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以深邃的历史眼光，记录了上起战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发展的轨迹，展示了其间曾经出现的诸多王朝兴衰交替的历史，揭示了其中蕴含的历史规律，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虽好，但皇皇两百九十四卷，堪称卷帙浩繁，要完全读完，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所以真正能通读的人少之又少。另外，《资治通鉴》遵照时间线记事，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脉络被打乱，阅读起来缺少连贯性，略显杂乱无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资治通鉴》主要编撰者司马光也进行了各种新的尝试，比如编写《目录》《举要历》等，另有史学家胡安国也曾根据司马光《举要历》编辑《举要补遗》等。在此之后，一代大儒朱熹，更是在门人赵师渊的协助下，以前人成果为基础，将《资治通鉴》重新编辑成了一套全新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

    在朱熹、赵师渊等的努力下，《纲目》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开创性地为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表述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纲目》删繁就简，撮其精要，恰如其分地将《资治通鉴》从二百九十四卷缩编为五十九卷，仅为原书的五分之一。这五十九卷的缩编，极大地方便了使用者，使他们能够借助编选者的思路，在更短的时间，更快、更好地窥得历史的门径。

其二，《纲目》有纲有目，“纲”可以帮助使用者理清历史脉络，迅速浏览，了解历史的大略；而“目” 打破了《资治通鉴》严格遵循编年的记事方式，对同一历史事件深挖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通过“目”，使用者有条件对感兴趣的部分重点阅读，更立体地认识历史事件，避免因为了了解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的时间线里前后翻阅，耽误时间，却往往不能得其要领。这样纲张目举的特点，可以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的阅读选择，为后世不断研究、学习和借鉴。

其三，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纲目》还增补了部分史实，并且改正了其中记载不当之处，并不是全部节录《资治通鉴》。同样一个史实，考虑叙事的准确性、全面性，《纲目》可能选择《资治通鉴》的表述，也可能选择《竹书纪年》《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史书的表述。而这样的选择，体现了朱熹等编撰者的广识博览，高屋建瓴。

其四，为了帮助初学者理解历史事件，《纲目》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前辈史学家点评，“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为初学者提供了更全、更新的理解视角。

    《纲目》的问世，得到了官方和士人的普遍欢迎。南宋大儒真德秀曾言：“昔尝读朱文公《通鉴纲目》，叹其义理之精密。盖‘纲’者，《春秋》书事之法也；而所谓‘目’者，左氏备言之体也。自司马公《目录》《举要》之作，至是始集大成观者。”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写道：“朱子《纲目》所补有功于《通鉴》。”明宪宗朱见深更是推崇备至，认为“是书诚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不可不广其传也。因命缮录定本，附以《凡例》，并刻诸梓以传。”集举国之力审定《纲目》，并为审定之后的定本亲自作序。清圣祖康熙亦钟爱《纲目》，不光逐篇研读，更在有感处亲自御批。清高宗乾隆也曾作诗赞曰：“涑水创为开义例，紫阳述订益精微。直传一贯天人学，兼揭千秋兴废机。”

    民间欢迎《纲目》，关键在于简明与通俗，特别是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明白易懂，大的事件可以做到一目了然，这对于那些需要了解历史的人自然方便得多了。正如朱熹自己所说：“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尤其是全书仅为《通鉴》的五分之一，自然更适合广大民众的需求，加之统治者又大力提倡，因此，问世以后很快得以广泛流传。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从启蒙教育开始，就是通过读史来求得各种知识和伦理道德，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大道理。所以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尊史》中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因此，几乎人人都要学习历史，阅读历史，而《通鉴纲目》充分考虑了这些非专业史学研究者的阅读需求，权威大师担纲编撰，有纲有目，既能快速浏览，又能深入细读，正好就成为了比较合适的一部历史教材。特别是那些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士人，更成为他们科举考试的之书。凡此种种，正是宋、元、明、清以来社会上产生“《纲目》热”的原因之所在。不夸张地说，《纲目》在推进史学走向社会、走向通俗化道路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纲目》诞生之后，虽然它初是依附《资治通鉴》而产生的，但读《纲目》的人，要远远超过读《资治通鉴》本身的人。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纲目》都是研读者广泛的史学著作，没有之一。而对《纲目》的研究，在宋代之后的很长时间，更成为史学界的“显学”。一大批诸如《考证》《考异》《发明》《集览》以及续作等等层出不穷，在读书人中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在大众中的《纲目》热背后，也少不了史学界的讨论和争议。但这些争议，和本书的可读性、普及性、专业性并不冲突。如果我们把它定位为一套普及性史学著作，这套书既具有学术的严谨性，又具备很强的普及性，在史学走向大众的道路上，是开创性的，完全可以视为学术大师编写、真正为非专业使用者量身定制的史学巨著。

    作为理学大师朱熹的史学作品，《纲目》的史学义理化倾向正是被广泛讨论的争议。朱熹是理学大师，他的身份，以及其思想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很难否定《纲目》中的理学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了缩编时材料的选择上。但这些痕迹，是否达到扭曲史实、削足适履的程度，却未必见得。比如典型的争论点，对于三国记事的系年，《资治通鉴》以魏系年，而《纲目》改以蜀汉系年，而这一改变，成为《纲目》罔顾事实、宣扬正统观念的核心证据。我们在深入研读《纲目》的相关内容之后发现，对三国的具体叙事，朱熹依然是秉承着不因私意而对历史任意增删的观点。在蜀汉刘备称帝这一条目下，也记载了《资治通鉴》原来对系年方式的观点：

    司马公曰：三代之前，海内万国，有人民、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方伯连帅，能率其属以尊天子，则谓之“霸”。自汉儒推五德生、胜，以秦为闰位，在木、火之间，霸而不王，于是正、闰之论兴矣。及三国、五胡、南北之乱，各有国史，互相排黜。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纪，皆弃而不数，此皆偏辞，非公论也。故今此书独以周、秦、汉、晋、隋、唐为正统，其后子孙虽微弱、播迁，然犹承祖宗之业，四方与之争衡者，皆其故臣也，故犹得用天子之制以临之。至于天下离析，本非君臣，则皆以列国之制处之，然不可无岁、时、月、日以识事之先后。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昭烈虽云中山靖王之后，然不能纪其世次，与南唐称吴王恪后无异，故不敢以后汉、东晋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

    虽然《纲目》与《资治通鉴》观点不同，采用蜀汉系年，但也并未地是此而非彼，而是同样列举司马光的观点，供读者两择之。正如司马光所讲：“据汉传于魏而晋受之，晋传于宋以至于陈而隋取之，唐传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其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反过来说，《纲目》用蜀汉系年，同样可以解释为“故不得不取其年号以纪诸国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闰之辨也”。而以魏系年的《资治通鉴》，并非否定以正统为尊，而是源于“昭烈虽云中山靖王之后，然不能纪其世次，与南唐称吴王恪后无异，故不敢以后汉、东晋为比，使得绍汉氏之遗统也”。因此，在宣扬正统这一观点上，《资治通鉴》和《纲目》并无二致，只是在是否承认刘备是中山靖王之后这一方面，存在不同。

    在今天全民读历史的大潮下，《纲目》以其普及性、方便性、权威性，非常值得向广大读者推介，因此我们才有了编辑这套简体横排注释本《纲目》的想法。

    在校点底本的选择上，本书以明宪宗朱见深集全国之力审定、成化年间内府刊刻本为底本，参考温陵初刻本、清摛藻堂刻本《御批通鉴纲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朱子全书》等资料进行校点。我们除了完整地简体重现《纲目》的原文、并进行现代化标点之外，我们还在以下方面做出了更适合今天读者的增补：

其一，增补数万条白话文注释。作为一部通史巨著，跨越时代长达千年，如果不借助注解，完全通读并不容易。再加上为了配合《纲目》普及性的特点，考虑到非专业研究者的阅读需要，我们注释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因此注释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全书多达近四万条。这些注释所涉及的范围，主要有地名、官名、难解字词等。柏杨先生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序言中提到：“翻译上的困难集中在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乙子丑’。”而这也同样适用于白话文注释。具体到《纲目》这本书，“年”用天干地支和皇帝纪年，但其可以和公元纪年一一对应，只需在每一年备注上对应的公元纪年，不熟悉干支纪年和皇帝纪年的读者就可以一目了然了。而月、日，在《纲目》中很少涉及，不必花大量的篇幅去处理。时间的问题相对好解决，而剩下的两个问题，地名和官名，就成为我们白话文注释的重点。我们的原则是能注尽注，广泛地借助前人的著作和资料，力图让读者更准确地掌握。除此之外，一些难懂的字词，特别是和今天的常用词写法一样、意思却完全不同的字词，是我们注释的另外一个重点。比如“事情”“根据”“画室”“动作”“茂盛”等等，在古代都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另外，古代的地名也有很多和今天名字一样，但所指截然不同的，比如徐州、南阳、昆明、北海、 江南等；也有在不同历史时期，同一个名称，所指是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些在我们的白话文注释中都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其二，增加检索功能。在编年方面，本书在册前面，按照公元纪年、天干地支纪年、皇帝纪年等的对照，标明了其所在的具体册数、页数，可以迅速查找每一年的具体内容。在地名和官名方面，由于同一个地名和官名经常重复出现，我们不可能在每个地方都做注释，为了方便查找，我们在全书后的附录里，按照音序排列，将注释中所提报的地名、官名完整地编制了索引。如该处没有该地名、官名的注释，而你又需要了解，便可以借助附录中地名、官名的音序索引，查找到该地名或官名所在的注释位置。

其三，增加清圣祖康熙对具体时间的评述。康熙皇帝曾经系统地研读过并御批过《纲目》，其和学院派史学家完全不同的视角，让人耳目一新，惜乎出现较晚，除后期个别版本外，多未收入。在此次简体横排本中，我们将《御批通鉴纲目》中康熙所写的《纲目》点评附到具体的事件之后，以飨读者。

    在简体排版上，我们延续了原书的大书提要、分注备言的原则，但根据简体横排的特点，略作变通。宋体大字提要，仿宋小字分注备言。注释采用脚注，方便查找。在简体字的处理上，本书异体字改用通行字（专名不改），通假字不改。书中所用人名，能确定为同一人名不同写法的，用常用名进行统一。

    书中有疑问之处，如在其他史料和资料能确证为错漏的，本次简体版校对予以更正，其他疑问之处无法确切考证的，均照原书录入。

    本书卷帙浩繁，编者能力所限，难免有工作不到位之处。烦请诸位方家能在研读本书之余不吝赐教，帮助我们提高，为本书进一步添彩。

    谨此致谢！

    《资治通鉴纲目》是大儒朱熹携弟子赵师渊在《资治通鉴》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权威史书，更正《资治通鉴》的谬误，补充其缺漏，删繁就简，将原二百九十四卷的内容，缩编成五十九卷的精华，讲述了自战国至五代（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华夏历史。在体例上，开创全新史书纲目体，纲举目张，“纲”利于快速浏览，“目”可以对同一历史事件深挖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在史实的基础上，编撰者更将史学大家欧阳修、胡安国、范仲淹、杨时等的点评对具体史实的点评随文附后，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本质。此次简体横排本，又增加了原书中未收的清圣祖康熙诸多御批点评。明宪宗朱见深在《纲目》成化内府刊刻本序言中写道：“是书诚足以继先圣之《春秋》，为后人之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