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色 亚细亚生产方式新探(全2册)

这部《中国经济特色》是《中国学》的一部分。我的《国家学》出版后，似已积劳成疾。妻子孙英怕我累死，让我到漳州悠哉游哉休养几年。于是2012 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前夕，我接受闽南师范大学李进金校长聘请，告别了万分眷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颐和园和圆明园，来到漳州。每天上午，我大都在家里撰写《中国学》和修改《国家学》。张光直教授曾援引瑞德的话“全球没有任何民族有像中华民族那样庞大的对他们过去历史的记录”，接着说：

“这批代表广大地域、悠长时间的一笔史料中，一定会蕴藏着对人类文化、社会发展程序、发展规律有重大启示作用，甚至有证实价值的宝贵史料。可是这笔资料一直还很少被社会科学理论家好好利用过。过去这一两百年是西方社会科学旺盛时期。而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在西方社会科学里面所有的各种法则、规律——应该是有普遍适用性的，不然便不应该称做法则、规律了——都是根据西方历史经验归纳综合出来的，因为过去西方社会科学者对东方历史的知识是比较贫乏的。”

诚哉斯言！《中国学》的写作使我不断修改国家普遍原理，不断修改我的《国家学》：二者真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写到疲倦时，便走到房顶，观赏我喂养的兔子和鸡，鸡兔同笼，见我走来，知是主人，各呈天真，有的还过来紧挨着我的腿，表达对我的依恋之情，令我感慨不已。下午我几乎都是去九龙江畔游泳和种地。滔滔大江，逆流而上，顺流而归，虽已过花甲之年，却仍健壮如鱼龙戏水，何等快活！上岸便耕耘我在江边开荒占有的半亩来地。眼见菜蔬日长，生机盎然，不禁情怀舒畅，虽偶有陶渊明当年之感慨：“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曙光教授—当年曾选修我的《中西道德文化比较》课程—2013 年来看我，赋诗一首：

访漳州重游鼓浪屿呈吾师王海明先生（2013 年3 月30 日）

躬耕陇亩在闽南，锄罢曝书对青山。

醉沉伦理求大道，复返婴儿任自然。

群贤阔论追亭禊，沧海踏歌叹逝年。

春花依旧漳州好，月下长吟伴陶潜。

我就这样亦耕亦读一年左右，才发现中国学原来与国家学和伦理学等一切价值科学一样，是一种可以公理化的科学，它的轴心就是中国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推导公式：

前提1：中国国家制度事实如何（价值实体）

前提2：国家目的如何（价值标准）

结论1：中国国家制度应该如何（价值）

结论2：中国国家制度之好坏（制度是否与价值相符）

中国学是关于中国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科学—国家学是关于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科学—因而全部对象都是从这四个基本命题推演出来的。本书《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对象就是个命题“前提1：中国国家制度事实如何”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仅仅对这一个命题的一部分的研究就写了70 余万字，整整写了六年？

原来，一方面，马克思所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典型，正如梅洛蒂所言，就是中国生产方式、中国经济形态；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名著《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十七章标题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典型例子。”更确切些说，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也就是中国和印度以及俄国等亚细亚社会经济特色的理论。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学术界公认至今未能破解的难题，堪称政治经济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马克思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至今已有150 多年的历史。人们对于这个概念及其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地位，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似乎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哥德巴赫猜想’。仅世界范围的集中的大讨论，就发生过两次。”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特色》这本书我整整写了六年：“中国经济特色理论”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实为同一概念。不难看出，破解马克思这一“哥德巴赫猜想”，至少需要三个必要条件。首先，必须研究和概括中国历代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其次，必须研究和概括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以及现代欧美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后，必须比较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从而发现中国与印度以及俄国等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之特色。

不但此也，更为重要的是，正如本书所表明，破解马克思“哥德巴赫猜想”，必须坚持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基本观点，从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出发，进而运用一种新的阶级分析方法—“官吏阶级”与“庶民阶级”以及“生产资料官有制”与“生产资料民有制” 是这种新的阶级分析方法的核心范畴—全面地科学地界说“国家”和“阶级”以及“阶层”和“剥削”等一系列概念，特别是必须创造一系列新的名词术语，用以恰如其分地称谓根本不同的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这些新名词术语主要是：

“生产资料及其经济权力官有制”、“生产资料及其经济权力民有制”、“官有制”、“以国有为形式的王有制”、“以国有为形式的官有制”、“官奴制”、“民有制”、“生产资料民有制社会”、“生产资料官有制社会”、“官奴制社会”、“官奴社会”、“官吏阶级”、“庶民阶级”、“全权—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以及集会结社等社会权力与言论出版等文化权力—垄断”、“专制者及其官吏阶级全权垄断的极权主义专制”、“专制者及其官吏阶级的非全权垄断的非极权主义专制”、“不服从者不得食的极权主义专制”、“不服从者亦得食的非极权主义专制”、“官奴隶制”、“民奴隶制”、“官农奴制”、“民农奴制”、“官农奴制封建社会”、“官奴制封建社会”、“以官奴封建制为主导而伴之以官奴资本主义和官奴隶制的官奴社会”等等。

必须创造的新名词术语还有：“土地官有制”、“土地民有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官有制的奴隶制”、“土地等生产资料民有制的奴隶制”、“土地等生产资料官有制的封建制”、“土地等生产资料民有制的封建制”、“生产资料及经济权力官有小化和民有化”、“生产资料民有制”、“公民平等拥有的民有制”、“民有成分少的民有制”、“ 彻底的民有制”、“典型的民有制”、“平民所有制”、“富民所有制”、“贵族民有制”、“官有制农奴制封建社会”、“民有制农奴制封建社会”、“官农奴制封建社会”、“官有制自耕农制封建社会”、“官有制和地主制封建社会”、“官有制和领主制封建社会”、“资本和经济权力全民所有制”、“奴隶制资本主义”、“官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官奴制资本主义”、“民有制资本主义”、“民有制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民有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农奴制与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民有制和自由民制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等等。

没有诸如此类的可以恰如其分地称谓根本不同的“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的名词术语：这恐怕就是马克思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未能破解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今天如此强调本书所创造的新话语体系，说到底，是被书记讲话所鼓舞而欲弘扬其精神：“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然而，我这部《中国经济特色》的研究对象还仅仅是“中国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导公式”的个命题“前提1：中国国家制度事实如何”的一部分。对于这个命题的研究还包括：中国政治特色、中国社会特色和中国文化特色。四大特色的研究构成《中国学》上卷《本性论：中国国家制度事实如何》。《中国学》中卷《价值论：中国国家制度应该如何》则是对“中国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导公式”的“前提2：国家目的如何”和“结论1：中国国家制度应该如何”的研究，主要探讨国家制度价值标准体系，并用以衡量中国和西方国家制度好坏之价值。《中国学》下卷《实现论：好的中国国家制度如何实现之条件》则是对“中国国家制度好坏价值推导公式”的“结论2：中国国家制度之好坏”的研究。《中国学》公理化体系全部书稿的完成，恐怕200 万字左右，还要写5—10 年，届时我已近耄耋之年，岂不痛哉！

——摘自《中国经济特色：亚细亚生产方式新探》（上下卷）“自序”

从五帝时代到前清，中国是必须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国家及其政府是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因而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势必是国王及其官吏。反之，西方则不是“治水社会”，它不需要像治理东方大河流域那样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其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主要是农民和庶民们自己，而不是政府及其官吏，因而全国土地的主要所有者是庶民而不是国王及其官吏。这一中西经济的根本差异，终说来，则源于中国拥有——而西方国家没有——适于农耕的大河流域之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

本书共分5篇16章。前面还有一篇绪论。篇“中国特色之起源”，包含两章。分别通过对中国原始社会国家制度，以及五帝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考察，探寻中国特色之起源。作者认为，五帝时代是中国特色形成的关键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终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第二篇“中国经济制度”，包括三章。分别讨论夏商周（三代）经济制度，春秋至清代的土地制度，以及春秋至清代的工商制度。本篇是对三代，以及春秋至清代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系统的考察。第三篇“中国社会形态”，是对一直聚讼纷纭的中国古代各阶段社会形态的判定。共分4章。作者深入分析考察了三代（即夏商周）、春秋至清代（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晋南北朝隋唐元、唐（中后期）宋元明清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性质。第四篇“中国经济特色——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之比较”。是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直至现代的经济制度的系统梳理考察。共包括5章。作者分别对古希腊（第10章）、古罗马（第11章）、中世纪欧洲（第12章）、欧美早期现代（第13章）、欧美机器大工业时代（第14章）的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社会形态等进行考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经济特色的理解和把握。第15章，作者较为系统考察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对这个在近代中国引起巨大争论和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进行了集中考察。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反思从五帝时代到民国中国传统经济特色，系统深化与拓展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一个极有魄力的理论尝试，一本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

王海明现为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1950年生，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人。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93年调入北京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和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秘书长和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2013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后，被聘为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两个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和《国家学原理》等学术专著10余部；在英国卢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原理》英译本（全四册）。邮箱 wanghaimingw@sina.cn。

绪论：中国经济特色是中国学的一部分

一、中国学界说：关于中国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科学

二、休谟难题：中国国家制度好坏的价值推导公式

三、中国学对象：中国国家制度价值推导公式所由以构成的四个命题

四、中国学性质：可以公理化的科学

篇　中国特色之起源

章　世界大同时代：中国原始社会国家制度

一、国家定义：理解中国原始国家的个前提

1. 国家与社会：构成要素之比较

2. 国家：的社会

3. 国家：拥有主权或独立自主的社会

4. 国家定义理论：现代西方主流定义和马克思主义定义

二、国家起源：理解中国原始国家的第二个前提

1. 国家从来就有：从国家的科学的定义来看

2. 国家并非从来就有：从国家的现代主流定义来看

3. 永恒性与性：国家的存在本性

4. 国家终级根源：国家终源于社会的统一和化需要

三、中国原始国家（距今约240 万—5 千年）

1. 中国游群国家（距今约240 万—1 万年）

2. 中国部落国家（距今约1 万—5 千年）

3. 中西原始社会国家制度之比较

第二章 　五帝时代：中国特色之起源

一、五帝时代政治制度

1. 五帝时代：中国酋邦国家（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070 年）

2. 五帝：中国专制始作俑者

3. 专制并非中国特色：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君主制

二、五帝时代经济制度

1. 五帝时代以国有为形式的王有制：一种的生产资料官有制

2. 五帝时代以国有制为形式的王有制之双重印证

3. 五帝时代官有制与非民主制之必然趋势

三、五帝时代之中国特色

1. 王有制或官有制之必然结果：全权垄断的极权主义专制

2. 中西专制的根本差异：古希腊罗马和日耳曼的民有制及其非

极权主义专制

3. 有无适于农耕的大河流域：中西国家制度差异之根本原因

第二篇　中国古代经济制度

第三章　夏商周经济制度

第四章　春秋至清代土地制度

第五章　春秋至清代工商制度

第三篇　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第六章　王有制的官农奴制封建社会：夏商周社会形态

第七章　官有制的官农奴制封建社会：春秋至清代社会形态

第八章 　官有制资本主义社会萌芽：战国至鸦片战争非主导经济制度

第九章  中国古史分期流派

第四篇　中国近代以降经济制度与社会形态

第十章　晚清和民国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1840—1949）

第五篇　中国经济特色——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之比较

第十一章　古希腊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

第十二章　古罗马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

第十三章　中世纪欧洲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

第十四章　欧美早期现代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约1500 年至1780 年）

第十五章　欧美机器大工业时代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约1780 年至今）

第十六章　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中国等亚细亚社会特色理论

本书所引证的主要书目

从五帝时代到前清，中国是必须建立庞大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所谓“治水社会”，国家及其政府是能够承担如此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因而全国土地的所有者势必是国王及其官吏。反之，西方则不是“治水社会”，它不需要像治理东方大河流域那样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其治水工程和人工灌溉设施的兴建者，主要是农民和庶民们自己，而不是政府及其官吏，因而全国土地的主要所有者是庶民而不是国王及其官吏。这一中西经济的根本差异，终说来，则源于中国拥有——而西方国家没有——适于农耕的大河流域之幅员辽阔的地理环境。

本书共分5篇16章。前面还有一篇绪论。篇“中国特色之起源”，包含两章。分别通过对中国原始社会国家制度，以及五帝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分析考察，探寻中国特色之起源。作者认为，五帝时代是中国特色形成的关键时代。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终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第二篇“中国经济制度”，包括三章。分别讨论夏商周（三代）经济制度，春秋至清代的土地制度，以及春秋至清代的工商制度。本篇是对三代，以及春秋至清代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的系统的考察。第三篇“中国社会形态”，是对一直聚讼纷纭的中国古代各阶段社会形态的判定。共分4章。作者深入分析考察了三代（即夏商周）、春秋至清代（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代、秦汉时代、晋南北朝隋唐元、唐（中后期）宋元明清不同阶段）的社会形态性质。第四篇“中国经济特色——中西经济制度及其社会形态之比较”。是对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直至现代的经济制度的系统梳理考察。共包括5章。作者分别对古希腊（第10章）、古罗马（第11章）、中世纪欧洲（第12章）、欧美早期现代（第13章）、欧美机器大工业时代（第14章）的土地制度、工商业制度、社会形态等进行考察。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经济特色的理解和把握。第15章，作者较为系统考察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对这个在近代中国引起巨大争论和产生深刻影响的理论进行了集中考察。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反思从五帝时代到民国中国传统经济特色，系统深化与拓展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一个极有魄力的理论尝试，一本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

王海明现为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教授。1950年生，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人。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哲学硕士学位。1993年调入北京大学，历任哲学系教授和伦理学教研室主任以及北京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秘书长和当代企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2013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退休后，被聘为三亚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在商务印书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两个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和《国家学原理》等学术专著10余部；在英国卢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新伦理学原理》英译本（全四册）。邮箱 wanghaimingw@s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