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苦难：布尔迪厄的社会调查

致读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本书是一些男人和女人对他们的生活状况和所遇困难作出的见证。正如学术研究的要求所允许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做了一些组织和编辑工作，希望读者能够谅解和关注。出于同一理由，我们也希望读者接受本书的编排体例，尽管我们能够理解，有些读者看到一些“个案研究”有点类似短篇故事，宁愿随意翻阅，以至于跳过我们觉得正确理解各篇访谈所不可缺少的方法论前提和理论分析。的确，这里都是一些私人话题，一些在彼此信任的关系之下汇集起来的心声吐露，现在把它们公之于众，我们怎么会毫无顾忌呢？诚然，对于如何使用这些谈话内容，我们的采访对象完全信任我们，然而，信任的契约承载着从未如此沉重的心照不宣的要求。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力保护信任我们的人（所以我们才经常改动可能被核实的名称，例如地名和人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不使他们的本意被曲解。

“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恶，唯求理解。”斯宾诺莎的这条格言，社会学者如果拿不出恪守它的办法，则纵然以之自律也是没用的。然而，如何指出按照人们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他们的办法？这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便找到他们之所以必然如此的完整原因，以及能够说明这种必然性的理由。可是，怎样才能避免解说工作纠缠于个别案例呢？例如，怎样才能避免访谈笔录——连同其分析性导言——看起来像是一份冠以诊断书名称的临床病例？分析者的干预既非易事，又十分必要，因为干预者必须毫不隐讳地开诚布公，同时尽可能始终忘掉自己的存在。因此，我们将分析案例加以组织时，尽量把不同观点放在同一个阅读单位之内，让它们有机会发生交集甚至碰撞；这种体例还可以彰显得到直接分析的案例的代表性。无论事关一位教授还是一位商人，我们都围绕着这个人组织起一个有不同说法的“个案”。誊写访谈时，口头谈话必然会发生一些变化。访谈录的大小标题（无例外地从采访对象的话语里提取），特别是置于对话之前的文本，都是为了方便读者注意到谈话的要点，即不经意的、毫无警觉的知觉活动可能遗漏的东西。它们的作用是提示说话者所处社会环境和所受制约（人生轨迹、教育水平、职业经历），即一切言语记录既遮蔽又显示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仅存在于笔录无法显示的语气和语调里，而且存在于所有肢体语言当中，动作、姿式、模仿手势、目光等，此外还有沉默、弦外之音和口误。

分析者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要让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干预，只能靠书写活动，这是调和下列矛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方面提供一切必要的元素，以便客观地分析采访对象的立场和理解其观点，然而不可生造客观的距离，以免把分析降格为一种昆虫学的好奇心；另一方面，采取一个尽可能接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但要避免把自己不合理地设想为第二自我（alter ego）——因为无论是否愿意，它仍然是一个对象——从而不适当地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世界观的主体。建构活动充满批评性思考，分析者必须使之看起来不言而喻和顺理成章，甚至无条件地服从既有事实，这样才能成功地介入对象化的过程。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本书是布尔迪厄将学者责任与公民使命融为一体，集中探讨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著名成果。在看似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 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致读者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不同观点的空间 

皮埃尔·布尔迪厄

水仙街 皮埃尔·布尔迪厄

居无定所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各得其所 罗兹妮·克里斯坦

媒体的观点 巴特里克·尚巴涅

自然规律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一个成功融入社会的家庭 巴特里克·尚巴涅

投资失败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社区重建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后一条区别 巴特里克·尚巴涅

“一把快刀”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场所效应 

皮埃尔·布尔迪厄

美国：反乌托邦 洛伊克·瓦冈

“那一带” 洛伊克·瓦冈

艾巴寮的流浪汉 菲利普·布尔古瓦

国家撤离 皮埃尔·布尔迪厄

完不成的任务 皮埃尔·布尔迪厄

无诚信的制度 皮埃尔·布尔迪厄

尴尬处境与双重制约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有事可做”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国家的观点 巴特里克·尚巴涅

移民的“成本”和“收益”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无序的维护秩序者 雷米·勒诺瓦

穷人的警察 雷米·勒诺瓦

女人和警察 雷米·勒诺瓦

明确的指责 雷米·勒诺瓦

正式工与临时工 

米歇尔·皮亚鲁、斯特凡·伯乌

老工人，新工厂 米歇尔·皮亚鲁

临时工的梦想 斯特凡·波厄

上夜班 罗兹妮·克里斯坦

拥有 罗兹妮·克里斯坦

家庭事务 罗兹妮·克里斯坦、贝尔纳·于拉舍尔

替罪羊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一个世界的终结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一位代表的困惑 米歇尔·皮亚鲁

来自下面的看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作品失窃 桑蒂丽娜·加西亚

无声的见证 罗兹妮·克里斯坦

脆弱的平衡 皮埃尔·布尔迪厄、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命悬一线 皮埃尔·布尔迪厄

上无片瓦，下不容锥 安妮-玛丽·瓦塞尔

一生虛掷 皮埃尔·布尔迪厄

前途未卜 巴特里克·尚巴涅

家道中落 巴特里克·尚巴涅

大失所望 费德里克·马东迪

职场受挫 路易·班铎

局内的局外人 

皮埃尔·布尔迪厄、巴特里克·尚巴涅

当年的好日子 皮埃尔·布尔迪厄

失乐园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陷入泥沼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弗朗索瓦兹·厄弗阿尔

双面生活 罗兹妮·克里斯坦

法语课 罗兹妮·克里斯坦

力量对比 西尔万·布洛高利奇

校园暴力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代大学生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矛盾的遗产 

皮埃尔·布尔迪厄

学业历程 阿兰?阿卡德

关于暴力的对话 艾曼努尔·布尔迪厄

令人为难的成功 查理·苏利耶

自相矛盾 艾曼纽尔·布尔迪、德尼·鲍达利代斯

光明的绝路 艾曼纽尔?布尔迪厄、德尼·鲍达利代斯

家庭的梦想 皮埃尔·布尔迪厄

妻子和伙伴 让-皮埃尔·法盖尔

厄运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通讯员 弗朗欣斯·穆埃尔-德莱福斯

挣脱束缚 阿布戴玛莱克·萨亚德

患者对象 弗朗索瓦·邦万

留守老人 罗兹妮·克里斯坦

孤独 加布里埃拉·巴拉兹

理解 皮埃尔·布尔迪厄

跋语 皮埃尔·布尔迪厄

索引

征引著者索引

《世界的苦难》是布尔迪厄晚年与其他22位合作者,以细腻的情感和认真的观察及倾听，耗时三年访谈数百人所写就的田野调查著作。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鲜活的生活史个案,展示了当代法国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解释,揭示出痛苦背后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根源，以及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

本书是布尔迪厄将学者责任与公民使命融为一体，集中探讨弱势群体艰难处境的*著名成果。在看似平淡的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中蕴含着震撼人心的苦难真相。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8月1日—2002年1月23日），当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论批评家。1954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1956年应征入伍，在阿尔及利亚服役两年。1964年回到巴黎，于1975年创办《社会科学研究行动》（Actes de la recher- 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社会学教授，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学术总监。主要著作有《实践理论大纲》《艺术的规则》《帕斯卡式的沉思》《男性统治》《区隔》等。

脆弱的平衡

20多年前，安东尼奥和琳达•德姆拉离开葡萄牙，来到法国找工作。曾经是一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的安东尼奥获得了一纸当建筑工人的合同，为期三年。家里留下了妻子和三个年纪尚幼的孩子。来法一年后他才有能力把家人接来团聚，安顿在一套狭小的公寓里。“睡觉连被子、床单都没有，一件家具也没有”，一切必需品都是陆陆续续购入的。两口子都工作，安东尼奥在机械维修厂当领班，妻子在学校里做杂务，也曾经在城里的大户人家帮佣。俩人付出了许多辛劳，省吃俭用地攒钱，在圣马瑟兰（SaintMarcelin）的一个安静的街区盖起了一座小小的独栋房。旁边是几座小型廉租楼房。他们感到终于能够“像别人一样过日子”了。

凭借不懈的辛勤工作，他们甚至自信博得了这座小城镇的头面人物的认可。安东尼奥担任本地足球俱乐部的教练，有机会接触许多名流，而且为当地人服务（例如为俱乐部奉献了很多时间和金钱，730为访客提供住宿）。妻子待人友善，随时乐于帮忙，以至于“连圣诞节那几天，老板都会叫我过去。我真的去过，盛情难却嘛”。 入耳的恭维话，加之帮佣促成的主仆一家的情感，使她有一种归属感。

经历数载苦干（“经常一天干14个小时”）和不计回报地奉献之后，房子盖起来了，他们也能促成孩子们继续学业了，现在他们能够对离开葡萄牙以来走过的道路回味一番。特别是琳达，她10岁时成为孤儿，很早就为照顾三个妹妹而辍学，进了一家首饰厂当工人。她觉得自己“有理由摆脱这些”。

厄运突然降临。1985年，琳达在46岁时因中风偏瘫。1990年，安东尼奥又被割草机切掉了脚趾。这一下天塌地陷。失掉了工作，众叛亲离，他们丧失了“融入”（良好的）法国社会的梦想。俩人千辛万苦挣来的稳定的经济局面原来不堪一击。被辞退以后，安东尼奥不得不屈就“一份体力劳动”，每小时只挣24.06法郎。琳达则发现，她根本不能领取失业补助金，也无权享受社会保险。他们再也付不起建房贷款，而且欠银行一大笔透支款。“在巴黎读法律学位”的大女儿也中断了学业。

为了使自己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尝试过多种途径，可是仍然“处处遭到拒绝”。他们感到被欺骗了：他们的雇主，无论是私营公营，早就应该把真实情况告知他们（“难道他们不能告诉她，镇政府就不能告诉她吗？”），或者至少提出一点建议。他们提到，有些他们视为朋友的人士也没有帮助他们脱离困境，他们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们看到，他们一度如此盼望能够融入的法国社会根本不认可、不承认他们，这使他们大为失望（“这一点我没有料到，根本没有。”“我原来想，法国社会，特别是发放救济金的机构，多少会承认一个工作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初考虑过申请入籍，以为自己是成功“融入”的样板，如今却心怀“反法”情绪。

他们发现，尽管曾经为取得相对的成功而欣喜，觉得虽然千辛万苦，终究被完全接纳，他们却忘记了享有稳定工作的人——以时刻警觉为代价——维持的是一种脆弱的平衡，重新坠落的危险始终存在。许多事件可能导致这种恶果：失业，丧失亲人，离婚，疾病，而且随时可能发生。不过，在做出社会原因无法解释的结论之前，必须看到，这一类变故只是一些偶然因素，除了在某些生活条件下极有可能发生以外，其作用很像扣动扳机，732能够触发一些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潜藏的后果。一触即发产生的效力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被施加于德姆拉夫妇这样的模范移民，他们自信已经成功融入了法国的经济和社会，他们也许高估了自己享有的保障。他们的苦恼和惶惑之所以强烈，是因为仅当变故发生之时，他们才发现自己缺少法定的保障，也缺少亲朋关系——“真正的法国人”能够指望的后一层保护网（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一对葡萄牙籍夫妇

采访者：加布里埃拉•巴拉兹、让•巴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