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然书籍制图 16世纪人体解剖和医用植物书籍中的图像、文本与论证

导 言

自16世纪起，在夏季学习植物、在冬季参与解剖成了全欧洲医学生们普遍遵循的惯例。尽管今天的我们将植物学与解剖学视为不同的学科，但它们在过去都属于医学的范畴。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已指出的那样，随着描述性研究对一手经验的重视，药用植物学与人体解剖学于16世纪起备受瞩目。全新的学习地点的设立（植物园及解剖室）即可证实这两个领域在大学里的地位。此外，像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的《植物史论》（De Historia Stirpium，1542）和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1543）这般附有精美插图的书籍更是为植物学和解剖学研究带来了可观的名望。以这两本标志性的书籍与部分其他印刷书籍为基础，本研究旨在了解印刷书籍中的图画在新的自然知识的形成和确立中所起到的作用。

人们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药用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书籍中的图画会与该领域的描述性和观察性的特征有关。然而，在科学知识的发展和生产中，观察性、描述性与图绘的实践之间的关联却一点也不显而易见。比如，考虑到该时期印刷商们的复印实践，我们无法论证16世纪的药用植物学或解剖学领域中附图书籍数量的上升是否标志着观察数量的上涨。图画自然是视觉的，但若想理解它们与观察或描述究竟有着何种关联，则需要我们的谨慎研究。

我于此的目标并不是全面的：一些研究“植物学”“解剖学”，甚至“科学”体裁的插图汇编和图录已经存在。但尽管那些图录大有益处，其编撰目的既不在于拷问图像、文本和物体在原出版物中有何等关联，也不在于试图查明图画对于一名怀有科学和学术志向的16世纪自然学学生起到了何种帮助。而以上正是我在本书中所探讨的问题。

我在本研究中重点关注的是印刷书籍。尽管书籍并非16世纪获取或传播知识的途径，它们却是知识渊博的医师们学习相关学科的主要媒介，因而也表达了这些医师的观点。这些印刷书籍不仅成为了他们教育和地位的象征，更是他们展现自己在药用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上的观点的必要途径，即使他们有过直接观察植物和被解剖尸体的经历也不例外。在本书的部分中，我探讨了支配印刷书籍的物质生产的多个因素。在领悟任意一本书得以成功印刷的基本前提之前，很难充分意识到像富克斯或维萨里这样的作家将其项目实现所需的决心和努力。不仅如此，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学问精深的学者们对于他们的知识将以何种方式在印刷书籍中呈现的想象，影响着他们对图文关系的设计，更为关键的是，它影响着他们建立论证乃至研究方法的方式。书籍不应只被视作思想的容器而已。

在理想的情况下，一场对科学图像的全面讨论应当采用出自一系列媒介、资料与学科的图像。而我在此提供的是从一个人群（拥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医师）的视角出发，通过一种媒介（印刷书籍），针对自然世界一个相对狭小的部分（植物和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但即使在这样的范畴内，我依然无法对每一本于16世纪出版的有关药用植物学或人体解剖学的附图书籍做出讨论。我也没有谈及每一位接受了大学教育且善于绘图的医师或是每一名不认可图画的医学著者。相反，我选择的是那些清晰阐述了（因此可以为我们所用）图画对于知识的有效性的看法的作者，这些观点始终在辩论与争议中发声，也因此突出了16世纪与自然相关的学术书籍在其功能和实用性上的多样性。对个别例著的专注，能够使我更细致地研究图画构成16世纪自然学术知识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权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的具体方式。

第二、三部分分别围绕的是于一年内相继出版的富克斯的《植物史论》和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我选择这两本书不仅因其为同时期负盛名的附图书籍，更因为它们的著者是据我所知批明确记述了图画对构成自然知识的实用性，并且实实在在地将图画与知识进行整合的作者。这当然不是药用植物学或人体解剖学的印刷书籍次纳入图画，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两位作者将图画视为理解自然的核心，在没有插图的情况下，他们对知识的主张便没有意义。同样的，图像本身也并非一目了然。正是文本与图像的巧妙结合引出了一般化的研究对象；它反映了作者们的研究方法，也为他们的观点增添了权威性。我认为，富克斯和维萨里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种“视觉论证”。

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有关药用植物的著作，而第三部分主要讨论的是人体解剖学方面的书籍。不过这样的划分不应被视为植物学和解剖学这两门学科互不相交的标志。毕竟维萨里对阐述土茯苓（China root）的医学价值颇感兴趣，还给富克斯送去了一份rha ponticum［祁州漏芦属］的样本（见图6.3）；富克斯也在很大程度上凭借着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编撰了一本解剖学的教科书。6药用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是一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师必须掌握的无数课题中的一部分。

事实上，富克斯和维萨里的著作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两者皆源自其作者早先与其他学识渊博的医师之间的争论——富克斯的书来源于他与塞巴斯蒂安·德蒙特（Sébastien de Monteux，1518—1559年）在如何对待被称为“偶性”的外部特征的问题上引发的争议（见本书第五章），而维萨里的作品则是源自由皮埃尔·布里索（Pierre Brissot，1478—1525年左右）挑起的有关放血疗法的争辩（见第九章）。富克斯与维萨里还都利用图画进行一般化的论证，对完整或理想化的物体进行讨论，在知识的问题上宣称权威（见第五与第十章）。他们对图画的使用均受到了其他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医师的批判，例如杰纳斯·科尔纳瑞斯（Janus Cornarius，1500—1558年）和雅克·迪布瓦（Jacques Dubois，1478—1555年）（分别详见第六和第十一章）。这些相似之处说明了药用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这一现象也不算出人意料，毕竟它们都是医学知识中的一部分，也都被拥有大学背景的医师议论着。

为了与富克斯作对比，我在第二部分讨论了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年）的作品，他为其未能出版的《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所绘的图画，让我们得以窥探图画在书籍出版前植物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是如何被使用的（见第七与第八章）。格斯纳也不例外，印刷书籍对他而言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单元，它塑造了他使用、整理图画的方式。在第三部分中，巴尔托洛梅奥·欧斯塔基（Bartolomeo Eustachi，1514—1574年）提供了一个与维萨里图画中的理想身体有趣的反差，他那描绘个别器官的雕版画所表现的是一般的“自然法则”下的个例（见第十一章）。在学术书籍中使用图画也可能是被其他原因驱使，譬如彼得罗·安德烈亚·马蒂奥利（Pietro Andrea Mattioli，1500—1577年）渴望成为“植物共和国”（botanical republic）里权威的评判者，而费利克斯·普拉特（Felix Platter，1536—1614年）试图在《人体的构造和功能》（De Corporis Humani Structura et Usu）中对维萨里的解剖学进行表格式的解读（分别见第六、八、十一章）。人们看待图画对于自然知识的价值的不同态度，以及为此目的对图画的各种各样且时而巧妙的用法，揭示了与自然相关的科学研究在当时尚不存在一个单一的视觉体系（visual regime）。相反，这是一个试验性且多元化的时期。

正如16世纪的药用植物学和人体解剖学有着诸多相同点，一些警示和假设对两者也同样适用。我认为有必要在此将它们一一列出：关于图像本身、该时期与自然图画相关的历史范畴，以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大部分医师所承认的学问和知识点，我们都应谨慎做出各种推断。我们应当在初就谨记这些要点，因为它们说明了为何——尽管我接触了大量图像且其中大部分为自然主义图像——我讨论的核心并不在于艺术风格、被观察的实际物体或与过往相比产生的剧变。

楠川幸子（Sachiko Kusukawa），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历史和哲学研究员，专注于科学史、图像史，著有《为自然书籍制图》等。

导言 001

部分 印刷图画 033

章 技术与工匠 034

第二章 出版商的精打细算 058

第三章 复印与着色 076

第四章 管控 099

第二部分 为药用植物绘图 121

第五章 偶性与论证：富克斯的《植物史论》 123

第六章 关于图画的争论：回应富克斯的《植物史论》 153

第七章 格斯纳与《植物史》的制作 170

第八章 图画的权威：格斯纳、马蒂奥利与雅姆尼策 200

第三部分 为人体解剖学绘图 221

第九章 维萨里与放血风波 223

第十章 人体之规范：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 245

第十一章 文本、图像、身体与书籍 282

后记 307

参考文献 319

索引 351

楠川幸子（Sachiko Kusukawa），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科学历史和哲学研究员，专注于科学史、图像史，著有《为自然书籍制图》等。

科学史家楠川幸子探究了在显微镜发明之前，图画在16世纪医学著作中的作用。以富克斯的《植物史论》、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和格斯纳未出版的《植物史》等为例，楠川幸子认为，这些解剖学和植物学图像，不仅仅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复制，也是一种多样化的视觉试验。本书也包含了许多精美插图。

——《自然》

极具权威性……作为致力于科学图像研究的书籍，楠川幸子的著作十分完美，图片的清晰与精美更为论证的流畅性与原创性增色。

——艾琳·里夫斯，《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在这里被讨论的所有作者，都对图画的使用及其与文本的结合如何影响读者的阅读实践，做出了相当多的思考。对于楠川幸子和她的出版商，我们同样可以这么说，因为它是这个领域长期以来内容特别精美、插图特别丰富的著作之一。这部思想缜密、发人深思的研究，将会为研究科学史上图像与文本的关系、图像的角色与视觉证据的作用提供参考。它大有希望引领对16世纪文本与视觉科学的多元化与创新性的讨论。

——弗洛莱克·艾格蒙德，莱顿大学，《英国科学史研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