《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之邀，为他们的 “口述”系列撰稿。它要求作者简单地写下对他影响的一本书。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自由四论》。它不仅令我在次阅读它时感到震撼，而且使我从此走上编辑伯林著作之路，并且，在三十年以后，令我出版《四论》的这个扩充本。《副刊》上我的那一篇文章写作于伯林去世前不久，刊出于他去世后不久。其中部分段落值得在此重复：在我1972年进入牛津沃尔夫森学院做研究生时，我根本没料到我将发现自己的终职业。学院院长是以赛亚·伯林。一见到他(在一次奖学金面试上，我因为遇车祸而迟到，在面试期间他不停地走到窗口，看看要带他去赴午餐约会的出租车来没来)，我就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对他几乎一无所知。我问应该从何开始， 当即被指导去读三年前出版的《自由四论》。我带着它与朋友一起到遥远的埃克斯穆尔村舍度假，被书惊呆了。 伯林喜欢提及“流的水中航行”的不会搞错的感觉，这也是我体验到的感觉。除了包含在这本书中的命题的说服力以外，这里显然表现出这样一个人，他对人类本性有着非凡的洞见，赋有丰富的“现实感”，而且也非常高兴在别人身上发现这种感觉。在具体观点上可能还有争论余地，但是在大的论题上，我们会感到他是可靠的。这本书的核心纲领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即他的这种信念：人所追求的价值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有时是互不相容的；这不仅适用于整个文化即价值体系的层面，而且适用于某一特殊文化或个体的价值。 各种一元论宗教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声称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正是这种主张，当得到狂热的表达时，导致原教旨主义、迫害与不宽容。多元主义要预防的就是这种危险。它是自由主义与宽容之源：不仅仅是那种等待错误被改正的不稳定的宽容，而且是那种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这种宽容接受并欢迎那些与我们自己所奉行的生活见解根本不同的生活见解。《四论》还充满着其他的闪光点，包括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中对历史主义与决定论的毁灭性批判，在《两种自由概念》中对“积极”与“消极”自由的著名讨论，以及在《穆勒与生活的目的》中对穆勒思想的内在张力的检视。它是我所读过的丰富且富人情味的作品之一，它当之无愧地成为经典。也就是说，现在篡改它简直是lèse鄄majesté(大不敬)。但很快我们就会明白，作者自己在一开始就非常热切地期望对它进行扩充，我觉得我自己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进到其逻辑终点而已。在我对《四论》的评论中，我把多元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当做重心，对此我并不想辩解什么，虽然其他人的着重点可能正好相反。伯林的多元主义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更深刻与更具原创性的命题，这并不是否认他的那种自由主义或内在于这种自由主义的人性观的不可或缺；依这种人性观，在不可公度地多样化的可能性中，选择的自由居于核心。的确，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伯林哲学视野中的这两个主导性因素(有时被恰当地称作“自由多元主义”)，是相互依存与相互支撑的，而且我有时想把这本文集的题目改作《 自由与多样性》；但是，奥卡姆式的律令——被呼应先前众所周知的书名的实际考虑所加强——终占了上风。……
导语摘要以赛亚?伯林的成名之作伯林自由观念的完整呈现
作者简介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6)、《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苏联的心灵》（2004）等。
目录编者絮语自由五论
导言
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
历史必然性
两种自由概念
穆勒与生活的目的
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
论自由的其他作品
自由
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
后的回顾
传记性附录
目的证明手段合理
致乔治•凯南的信
关于偏见的笔记
伯林及其批评者
索引
内容摘要以赛亚?伯林的成名之作伯林自由观念的完整呈现
主编推荐以赛亚?伯林(1909—1997)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1932年获选全灵学院研究员,并在新学院任哲学讲师,其间与艾耶尔、奥斯汀等参与了普通语言哲学的运动。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1946年重回牛津教授哲学课程,并把研究方向转向思想史。1957年成为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并获封爵士。1966年至1975年担任牛津大学沃尔森学院院长。主要著作有《自由四论》（1969，后扩充为《自由论》）、《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扭曲的人性之材》（1990）、《现实感》(1996)、《浪漫主义的根源》（1999）、《启蒙的三个批评者》（2000）、《苏联的心灵》（2004）等。
精彩内容
自由什么是政治自由？ 在古代世界，特别在希腊人当中，“是自由的”就是能够参与自己城邦的管理。只有当一个人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与废除时，法律才是有效的。自由并不是被迫服从别人为他制定的法律，而是服从由他制定的法律。这种民主制使得政府与法律渗透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可能。人不能免于这样的管理，他也不要求免于这样的管理。所有民主主义者都声称，人人都同样可能接受批评、调查、依法传讯（若必需）或其他安排，在建立与维持这些安排时，每个公民都有权参与。
在现代世界，一种新观念产生了———本杰明·贡斯当对之作了最清晰的阐释———这就是：存在着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除了特殊情况外，这个领域是不希望受公共权力干涉的。古代世界的核心问题是“谁应该统治我？”。有些人说是君主，有些人说是最贤明者，或最富有者、最勇敢者、多数派、法院、所有人的匿名表决。在现代世界，一个同等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进行管理？古代世界假定生活是一个整体，法律与政府覆盖其整个领域——没有任何理由保护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不受这种监管。在现代世界，历史地说，不管是作为教会反对世俗国家干涉的斗争或国家反对教会的斗争的结果，还是作为私人企业、工业、商业的成长及其反对国家干涉的要求的结果，或者还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我们开始提出这样的假设：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存在着界线；无论在这个界线之内我可以依意愿行事，亦即按我喜欢的方式生活、相信我愿意相信之物的私人空间多么狭小，只要我的行为不干涉别人相似的权利，或不损害使这种安排成为可能的秩序。这是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在美国与法国各种各样的人权宣言中，在诸如洛克、伏尔泰、托马斯·潘恩、贡斯当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完整或部分的表达。当我们说到公民自由（权）或公民价值时，这就是其中的含义之一。
人需要彼此防范和防范政府，这种假设从未在世界的任何地方被完全接受过，我所说的古希腊或古典的观点以这种形式重新出现：“你说个人有权选择他喜爱的生活。但是这适用于所有人吗？如果这个个体无知、不成熟、未受教育、智力残缺，拒绝恰当的健康与发展机会，他将不可能知道如何选择。这种人从不会真正知道他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如果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知道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究竟渴望什么，如果他们替其他人做了他们如果更明智、更知情、更成熟、更发达也会做的事情——也许用一些控制的手段——那么，他们是在剥夺后者的自由吗？他们的确干涉了人们，但只是为了让他们能够做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也会做的事情，或者为了使他们总是处于最佳状态，而非老是受制于非理性的动机或幼稚的举动，或让他们本性中动物的一面占优势。那么这还是干涉吗？ 如果父母或老师强迫不情愿的孩子上学或努力学习，以虽然孩子们可能并不知道的真实要求为名，那么，既然这是所有真正的人———因为他们是人———都必然要求的，他们还是在剥夺孩子们的自由吗？肯定不是。老师或父母给了他们潜伏的或真实的自我，迎合他们的需要，以反对他们更肤浅的自我暂时的需要，这些需要在人成熟时就像老皮一样会蜕掉。”如果你用教会、政党或国家来代替父母，你就会得到作为许多现代权威之基础的那种理论。我们被告知说，服从这些机构就是服从自己，因此不是受奴役，因为这些机构本身体现着我们最好与最明智的方面，而自我约束并非约束，自我控制并非受奴役。
这两种观点(在其各种版本中)的战斗，乃是现代世界基本的政治议题。一方说把酒瓶放到嗜酒症患者拿不着的地方并未剥夺他的自由；如果他被阻止酗酒，即使是通过强迫，他也会健康起来，能更好地履行他作为人和公民的责任并会更好地成为他自己，这样要比他能够着酒瓶、毁坏他的健康与健全时更自由。他不知道这一点的事实正是他的疾病或他对自己真实需要无知的表现。另一方并不否认有必要对反社会的行为加以抑制，不否认有必要防止他伤害他自己或伤害他自己的孩子或其他人的福利，但是否认这种抑制——虽然是公正的——构成自由。为了让别的利益，如安全、和平或健康有足够的空间，自由也许不得不被剥夺；或者为了明天更大的自由今天的自由不得不被剥夺；但是剥夺自由并不是提供自由，而且，强制，不管有多么好的理由，毕竟是强制而非自由。自由，这些人会说，仅是诸多价值中的一种，如果它构成实现其他同等重要的目标的障碍，或者妨碍其他人实现这些目标的机会，它就必须让路。
对此，另一方的回应是，这种说法预先假定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分裂（它假定人有可能在其私人生活中做一些别人不喜欢的事情，因此需要受到保护），但是这样一种人性观是建立在一种根本的错误之上。人类是一个整体，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当每个人的功能发挥出来时，没有人会想去做那些令别人反感或想阻止的事情。改革家与革命者的恰当的意图，便是去打通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把一切带到开放之境，使人没有分裂地生活在一起，以致一人所欲即万人所欲。要求不被打扰，要 能够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而不需要向某个法庭——家庭、雇主、党、政府或整个社会——作解释，这种要求本身便是失调的表现。向社会索要自由就是向自我索要自由。这种病症必须通过改变财产关系（如社会主义要求做的那样)，或通过消除批判理性（如一些宗教派别，以及法西斯和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事实上试图做的那样）予以治疗。
在可以称作有机论的第一种观点中，所有分离都是坏的，不容践踏的人权观念乃是壁垒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时才需要的墙壁——只有在一个坏的社会里才为人们所需，而在一个组织良好、所有人类小溪都流入统一的人类江河的社会里则没有存在的余地。在第二种或自由主义的观点中，人权，以及私人领域（在其中我不受审查）的观念，对于人人需要的最低限度的自主——如果他要按自己的路线发展的话——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多样性是人类的类本质，而不是行将逝去的状态。这个观点的拥护者认为，毁灭这种权利以建立一种普遍的、自我导向的人类社会——一个所有人向着同一目标进军的社会——将摧毁个人选择的领域；而这一领域，不管多么狭窄，一旦失去，生命亦不再有价值。
极权与威权制度以一种粗糙的和(有人会坚持说)扭曲的形式，代表着这些观点的前一种，而自由民主制度倾向于代表后一种。当然，这些观点的变种与联结，以及它们间的妥协，也是可能的。它们是两种基本的、彼此对立的观念，主导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世界。
媒体评论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兴盛中，伯林的著作起到了特殊的重要作用。它激发了持续、昂扬更是富有启发性的辩论。它涉猎广博，既有磅礴的历史感，又有鲜明的现代情怀，在当代学术进展中使政治思想突然变得令人激动并充满乐趣。——罗纳德?德沃金平等的公民各有其不同的因而也是不可公度、不可调和的善的观念，伯林的这个毕生信念，对自由主义来说是核心性的。——约翰?罗尔斯这个人告诉我们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因为党派偏见或者因为对理性的狭隘理解而难以倾听的真理。他告诉我们道德的悲剧性与复杂性，告诉我们相互冲突的希望可能导致的不幸。但是他也向我们提供另一种希望：如果我们能公正地坚持这种复杂性，这种悖论，并在同情的理解中调和那些不可公度的道德之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便不难相处。——查尔斯?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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