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的鼎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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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鼎革(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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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树凯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62470

出版时间2018-08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80元

货号25334192

上书时间202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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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农民的改革”,后斟酌再三,总觉似有不妥。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大变局中,农民的角色作用之重,说农民推动了“改革”并无不可,且契合主流话语。但是,细究“改革”本意,更强调自觉、有意识地去做出改变,更强调设计安排、理性建构。显然,农民作为这场深刻变革的根本性推动力,就其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而言,属于切身利益追求,并非刻意“改革”。如何表述这种状态和角色,作者遂想到了“鼎革”。《周易“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取“鼎革”而用,意在强调农民在推进社会变局中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决定性力量和作用。因为,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推动制度的创新,是一种发自内在生活追求的自然选择,而不是在某种思想理论倡导下去设计改革。农民这种作用和表现,用“鼎革”来表达似乎更加准确有力。

“保守”已是定论。在中国,“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成为响亮的政策口号。但是,如果认真考察国家政策过程中处理农民问题的现实状况,仍然可以发现,农民与国家关系中重大问题仍然远远没有理顺。举例来说,土地财产权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许多问题的解决其实刚刚破题。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昭示着未来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主要方向。

“保守”、“落后”。检视改革以来的中国剧变,于经济而言,农业家庭承包由农民开辟;于政治而言,村庄直接选举也由农民开辟;于社会而言,农民的诉求表达顽强而有力,如各种维权活动,新的利益协调机制正在农民的抗争中发育。纵观当下中国,方方面面都可发现农民挑战旧体制、解决新问题、建立新制度的艰苦努力和辉煌业绩。农民已经并正在继续展示其巨大的历史创造力,推动中国的改革。由此而言,农民不仅不是社会变革中的保守力量,还是奋发有为的能动力量。

“落后”。因此,不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者,大可不必为先进或者落后的问题纠结。

“农民保守论”需要做出理论的检讨批判。在过往的改革经验总结和农民研究中,这种检讨批判还非常不够。中国的改革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农民的改革,中国的农民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改革的农民。这便是作者对本书主题的基本概括。

“思想冲破牢笼”。打破关于思想与理论的僵化,这才有利于有效地探索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这种探索不应该成为某些人的特权,所有人都有参与探索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权利。这种自由的探索和创造,是所有人的责任,所有人的权利。本书关于现实中农民问题的讨论,作者不敢自诩正确。作者秉承的原则是,真诚地表达个人的观察和提出个人的观点。观点的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真严肃的探讨和自由真诚的表达,任何既定的理论观点都不应该代替或者妨碍个人的独立思考。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极“左”路线如何导致扭曲的农村政策,进而如何颠倒了政治与农民的关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民应具有怎样的政治品性;在农民与政治的不正常关系中,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是怎样呈现的;从未来的中国发展看,农民在政治成长中面临哪些问题;从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来说,近三十年的改革根本性昭示了什么,政府在认识农民方面还有哪些问题。

“穷”字,以为经济落后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但是,发展的进程说明,问题并不这样简单。现在,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开始凸显,某些地区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趋于紧张。于是,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建设开始受到重视。社会建设成为现在农村的重要特色。从社会建设而言,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个是社会事业的发展,一个是社会秩序的管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过程会导致社会冲突,社会事业发展也会带来社会冲突。其中,政府的角色非常关键。社会管理的问题,既与经济发展有关,也与社会进步有关。这两者都要通过政府体制的改进来实现。所以,本编的基本问题是,农村改革以来的不稳定发展过程显示,社会和谐的根本不在于经济发达的程度,而在于社会权利关系的协调程度。如何建立这种权利关系的良性状态,根本上是政府或者政治体制的改革。大致而言,中国农村的所谓“不稳定”问题,凸显于

“不稳定”现象的根本消解。在改革进入第三十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农村的“不稳定”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深刻。对于“不稳定”问题的考察,可以有农民的角度和政府的角度。农民上访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显学,是进入本世纪之后的事情。

“不稳定”现象。

“政策”制定者,只不过他们的“政策”往往并不被上级承认,或者被称为“土政策”。但是,这是一些非常真实并且有很高执行力的政策。中国的农村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政策混战”推进的。

“压力集团”;对下,他们是一个实在地管理基层社会的权力集团,比高层政府更直接地影响基层民众的生活。用发展社会学的概念,可以说地方官员是一个战略性群体。战略性群体是指保护或追求群体利益时作出战略性决定的行为主体。近年来欧洲一些政治学者已经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战略性群体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一个研究方法上的分析单位,又是现实社会中自主性很强的集体行动者。现在,学术界对于地方官员这个群体的研究还很不够,认识他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逻辑,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体制当中还存在的弊病,也才能有效地推进改革。



导语摘要

5编33篇,讨论国家如何处理农民问题。 



作者简介

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文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2001-2002);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2010-2011,2016-2017)。



目录
















































内容摘要

5编33篇,讨论国家如何处理农民问题。 



主编推荐

1959年11月生,山东莱西人。文学学士(山东大学),法学硕士(中央党校),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2年8月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任办公室秘书、助理研究员。1990年8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农村部组织研究室主任、河北省涿鹿县委副书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主讲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1996-1997);美国杜克大学亚太研究所访问学者(2000-2001);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合作研究员(2001-2002);德国图宾根大学客座教授(2012);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合作研究员(2010-2011,2016-2017)。



精彩内容
辨宋祁《汉书》校语宋庆元本《汉书》有宋祁校语,明监本引之寥寥,清殿本又据以补入,读者颇尊信之,其实乃不学者所依托,非出宋祁也。
考校语十之七八,为以意增删虚字,强班、 颜简质之文以就顺习。 子京修《唐书》,言艰思苦,当时或笑为摹古太过,何独于校书之顷,反疑古人之文必语语顺习乎? 其矛盾不应如此。 然虚字增删,虽属多事,未至不通。 若《礼乐志》“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史记?乐书》:“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礼?乐记》同。 荀子《乐论》:“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之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祁云,“善心而当作善心也”;《食货志》“治田勤谨,则畮益三升”,祁云,“治田勤谨,当作劝谨”;“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祁云,“自天子当作自天下”;《地理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祁云,“慎疑作愤”;《张良传》“良少未宦事韩”(《史记》同),祁云,“宦疑是尝字”;《主父偃传》,“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公等皆安在”)祁云,“皆字疑作比”;《杨恽传》,“默而息乎,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祁云,“息乎疑作自守(此据李善《文选》,五臣本亦作‘息乎’),之义疑作之善”;《丙吉传》,“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祁云,“陋疑作狭”;《夏侯胜传》,“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祁云,“言字疑作泄”;《李寻传》,“夫以喜怒赏罚”,祁云,“罚疑作诛”;《韩延寿传》,“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祁云,“自字疑作同字”;《东平思王宇传》,“流言纷纷”,祁云,“下纷字当作然”;《王莽传》,“聘诸贤良以为掾史”,祁云,“聘诸当作聘请”之类,或不必改而改,或改而文义转不可晓,是诚咄咄怪事,岂子京除增删虚字外,竟不能有一语之刊正邪? 其鄙陋又不应如此。
盖造此校语者,读书甚少,廑一村儒伎俩,如以勃海郡之千童为平童;不知渐江为浙江;以出右北平俊靡县灅水为出雁门阴馆之?水(并见《地理志》),则是未读《水经注》并未读《说文》也。《地理志》师古注,引《诗?秦风?四臷》(《诗》今本作“驷铁”)曰:“车鸾,载猃猲。”“猲”,《诗》今本作“歇骄”。(《释文》,“歇,文又作猲。 骄,本又作”)毛《传》:“猃、 歇骄,田犬也。 长喙曰猃,短喙曰歇骄。”《释文》:“猃,长喙田小犬也。”张衡《西京赋》亦作“载猃猲”。 猃与猲,并田犬之名,解诗者未有异义,而校云“载猃当作载敛”,则是未读《诗传》与《西京赋》也。《杨胡朱梅云传赞》:“昔仲称不得中行,则思狂狷”,师古《注》:“《论语》载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此皆《论语》文,下始为师古自解,而校云“进取下应添於道二字”。 接《孟子》(《尽心》)引此,但改“行”为“道”,亦无“於道”二字,校者殆误认进取语乃师古文,故辄加二字以为辞足义显,是则虽《论语》、《孟子》亦未熟读矣。“先生”之称,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史记?晁错传》,“学申、 商刑名于张恢先”,《汉书》作“张恢生”。《史记?晁错传》,“上招贤良,公卿言邓公”,《汉书》作“邓先”。《汉书?叔孙通传》,“叔孙生圣人”,《梅福传》,“叔孙先非不忠也”,皆谓叔孙先生。《高帝纪》,“以魏地万户封生”,《陆贾传》,“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生揣我何念”,《蒯通传》,“生且休矣”,《贡禹传》,“朕以生有伯夷之廉”,亦皆先生之简称也。 而校者于《公孙刘车等传赞》,“闻汝南朱生言”,云“朱”下当添“先”字,似不知生为先生之简称,岂其于前后称生称先之文,概忽焉未加之意邪?(《蒯通传》称东郭先生,《邹阳传》称枚先生、 王先生,《宣和六王传》称驷先生等,皆与称生或先者同,非有轩轾于其间)是则虽于所校之书亦未能熟读矣。 此类历历可指,要之无非笑柄,妄人借名射利,无以掩其不学,而读者懵焉勿察以为真宋祁,使祁而不学如此,则其所修《唐书》,乃廑一酱瓿上物,又何劳吴缜之纠弹邪!
或谓《张良传》,“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校云,“逆耳苦口,疑作逆于耳,苦于口”,此据《史记?淮南王安传》及刘向《说苑?正谏篇》,则其所校非尽苟焉者,未可谳其必伪。 按《史记?留侯世家》亦无两于字,惟《淮南王安传》有四于字,《汉书》皆删之。 援用古语,但求不失原义,裁剪固可由我,《史记》两传异辞,《汉书》或承或否,皆不烦更为损益。 若以《说苑》亦有四于字,则伪《家语?六本篇》又有两而字,校者亦将据以补入乎? 故此两语之校,使尝检《史记》、《说苑》而云然,则未知古语之无妨裁剪,可谓不善读书,而拟议其辞,挟诈示慎,转觉可恶;使无所据而云然,则此为校者以意增删虚字之一例,谓其虽属多事,未至不通,犹之可也,必欲以证所校之善而非出依托,相去殊远。
抑此校语之伪,全祖望亦尝设五可疑以辨之矣:谓景文身预《史记》、 前后《汉书》三史刊误之役,不应引景祐刊误本俨如易代前辈之书。 阳夏公者,谢希深也。 景文为欧公前辈,希深、 欧公之友,景文即引其语,何至尊称若此;景文卒于嘉祐六年,于刘原父亦为前辈,不应频引三刘《汉隶》而驳之;司马公身后始赠温公,以景文引其语何以亦称温公? 朱子文,南渡以后人,景文又安得引其论《汉书》之语?(节《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八《辨宋祁〈汉书〉校本》)盖皆从子京之辈行前后,以勘定依托者称引之乖舛,且因以断其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无非伪造,可谓确凿不移。 然吾甚怪子京长司马光二十岁,先光死二十余年,不特如谢山云不应称光为温公,并不应引光之语,即引其语,亦不应引及光于子京死后二十余年始成之《通鉴》或其《考异》,此固荒谬之尤显然者。 而主校殿本《汉书》之齐召南,渊博不亚谢山,何以竟无所睹,居然奉一白腹村儒,以与师古抗席,则知官书鹘突,古今一辙,可叹哉!
挽近流布旧籍,蔚为风气,殿本二十四史之重印,坊问屡见不一见。 窃以为谢山之文,尚在殿本校刻之前,当时既未注意及之;后之读《汉书》者,因以殿本采入宋本校语,乃经几许翰苑耆宿之审阅,不容更致疑于真伪,其尝见谢山文者,又以谢山所辨,或出后人搀杂。 夫物之眯目,则嫫姆倭傀,戴皎日而有遁丑,伪校语之颇为读者尊信殆以此。 故吾更从依托者之不学,摘其尤可发噱之处,以取验于读者,俾读者知其鄙陋不通,虽稍读书者亦不至此,不特辈行称引之乖舛已也。 抱流布古籍之愿者,倘以吾文庶几谢山之后劲,于重印殿本《汉书》时,能毅然削此伪校语而勿留只字,雪古人之污,绝方来之惑,则谢山与吾为不徒辨矣。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及《国学论衡》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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