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报（点校本）

本文为河南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豫报》《河南》的创刊及其与鲁迅、周作人等现代名人之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09BWX0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2期。此次收录略有修改。

（代前言）
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秦方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王晓明不无遗憾地发出感慨：“如果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文学研究会和它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可惜的是，我读到的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香港、台湾出版的，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文本以外的这些现象。”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重识“五四”文学传统》，载《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
时光走过二十年，大量报刊不但早已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而且每年还有众多现代文学和新闻传播学硕士、博士研究生以近现代报刊为毕业论文选题，开展专题研究。这些多侧面研究成果，对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无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但是，目前的近现代报刊研究，学者们关注更多的还是《新青年》《新潮》《语丝》《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解放日报》《现代》《新月》《抗战文艺》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刊。而那些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发展有过重要促进作用，但因其存在时间短、发行量有限的地方性报刊，尚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尤其那些深藏于地方图书馆珍藏室的地方性报刊，则更是乏人问津。本文所要探讨的《豫报》便是其中之一。

一、《豫报》及其研究

古代中国，虽有“君子不党”的为政箴言，然自古以来的读书人却又有结社“议政”之传统，比如魏晋之际“竹林七贤”的傲睨礼法，明代“东林党人”对皇权的挑战。这种士人结社习性，至明清时期更甚。
参见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03年，随着科举制的废止，读书人通向政治的晋升之路的截断，相应地需要寻找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彰显其力量的新型组织方式，而以“乡党”观念为纽带的“报刊”的大量出现，在近代社会发挥了独特作用，“乡党”意识遂成为读书人力量聚集的重要标识。如邹鲁所说：“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
邹鲁：《中国同盟会》，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页。
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的两三年间，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而出，仅在东京创办的刊物就有《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复报》《鹃声》《云南》《洞庭波》《直言》《中国新女界》《天讨》《晋声》《天议报》《汉帜》《大江报》《醒狮》《四川》等十余种。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488—489页。
在这个学生办报热潮中，河南籍留学生自然不甘落后，他们在东京先后创办了《豫报》《河南》，作为向国人输入新学理、新观念的主阵地。

相对于《豫报》“促黄河流域一部开化早之民族雄飞于世界”（《豫报弁言》）的办刊宗旨，稍后创刊的《河南》更具激进色彩，它不仅明确提出了“吾今扫除不自由之方略，其目的在消灭皇帝”（《河南》第七期《憨儿之厌世主义》）的革命宣传口号，还鼓动民众采取“罢市示威”“抗税运动”直至“暗杀手段”“联络各省”“兴革命军”“扫其庭而犁其穴”，使读者倍感振奋，被誉为“首屈一指”的留学生刊物，“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
并且随着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寿裳等非豫藉现代文化名人陆续加盟作者队伍，更使刊物影响日渐扩大。特别是鲁迅《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系列论著在《河南》的发表，更奠定了《河南》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地位，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名刊。

也正因为这样，《豫报》这个河南早创刊的留学生刊物，总被《河南》的光芒所遮掩，学界对它的介绍和研究显得异常薄弱：董守义先生制作的“留学生在国外编辑出版的刊物”一览表（《清代留学运动史》），把《河南》列为63种留学生刊物之一，《豫报》则不幸落选；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集所收录的林斌先生的《豫报》则是次对该刊的专文介绍，惜乎林氏囿于所接触的材料不全，从而导致了对《豫报》的创刊时间、刊期等基本情况介绍颇多讹误，如林氏所谓“该刊创刊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一九零七年九月终刊，在十个月的时间内，只出版了四期”等等，与我们现在所见《豫报》原刊颇有不同；由方汉奇主编出版于1992年的大型工具书《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也仅仅在介绍《河南》时用“河南留日学生同乡会曾于1906年11月创办《豫报》”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44页。
的吝啬笔墨点到即止。近几年来，虽然一些现代文学或新闻学、历史学研究者在不同的专业方向上对《豫报》的出版情况偶有涉及，但由于《豫报》原刊难得一见，不便查找，很多人往往根据不同版本的年谱、著作年表和个人回忆录等第二手材料立论，以至有关这个刊物的编者、创刊时间、刊期等基本问题往往以讹传讹，混乱不堪。如汪维真根据河南大学图书馆所藏《豫报》复印件，便在其《〈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之关系》一文中推定：“《豫报》创刊号应是在1906年12月出版的”
汪维真：《〈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之关系》，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期，第30—35页。
；黄轶《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则根据《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版）、《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的记载，认定《豫报》创刊于1906年11月。
黄轶：《有关〈河南〉几个问题的辨证》，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第289—304页。
这些说法皆与我们见到的国家图书馆所藏《豫报》影印本不符（以下所引《豫报》均以国图版本为据）。

二、《豫报》的创刊时间

《豫报》创刊之始，或因学生办刊经验不足，在号开篇的《豫报公启并简章》《豫报弁言》《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等类似发刊词的三篇文章中，除了在“豫报公启并简章”中明确提出“月出一册，望日发行”的时间信息外，均无对刊物创刊时间的记载和说明。倒是在刊物封底版权页上明确标注了以清朝皇帝年号纪年的印刷时间，和以日本天皇年号纪年的发行日期，即：光绪卅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印刷，明治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发行。但遗憾的是，《豫报》第二号封底则遗漏了印刷和发行时间。而第三、四、五、六号封底印刷和发行时间则一应俱全。为便于对照考察，将《豫报》封底所标注的各期印刷发行时间列表如下：

期刊号

印刷与发行时间

清朝纪历
日本纪历
公元纪历
刊期间隔
备注

号
光绪卅二年

十二月初六
明治四十年

一月十九日
1907年

1月19日
—
注明每月一册

望日发行
第二号
—
—
—
—
—
第三号
光绪卅三年

四月二十日
明治四十年

五月二十六日
1907年

5月26日
—
—
第四号
光绪卅三年

九月二十六日
明治四十年

十一月一日
1907年

11月1日
6个月
注明每月一回，

三十日发行
第五号
光绪卅三年

十月二十六日
明治四十年

十二月一日
1907年

12月1日
1个月
注明每月一回，

三十日发行
第六号
光绪卅四年

四月初一日
明治四十一年

五月一日
1908年

5月1日
5个月
注明每月一回，

三十日发行

从上表可知，，《豫报》（期）正式创刊出版时间为光绪卅二年十二月初六日（1907年1月19日），但刊物筹划可能在1906年底。因为按照常识，一个刊物的出版要经过酝酿筹备、组稿、编辑、排版、印刷等诸多程序，要完成这些前期工作，自然有一个过程。而作为既无固定经费支撑，又缺乏办刊经验的留学生刊物来说，走完这个前期程序所需时日可能更长，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半途而废，鲁迅、许寿裳筹办的《新生》不也胎死腹中了吗？此外，从《豫报》创刊号刊发的篇文章《说气》（署名梦南）中有“就是那前年日本给俄罗斯在东三省打仗，杀人数十万，诸君也是知道的”，因为日俄战争发生在1904年，所以该文显然写于1906年，据此，我们推定《豫报》号中的文章大部写于1906年底。

第二，关于《豫报》第二期的出版时间，国图版本版权页上没有显示，但根据“月出一册，望日发行”的刊行计划，《豫报》第二期的出版时间应该在光绪卅三年一月十五日左右（1907年2月27日左右）。我在出版于光绪卅三年四月二十日（1907年5月26日）的《豫报》第三期上发现了一则对刊物延迟出版向读者致歉的“特别告白”，对确定《豫报》第二期刊行时间提供了证据，现将“告白”抄录如下：

本社事当创始，一切机关多未完全，前同人又因各校季考，是以三期出版稽迟。无任惶愧，尚祈阅者诸君原谅是幸。至报资未经汇兑者，即请从速寄下，尤为盼切，特此告白。

此外，笔者又在同为河南籍留学生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于1907年2月）第三期上发现了一则《豫报广告》：

本报自第二期后，因有特别事故，延迟多日，同人对于内地欢迎本报诸君深滋愧栗。现又从新整顿，勉赴前途，不惟以后按期出版，并思补前日之缺。惟我豫留东社员，人少力薄，至于款项在东所筹，只可暂为支持。尚望阅报诸君速寄报资，并对于本报有所匡救。邮示一切，同人有厚望焉。此白。

这两则“特别告白”和“广告”清楚表明，《豫报》延期出版是在第二期以后的事，即第三期是该刊出版过程中的次延期。《豫报》编者连续在《豫报》第三期和同时出版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刊登深表“惶愧”的“告白”， 即如同某一个一向遵章守纪的学生次犯错误便无限羞愧，反复向老师认错一样，于不安中诚恳致歉，期盼老师谅解。

《豫报》第三期所刊“特别告白”除对第三期延迟出版向读者表示“惶愧”外，还透漏了延迟的两个原因，一是刊物“创始”，缺乏经验，二是作为留学生的刊物同仁要参加“各校季考”。查日本学制：各校春假时间在3月下旬至4月上中旬，大约一个月时间，季考时间应在3月上旬。这表明，原本应在1907年3月出版的《豫报》第三期因“季考”而推迟，往前推一个月，则《豫报》第二期刊行时间当在1907年2月中下旬。再往前推一个月，《豫报》创刊号应在1907年1月中下旬出版，这与国图版《豫报》期版权页标注正好一致。

综上，我们认为国图版《豫报》版权页上标明的“光绪卅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印刷，明治四十年一月十九日发行”（即1907年1月19日）正是该刊的创刊时间。

三、《豫报》号所刊疑似鲁迅撰写的两则广告

在《豫报》号扉页上，刊登了鲁迅《中国矿产志》（下文简称《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下文简称《全图》）出版广告，为下文引述方便，现分别照录如下
此处原广告为竖排，且无标点，现改为横排并由本文作者加注标点。：

则

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化专科顾琅

外国语学校周树人合著

中国矿产志

国民全一册定价大洋四角半△洋装六角

我国自办矿路之议，久为全国之所公认。顾路则已由各省争回兴筑，成效大著。而承认办矿务者，虽有自行开采之志，而苦于不知自有矿产之所在。故商部虽有奏请各省设立矿政局，至今未见日臻发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理科顾君琅及会稽周君树人，有鉴于此用，特搜集东西秘本数十余种，又旁参以诸名师之讲义，撮精删芜，汇为是编。搜集宏富，记载精确，与附刊之《中国矿产全图》有互相说明而不可偏废，实吾国矿学界空前之作。有志富国者不可不急置一编也。

今将全数内容要目开列于左：

编章矿产与矿业第二章地质及矿产之调查者第三章中国地质之构造（附中国地相图）第四章中国地层之播布

第二编凡十八章一、直隶省矿产二、山西省矿产三、山东省矿产四、陕西省矿产五、甘肃省矿产六、四川省矿产七、江苏省矿产八、江西省矿产九、浙江省矿产十、安徽省矿产十一、湖南省矿产十二、湖北省矿产十三、河南省矿产十四、贵州省矿产十五、云南省矿产十六、广东省矿产 十七、广西省矿产十八、福建省矿产凡一省之下，又详分金属矿产及非金属矿产两大类，并揭其产地所在。末复添附中国各省矿产一览表及地质时代一览表，两则尤为本书之特色。

第二则

中国顾琅编纂中国矿产全图

国民 电气五彩铜版

必携 定价大洋一元二角

是图为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产调查局秘本。日人选制此图，除派人精密调查外，悉采自德人地质学大家聂诃芬氏之记载。故彼邦视此图若枕中鸿宝，藏之内府，不许出版。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顾君琅，究心矿学有年，而与测绘地图尤所擅长。因忽于教师处得见此本，特急转借，摹绘、放大十五倍，付之电气铜版，精美绝伦，较原本尤加详博，为我国地图界中之冠。不特现今之矿学家、实业家、政法家渴望此本，即研究地理学与国学之教员学生诸君，亦不可不急手一部也。

分售处上海三马路书锦里普及书局

 日本东京骏河台町 留学生会馆

发行所日本东京中国书林

中国上海 古今图书局

 大华书局

各大书林

拿这两则广告与鲁迅《中国矿产志》初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发行，即1906年5月11日）书内所刊登由鲁迅亲自撰写的《中国矿产志》和《中国矿产全图》广告（唐弢先生和刘运峰均认为这两则广告是鲁迅所写）
这两则广告见唐弢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出版）444、446页，刘运峰《鲁迅佚文全集》（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25、26页）也将这两则广告收录。
进行比对，《豫报》所刊广告实则是《中国矿产志》初版本所刊广告的缩编版，而且很有可能出自鲁迅之手。这是因为：

其一，两个版本的广告字数比较。除去刊物刊载广告必要的修饰性标题外，《豫报》版广告只是添加了《中国矿产志》的全书要目，而作为广告主体的正文字数则是有所缩略：《矿产志》广告原书中为245字，《豫报》删减为202字；《全图》广告原书中为230字，《豫报》删减为198字。

其二，两个版本广告的内容和行文风格比较。《矿产志》广告虽然前后文字有一定变化，但其主体内容和行文风格却基本相同，应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例如，广告开篇同是叙述当时中国各地自办矿路的情况，与《豫报》版的概括叙述不同，初版本广告显然更为具体：“吾国自办矿路之议，自湖南自立矿务公司、浙人争刘铁云条约、皖人收回铜官山矿地、晋人争广福公司条约、商部奏设矿政总局诸事件踵生以来，已有日臻发达之势。顾欲自办矿路，而不知自有矿产之所在，则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之临深池，纵欲多方摸索，必无一得。”初版本广告说该书作者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顾君琅及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周树人”，《豫报》版广告则改为“留学日本东京帝国理科顾君琅及会稽周君树人”。初版广告称该书编写时“特搜集东西秘本十余种，又旁参以各省通志所载”，《豫报》版广告则仅将后一句改为“又旁参以诸名师之讲义”。

《全图》初版本广告和《豫报》本广告在介绍其来源时都说：“是图为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产调查局秘本。日人选制此图，除派人精密调查外，悉采自德人地质学大家聂诃芬氏之记载。”初版广告又称该图还采之“美人匹联氏之《清国主要矿产颁布》者不少”。关于该图的制作情况，初版广告比较简略：“因忽于教师理学博士神保氏处得见此本，特急转借摹绘，放大十二倍，付之写真铜版，以供祖国”。《豫报》则在叙述来源之外，对该图给予较高评价：“因忽于教师处得见此本，特急转借，摹绘、放大十五倍，付之电气铜版精美绝伦，较原本尤加详博，为我国地图界中之冠。”

第三，《中国矿产志》在1906年5月11日初版后，颇受欢迎，到了1907年2月27日就出版了第三版
唐弢先生在编《〈鲁迅全集〉补遗续编》时，收进了《中国矿产志》第三版封底刊载的《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
。前文认定《豫报》创刊号出版于1907年1月19日，在其上刊载的这两则广告，应该就是鲁迅为《中国矿产志》第三版出版而在初版广告基础上为适合在报刊上发表而量身编定的。

后，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在现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中，在关注那些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刊物”的同时，千万不可忽视那些存在时间不长、发行量有限的地方性报刊。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刊物中，说不定珍藏着一些重要的文献。正如李怡先生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尽可能地做好对地方性报刊的打捞、整理和研究工作，不仅可能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现有研究格局中增加许多意外惊喜，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从一些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空间。”
见李怡在“2009重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地方性文学报刊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

《豫报》简介及《豫报》（点校本）出版设想
《豫报》简介及
《豫报》（点校本）出版设想

《豫报》1907年1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由河南留日学生创办，至1908年4月停刊，共出版6期。《豫报》遵循“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的办刊宗旨，通过“图画”“论说”“政治”“地理”“实业”“时评”“译丛”“文苑”“小说”“新闻”“教育”“杂俎”“调查”“广告”等十多种栏目的设置，在给人以“众声喧哗”的思想启迪和审美体验中，彰显出“百科全书”式的刊物特色。特别是在《豫报》创刊号的首页，刊载了鲁迅亲自拟定的《中国矿产志》《中国矿产全图》的出版广告，是鲁迅与河南留学生的首次合作，正是有了这次的成功合作，才使得刚刚弃医从文的鲁迅把他精心写就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重要文章送到稍后《豫报》同人编辑的另一刊物《河南》发表。透过《豫报》可以感知到留日河南学生参与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论争，开启民智、提倡新风等方面做出的种种努力，体现出在中国社会由封建帝国时代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近现代期刊所起的塑造国民、凝聚力量、为民众提供民族国家想象载体的重要作用，实为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先声。因而，《豫报》虽然只存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但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出版史、政治革命史、文学史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自第五号起《豫报》股东分化，一部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激进派创办了《河南》杂志，因鲁迅、周作人、苏曼殊、许寿裳等人加入作者队伍，而备受海内外注目。

《豫报》原刊为小32开本，每期80至100页不等。每页420字左右，每期总字数45000字左右，繁体竖排，没有标点。《豫报》原刊目前除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存藏之外，世面少见，学界难得一见。21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近代史等学科的研究人员，从不同角度开始涉猎《豫报》的研究，完成了多篇硕士论文，并公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201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秦方奇主编的《〈豫报〉〈河南〉与中国现代文化》，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此前，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由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河南》（影印本），引起了学界的阅读兴趣，可以想见，作为《河南》姊妹刊物的《豫报》如果能重新点校出版，定会在新闻出版、中国现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历史、国民党党史等研究领域引起广泛兴趣，产生较大影响。

《豫报》1907年1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由河南留日学生创办，至1908年4月停刊，共出版6期。《豫报》遵循“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的办刊宗旨，通过“图画”“论说”“政治”“地理”“实业”“时评”“译丛”“文苑”“小说”“新闻”“教育”&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