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这项研究以不太起眼的方式始于一篇有关南斯拉夫战争和电影的联合署名文章；它于1999年期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得到了推进；是年春季，它首次在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亮相。当然，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它就有一段与英国电影协会（BFI）合作共事的“前史”经历。推进这项研究工作的背景和意图是始终存在的，但直到诸多事件激发起各种强烈的研究机缘时，研究工作才真正“起飞”，这些事件赋予它特别的驱动力和新的观照维度，这些都出现在由英国电影协会理查德·佩特森（RichardPaterson）组织开展的有关跨国电视新闻和受众的调研项目“‘9·11’之后”期间。这项研究得到了广播标准委员会（Broadcasting Standards Commission）、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以及英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多方面的资助。其中，英国电影协会以摘要的形式发表了调研结果——《“9·11” 之后：电视新闻和文化多元化受众》（After September 11: TV News and Multicultural Audiences）（伦敦：英国电影协会，2002）。米哈尔斯基是该项调研的主要研究者及该调研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与之共事的有负责内容分析的艾莉森·普雷斯顿、负责受众研究的玛丽·吉莱斯皮和汤姆·奇斯曼）。这份研究报告没有足够的篇幅——每个部分设定了5000字的上限——来容纳所有的研究成果。高是致力于该项研究的20强团队成员之一。后来，米哈尔斯基和普雷斯顿又分别在一份比利时比较研究报告《英国人眼中的“9·11”：电视新闻比较》（载于马里克·利茨主编的著作《从“9·11”到反击：新媒介战争的开启》）中发表了研究成果。本书的各部分援引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该成果没有在以往的出版物中被引用过），同时也引用了其他来源（包括艾莉森·普雷斯顿的著作）的材料。不过，这里所展示的、源自这个初始项目的绝大多数材料都是由米哈尔斯基负责的原创性成果，它们不可能纳入英国电影协会发表的研究报告《“9·11” 之后》当中。还有一项成功的应用性研究，它同样建立在《“9·11” 之后》这一项目之上，它被应用于由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资助、由吉莱斯皮和高以及安德鲁·霍普金斯（他曾经也是该项目的研究人员）负责的“新安全挑战规划”。这项应用性研究部分地反映在本书中。这一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新安全挑战规划”（ESRC Award RES-223-25-0063）的标题是《转变中的安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的电视新闻文化》。该项研究由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探讨公众与受众、内容与话语以及安全和新闻从业者。该项目的经验研究部分挂在加了密的网上，其网址是（至少初）www.mediatingsecurity.com。贯穿于本书的这项研究的参考文献，有一个共同的标题来标明——“转变中的安全规划”，它们附在详尽的正文内容之后。本书源于对先前研究的阐发，这项研究早在初的英国电影协会项目期间就开始了，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推进，这得益于马奇蒙特基金（Marchmont Trust）的支持和伊凡·兹沃扎诺夫斯基的帮助，他后来成为高在“转变中的安全”规划之子项目“安全和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伙伴。正是这个子项目为本书某些部分的分析提供了材料——虽然他本人并没有在这份研究报告上发挥直接的作用。高和兹沃扎诺夫斯基后来还负责撰写了另一本有关该子项目的书——《观照战争犯罪》（Watching War Crime，伦敦：赫斯特出版公司，2007）。本书几乎完全建立在两类全新的研究上，其一是对文本的基于经验事实的、定性的、阐释性的批判，这是一种特殊的内容分析形式；其二是经验的、定性的社会研究，它采用半结构化的开放式采访和焦点小组访谈方法。无论就研究还是撰写而言，我们各自承担了一半的工作，因而两人将共同对本书负责（虽然第二章更多地要归功于米哈尔斯基，而第六章、第七章的某些部分则更多地要归功于高，但我们对这些章节负同等的责任，因为从整体上说，我们的分工是一半对一半）。要指出的是，米哈尔斯基提供了后一版初稿，但同时也保留了高的某种质朴的文风。对这样的一项研究，有无数的人值得感谢，他们支持并影响了这项研究成果的形成。要是没有理查德·佩特森施加影响，没有他的慷慨和他富于想象力地把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到研究项目上的雄心壮志，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的。艾莉森·普雷斯顿提供了另一种贯穿始终的友善影响力，她既是合作者，又是顾问，她的名字早出现在英国电影协会理查德提供的“皮氏培养皿”名单上。我们对他们的友好合作深表感谢。正是在理查德提供的英国电影协会这个研究环境里，我们首次结识了玛丽·吉莱斯皮和后来的安德鲁·霍普金斯。他们启动了富有挑战性的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给予本书以很大的启发。在此，我们要再一次感谢他们提供的支持，其中，玛丽还在生活中其他一些更为重要的方面给予了我们个人鼓励。这种鼓励在整个项目研究和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一直感染着我们。“转变中的安全项目”使具有各方面才能的大量研究人员和研究助理都参与进来。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人为这个项目的各部分所付出的劳动。尤其要感谢的是泽比·尤苏夫、哈比巴·努尔、诺勒丁·米拉迪、奥利维亚·阿利森、托马斯·霍恩·汉森和路易斯·怀斯。要特别感谢的还有本·奥洛克林，从许多方面来说，他都是该项目的支柱和关键性人物，是他以某种方式把项目的各部分研究成员相互联系起来的。他所做的工作不是本书的核心所在，但它确实使本书的某些部分写起来要顺畅、简便得多。他和蔼敦厚、亲切友善地支持着我们，还积极地参与思想观点的探讨并力求对它们加以阐发，这些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就项目研究本身而言，我们应该立马就予以感激的是伊凡·兹沃扎诺夫斯基，他直接参与甚而全身心地推动了项目研究中重要的部分，正是这些部分的内容为本书奠定了基础。此外，虽然不是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研究项目的直接成员，但作为资助该项目的“新安全挑战规划”的主管，作为激昂智慧和有益建议的提供者，他是值得我们赞扬和感谢的。或许是他对该项目的支持和为本书所投入的巨大热情（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有一个晚上，在西敏寺酒吧，他谈到出入议会的经历）才确保了项目的完成，要不然，其他的因素极有可能导致项目被放弃——当然，即便他对项目如此兴奋投入，也不可能要他为项目承担任何责任。朱利安·格拉夫也是值得我们表达特别谢意的，感谢他这些年来给予我们的所有友谊和支持。另外，要致谢的还有安德鲁·汉弗莱，他细致耐心、乐于助人和支持他人；马尤利·弗兰西斯，他在我们后结项之前都一直在努力前行；以及凯蒂·戈登，她欣然地承担起各种事务，愉快而不失耐心。他们都在劳特里奇-泰勒及弗兰西斯出版集团Routledge-cum-Taylor&Francis）工作。还有无数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感谢的，感谢他们以各种方式提供的建议、支持和协助。我们希望没有遗漏掉任何一位值得感谢的人。如果我们真的遗漏了，那也恳请他们原谅我们的疏忽，我们希望没有被我们遗漏的人有：彼得·布希、彼得·纽曼、迈克尔·克拉克、劳伦斯·弗里德曼、约翰·格洛弗、马克·霍巴特、雷·艾瑞兹、利奥尼德·西特尼科夫、埃夫格尼·特西姆巴尔、伊恩·克里斯蒂、道奇·比林斯利、莱斯利·伍德黑德、菲奥纳·劳埃德·戴维斯、吉姆·理查德森、斯蒂夫·奇兹纳尔、安·莱恩、维瑟林·波普夫斯基和雷切尔·克尔。我们同时也希望能借此机会充分肯定多年来各次课堂讨论所具有的价值，并对参与有关动态影像、战争或结合这两方面讨论的各位学生表达谢意。后，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研究历程，我们要向家人表示无限的谢忱，包括父母、祖父母，他们都没有在身边看到项目的终完成。杜西卡、彼得、彼得拉、弗朗兹、海伦、马乔里、帕特里夏以及唐——所有这些人都以某种方式或在某个时间段内帮助我们渡过难关，当时，两大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叠加在一起淘空我们时间和精力储备：其一是写作本书的源泉；其二是发掘父母快乐的源泉。至此，我们的谢意要送给那个成就了加百列天使（上帝传送好消息给人类的使者）的人——他虽然并不理解他所忍受的一切，但他领会到了电脑、电影和文学珍品的至关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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