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派及其现代回响

序：
晚明的遗绪：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

晚近对明代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15至17世纪的几部知名小说，尤其是《水浒传》《西游记》与《金瓶梅》。而明代在文学批评、诗歌与散文方面的发展，却甚少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自18世纪早期以降，许多学者都将这些小说视为明代文学的之作；但在有明一代，这些小说却并不居于文学界的中心。对于大多数明代读书人而言，诗与文依旧是仅有的两种他们愿意为之劳心劳力的文学形式；与此同时，作为一项盛行一时且非常重要的主题，文学批评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笔下。
16世纪晚期，湖北公安的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在拟古之风盛行的晚明，于诗文创作上提出了一套新人耳目的看法。他们在诗文理论上的信念可总结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史上，称兄弟三人为“公安三袁”或“公安派”。
本书从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及诗文的现代回响三个方面展开，为公安派的起落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其中研究了16世纪早期至17世纪早期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并强调了在复古派与性灵派的理论中，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对文学的表现性质的关注。这项研究将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及其两位兄弟的文学理论置于焦点，并特别指出了三人之间的理论差别。借由对其诗文的批判性分析，袁宏道不仅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同时也凸显了他相当的才智与幽默。其中亦评估了公安派对晚明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对竟陵派的兴起所起到的作用。
我对公安派的研究兴趣起因于我对20世纪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溯源。西方学者往往将这一划时代的文学改革运动归因于美国“意象主义”的影响，而看不到白话文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传承关系。1932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首次将胡适领导的白话文运动与晚明公安派做了直接的联系。但我总感到，周作人在有意无意之间，抑胡而扬袁，小看了胡适的贡献，而夸大了“公安三袁”的影响。为了一探究竟，我在晚明文学中摸索了近十年——这正是我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岁月和我早期的教学生涯。
近年来，我的研究和写作集中在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但早期这一段在晚明文学中的浸y，不但带给我无尽美好的回忆，对我而言，也是现代与传统衔接之所在。
我三十多年前的旧作，1988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袁宏道与公安派》），至今还是一部关于袁宏道与公安派的英文专著。几年前，康凌先生关注到我对袁宏道、公安派及现代反响的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有新见、有价值的研究，愿意将我此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广到中文学界，我慨然欣允。经过三年多与康凌君的往复沟通，对我既往的相关中英文研究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整合，终形成了呈现给读者的本书——《晚明公安派及其现代回响》，特授权中华书局出版。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在国内问世，这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
康凌先生和我素昧平生，看了他对我文章的中文译稿，我很佩服他译文的准确流畅、信达雅兼顾，以及细查原文出处的严谨态度。没有他辛勤的工作，这本书是不可能在此时出版的，谨深致谢忱！
周质平于普林斯顿大学

译后记
袁宏道是个矛盾的人。他常常表达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但从来不愿为之涉险。他的文章里不曾写到什么峻岭荒山，却充满人造园林或瓶中插花这类“无扦剔浇顿之苦，而有味赏之乐”的“自然山水”。他不太能喝酒，“饮不能一蕉叶”，却对与酒相关的各种礼仪程式、器皿物什、鉴酒方法等如数家珍。更过分的是，因为觉得大家喝酒的时候不合规矩，很不像样，他还专门写了一册叫《觞政》的小书，让“饮客”们“各收一帙”，以修“酒宪”。在政治上，袁宏道既曾发出“痛民心似病，感事泪成诗”的愤懑之声，又从未试图将这种批评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在做官这件事上，他尤其显得游移摇摆。在主政吴县时，他时时抱怨官场的腐败与身处其中的疲惫，而真的去职离任，隐居田园之后，又慢慢觉得“盘桓未久，厌离已生”，想要重新出山了。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袁宏道在生活实践与自我表达上的这种暧昧和矛盾，使得后世对他的评价呈现出分裂的样貌。一边，我们看到周作人、林语堂对袁氏闲适风雅、悠游意趣的一面的强调；另一边，则是阿英、鲁迅等人试图凸显他激扬政治、关心世道的一面的努力——而这对立的双方似乎都能在袁宏道那里找到充分的证据。
不过在周质平先生看来，上述双方都在以袁氏作为工具，来提倡或诋毁某种文学理论，而非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事实上，袁宏道的独特，既不在其闲适，亦不在其抗争，甚至也不在其犹疑矛盾——每个人的内心都或多或少有些矛盾之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敢于公开表达自我内心的这种矛盾，在于他与读者分享其私密经验的意愿与真诚。袁宏道承认自己的投机性，承认自己的矛盾和糊涂，承认自己的不负责任与消极，但同时，他也将个体的内在矛盾视为人情自然的一部分，无须掩饰作伪。这种公开的自我分析乃至自我嘲讽所具有的真诚性，不仅为个体的自我表达拓展出新的空间，更召唤、呼应着他在文学理论与书写形式上的突破，并凝结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一代表性论述。
周质平先生此著对袁宏道、公安派以及他们在后世影响与评价的分析，正是从这种矛盾性入手，逐步展现出晚明诗文及其现代回响所具有的丰富图景。比如，在政治态度上，周著既描述了袁宏道在吴县县令任上的积极作为和某些时候对政治腐败的激烈批评，同时也强调他在行动上的消极：“洒几滴泪，喝两盅酒，作几行诗，气也平了，愤也消了，袁宏道‘忧君爱国’之情大抵就止于此了。”就文学而言，本书一方面指出，袁宏道在诗歌写作中对口语体和民歌体的实验是其“显著的特点”，在这些实验中，他以平直清新的文辞形式表达独特的个人情感与体悟，为自己赢得了“不拘格套”的评语。而在另一方面，本书也提醒读者，这些作品自有其限度，更像是偶一为之的尝试，而非持久而严肃的事业，故不应赋予过高的意义。事实上周质平发现，袁宏道的诗歌写作实践与诗学理论之间多少存在着一些距离，不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他的作品远比他的理论要保守得多，这种保守性随着袁氏年龄的增长而日渐明显。相比较而言，反倒是袁宏道的尺牍和游记，由于其文辞的口语化，更由于其在内容上对个人癖性、才智与幽默感的充分呈现，更为鲜明地显现出了袁宏道独特的文学理念与追求。
此外，在论及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时，此著也同样对历史的断裂与延续之间的暧昧性多有致意。自清代以降，公安派的文论总是在其与复古派（前、后七子）的对立中来加以理解的。然而通过对李梦阳、谢榛、王世贞的文论的分析，本书揭示出了一个“诗文格式日渐松动，文学表现性的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由此观之，通常名为“性灵”的自我表现论的文学趋向是内在于明代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一部分，“三袁”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者，而非开创者。除此以外，本书还进一步考察了唐顺之、徐渭、李贽对公安派的影响，并对袁氏三兄弟的内在区别进行了细致的分疏，其中，袁中道对公安派理论的修正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公安派向竟陵派的转型。
对历史连接褶皱处细腻、周到的呈现，构成了此著的基本特色。正如伊维德（Wilt L. Idema）教授所说，当时下的学者习惯于拔高各自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重要性时，周质平却以一种允执厥中的态度，将袁宏道与公安派放回到了历史的语境中去。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对其创获与局限拥有更完整的看法。而伊维得教授没有提到的是，支撑着这种历史性的态度的，正是本书作者对公安派在现代时期已然遭受了的各种过分“拔高”的评价的了解。换言之，本书的“持平”之论背后亦自有一种锋芒，它意在改写后世关于袁宏道与公安派的论述，矫正他们不断被“工具化”的命运。
多年以前，我因对周作人的兴趣而开始关注袁宏道与公安派，同时也试着搜罗、查考相关研究，以帮助理解。在友人周帅的指点下，我陆续读到周质平教授的一系列相关研究。其中不仅包括以公安派为主题的中英文专著，更有以现代文学为对象的多篇论文。在与周教授的交流中，我提议以“晚明诗文及其现代回响”为主题，将这些研究加以梳理，整合为一部完整著作，以凸显历史演变的复杂线索，或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与认知提供重要参考。这一计划不仅得到周先生的应允，更蒙贾雪飞编辑的大力支持，得以在中华书局这一传统文化出版重镇落实出版。在译、编此书的漫长过程中，贾雪飞编辑以其经验与耐心，协调、解决了诸多计划内外的问题，保证了本书的顺利面世，这是应当特意感谢的。还要感谢的是胡正娟、宋丽军二位编辑不辞辛劳，不仅在文辞表达、原文校核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帮助，更费心找来大量插图，为本书增色。此外，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高校高峰学科（Ⅰ类）建设经费资助，在此一并致谢。
从民初遗老对明末遗民的想象，到1930年代围绕晚明小品的论争，从1960年代中《海瑞罢官》引发的滔天巨浪，到当下人文学界关于“晚明的现代性”的诸多论述，晚明的思想人物与文学文化，似乎总是成为我们理解、反思乃至改造自身所处的历史语境的某种参照。在晚明与现代的漫长纠葛中，袁宏道曾是其中的一位核心人物。希望本书的讨论，能不仅为我们理解袁宏道，也为我们理解这种纠葛提供洞见与启迪。
康凌
2021年4月

关注自我、直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股清流，它在后世，尤其是20世纪初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本书从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及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三个方面展开。从袁宏道其人开始，讲述他的生平，分析他的个性、行操及思想，再论他的诗文，一个充满矛盾但真诚幽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领袖人物跃然纸上。借由对其诗文的批判性分析，袁宏道不仅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同时也凸显了他相当的才智与幽默。其中亦评估了公安派对晚明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对竟陵派的兴起所起到的作用。袁宏道所代表的公安派注重自我表现的趋向，跨越三百余年，在20世纪初的现代喷涌而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从事晚明文学与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康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目  录
袁宏道
章 仕隐之间的徘徊——袁宏道的生平
从令吴到辞官，到客居真州，袁宏道的人生观、文学理论，乃至于他对政治的看法，都在这三年中发展并定型了。
第二章 瓶花与匕首——袁宏道的个性、行操及思想
“闲适派”想把袁宏道刻画成一束瓶花，一个高雅的案头清供；而“忧时派”则时时不忘在瓶花的后面，暗藏着几把匕首。
第三章 是真情直语还是“亡国之音”——袁宏道的诗
作为一位开明的、注重个人表现的诗人，袁宏道的诗以其平直清新打动人心。到了清代，他的诗却被视为“亡国之音”，预示了明代的陵夷。
第四章 闲适小品与名士风流——袁宏道的文章及其再发现
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赞赏者的笔下，袁宏道常常被描述成一位名士：沉浸于文学与艺术，鄙弃陈言故套和社会规范，对政治抱有深重的厌恶。
公安派与晚明思想
第五章 “诗本乎情”——公安派兴起之前的文学界
晚明文评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争论道，文学的作用不过是人类情感的展现。文学应当为道德与功利服务的观念，不再是这一时期的主导观念。
第六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三袁”的文学理论
直到“三袁”兴起之后，自我表现，连同一种个体的声音，才成为晚明文学界的一个趋向。
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
第七章  公安派的遗绪
在过去的四个世纪，源自公安派的自我表现的趋势从未停止。这股潜流穿过清代古典主义的荒漠，在20世纪初喷涌而出。
第八章  现代文学的晚明泉源——胡适与袁宏道文学理论的比较
16世纪以来，语、文合流不但是中国文学发展之大势，也是一部分文评家的愿望。白话小说之兴起，正是语、文合流的证明。
第九章 个人表现与文白互通——林语堂对小品文的提倡
林语堂拈出“性灵”二字，来提倡写幽默趣味的小品文。他提倡的“语录体”或“白话的文言”，减少了文言与白话的断层，加深了白话文的历史纵深和与文言的联系。
第十章 晚明小说中的情色与贞y
“少男少女，情色相当”是明人小说中常见的一句话，这是何等的通达，又是何等的写实！

附录
一  袁宏道年表
二  袁宏道的著作
三  晚近对三袁及公安派之研究——序论与书目

译后记

关注自我、直抒性灵的晚明小品文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股清流，它在后世，尤其是20世纪初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本书从袁宏道、公安派与晚明思想及晚明诗文的现代回响三个方面展开。从袁宏道其人开始，讲述他的生平，分析他的个性、行操及思想，再论他的诗文，一个充满矛盾但真诚幽默、“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领袖人物跃然纸上。借由对其诗文的批判性分析，袁宏道不仅被描述为一位杰出的诗文作家，同时也凸显了他相当的才智与幽默。其中亦评估了公安派对晚明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对竟陵派的兴起所起到的作用。袁宏道所代表的公安派注重自我表现的趋向，跨越三百余年，在20世纪初的现代喷涌而出，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主要从事晚明文学与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著有Yuan Hung-tao and the Kung-an School《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康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现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