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园林 历史、艺术和建筑

导言  夏丽森

1978年，玛吉·凯瑟克（1941—1995）首次出版《中国园林：历史、艺术和建筑》（第二版，1986年）时，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可以读到的有关中国园林史的介绍尚寥寥无几。为权威的是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的《中国园林》（1949年）及其姐妹篇《中国和18世纪欧洲园林》（1950年）。玛吉·凯瑟克在其前言里，对喜龙仁的《中国园林》这一现代出版的本英文版研究中国园林的权威著作表达了敬意；尽管喜龙仁的《中国园林》已不再易得，但是，依然是有价值的，尤其是喜龙仁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拍摄的许多精彩的照片。20世纪上半叶，其他各种各样论述中国园林的英文著作和文章得以问世；尽管有些确有价值，但是，常常是刊登在学术期刊上，西方的普通读者还是不易读到。
20 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主持下，中国学者对中国园林所做的研究与记录中不乏开创性的成果。营造学社负责推广关于中国园林的一种为举足轻重的理论文本——计成（生于1582年）的《园冶》。此书原初刊于约1635年，营造学社在1933年予以再版。对这本书，喜龙仁的著作通过并不完整也不可靠的译文，似乎是为我所用地做了大量引用；而玛吉·凯瑟克引用很多的正是喜龙仁的译文。与此同时，童寯正在收集将用在其重要的《江南园林志》中的材料，此书是玛吉·凯瑟克的参考书。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的贫穷和动荡，出版物相对较少，而且，少量问世的几本，普通读者，即便假定是懂中文的，也不易读到。直到在 1949 年共产党取胜之后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学术工作才在拥有相对可观的出版物的条件下展开。例如，正是在这时，陈植等人开始致力于《园冶》的注释版。
然而，始于1966年的“文革”又意味着，许多出版物得等到1976年之后的改革年代才得以出版，而到了那个时候，许多学者早已过世了。到了1970年代后期，中国再度向外国游客开放，“文革”之前出版的很多关于中国园林的英文著述显得过时了。因而，玛吉·凯瑟克将中国园林介绍给西方爱好园林的更为广泛的受众，有点前驱者的意味。她的背景令其尤其适合这一任务。她是约翰·凯瑟克爵士夫妇的独生女儿；约翰爵士曾是香港庞大的怡和有限公司的大班（主席），尽管该公司是以19世纪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起家的，但在东亚发展了广泛而又多样的业务。约翰爵士一生很多时间是生活在上海，而后在香港，会讲一口虽然时而有错却流利的中文（上海话多于普通话），而且，他对中国的生活与思想方式也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感同身受。虽然玛吉继承了那样的感同身受，不过，她的艺术天分并未使她关注中国的商业文化，而是转向了中国的视觉艺术。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1949年之前居住在中国的英国人都是与其周围的社会相隔绝的，但是，凯瑟克一家却结交了不少中国朋友，其中许多人在1949年之后仍然留在中国；因为其资本家的背景，他们在“文革”中吃了苦头，此后，他们又重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影响的人物。因而，1970年代，当怡和公司和约翰·凯瑟克爵士本人与中国重新交往时，就有一个现成的社交圈子，可以促成包括考察苏州园林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园林只是在“文革”之后才开始得到修复。
玛吉本人在牛津大学读完英语专业后，曾经是一名服装设计师；在研究建筑之前，她在动荡的 1960 年代，有好几年是在成功地打理位于伦敦的一家礼品店。在此期间，她遇见了有影响的建筑批评家查尔斯·詹克斯，并与之结为连理。作为一位技巧娴熟的水彩画家和绘图师，她对当代景观和建筑设计的潮流也有关注。无疑，正是自身的热情与魅力，加上父母的人脉，使她得以参观许多难得对公众开放的中国园林。她对园林构思中的精妙心有所感，并且在写作中极为明显地流露出对赏心悦目的园林的陶醉。
虽然她一直对设计兴趣盎然，而且，自 1970 年代以来，常随父母访问中国从而迷上了中国园林，但是，直到人生的晚期，她才在家族居住地邓弗里斯郡的属地和美国，与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一起，积极地投身于园林设计。她对园林环境的心理和情感方面的意识来自她对中国传统的熟稔，而且，终融入一直是其生命一部分的慈善工作，部分原因是其母亲和她本人的天主教信仰。1980 年代早期，她和父亲在香港创立了凯瑟克基金会，率先在精神病领域里进行多项当时在香港社会仍然颇受争议的试验计划。基金会随后帮助建立香港个绝症患者安养所。1988年，玛吉次癌症发病之后，她充分意识到了让癌症患者及其家人拥有一种可以从愉悦而又有援助性的环境中汲取力量的地方的重要性。这促成了在她接受治疗的爱丁堡西区总医院个“玛吉中心”的建立，其设计融合了关于创造积极治疗的环境的观念，部分地与中国园林传统相关联。
《中国园林》出版之后，玛吉·凯瑟克继续就此课题写作和讲学。她为建筑杂志撰写有关中国园林的文章，而《中国园林导论》则发表于1990年在莱顿举行的园林史研讨会的论文集《真正的园林》（1991年）。她也为1990年出版的一本纪念温哥华中山公园古典园的开园仪式的书撰写了稿件。虽然她自身有点不愿埋头著述，但是，即使是在她已经被致命的癌症折磨的时候，她也是一位活泼的演讲者，努力将自己在中国园林上倾注的热情，传达给欧洲和北美的听众。她本人及其《中国园林》一书，近年来令人瞩目地激起了西方人对中国园林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应该予以多多肯定。自从她的著作发表以来，有关的课题必然有所推进。不过，鉴于其他比较晚近的研究大多比较专业，对背景知识很少或完全没有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用处并不大，因而，《中国园林》依然是一种非常有帮助的概论。鉴于无以阅读中文的研究者可资利用的材料在玛吉·凯瑟克写作的时候还极为有限，她的判断显得如此中肯和有根有据，这也是令人惊讶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她的著作似乎将“中国园林”概括为一种经年累月都不变的实体；通常，这些都是过去讨论中国园林时形成的观念。不过，她清醒地意识到了中国园林不断经历的毁而重建的过程，从而没有陷入那种认为“今天存留的园林确实就是从遥远的过去一直存留不变”的观念的陷阱。事实上，如今在中国可以看到的大部分“经典”园林都是19 世纪晚期甚或20世纪早期的创造，而且，它们在1970年代后期以来，都经历了大规模的修复（或重建）。
在某些西方作者中有一种倾向，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中国作者简单化的园林史叙述，尤其是由于大部分论述中国园林的西方作者（包括玛吉·凯瑟克本人）不能阅读中文，他们就没有能力寻求重要的资源，而且有些还接受了中国的园林史作者经常表述的观念，即现存于历史场所中的中国园林与其在唐、宋或明代时的原样相比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导致中国和西方的作者推测，中国园林的视觉外观在漫长岁月中基本上还是原样旧貌，而不像我们所知的在风格上有过剧变的欧洲园林。玛吉本人并未非常清晰地区分她所讨论的园林的现状与历史面貌之间的差别，尽管她的确认识到了，有些园林已经历过戏剧性的变化。
也有一种把苏州园林置于所有其他的中国园林之上的倾向。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可以追溯到好几百年以前的倾向，可是，它如今尤其显得突出了。流行的观点很少认识到一个事实：有许多园林曾经存在而且依然存在于苏州以外的地区，而苏州或江南风格的私家园林只是若干种地域风格中的一种。除了谈及北京的皇家园林，《中国园林》大体上聚焦在苏州园林以及其他江南地区的园林，因为，这些是玛吉当时在写作时易于接近的园林，不过，她肯定是意识到了地域性的差异，而且，在其后来有关中国园林的谈话中对承德（热河）大型的皇家园林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一种司空见惯的误解——对此玛吉本人并不认同——认为，中国园林总是在城市里，而且，通常附属于主人的住宅。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表明，尤其从16世纪、17 世纪开始，私家园林通常坐落在都市中心城墙外的那种既用来居住也进行耕作的区域里，而有时则坐落在相当偏远的乡野。园林总是包含建筑物，使其主人与家眷或友人能过夜或逗留更长的时间，尽管如此，它们却绝非总是直接地与家居联系在一起。“私家园林”一词，正如玛吉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像是叫错了名的东西，因为，据我们所知，从宋朝以来，即使是私家所属的园林也至少会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候向来访者开放。传统的有关文人隐士在其优雅的隐居处独自多愁善感地欣赏四季的微妙变化的印象，就如她认识到的那样，应该更为实际地替换成吵吵嚷嚷的酒会、取悦高官而举行的豪奢宴席，以及观赏艳俗灯会的喧哗人流等的情景。
通常，在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和私家园林之间所做的区分，正如本书中所做的那样，多少是人为的，因为这些类别之间是有流动的：同一场所可能在私属和寺庙资产之间变动，私人有时也会在寺庙附近修建园林；私家园林可能会归皇家所有，而至少从18世纪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皇家园林或许部分地模仿了私家园林的风格；在帝王时代，私家园林也可能规模巨大，特别在乡村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想必已经可与皇家园林的辉煌相媲美了。
在西方的论述中极为强调而玛吉也确实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园林的精神维度。园林被阐释为自然世界的缩影、仙人三岛的再现，以及对风水原则的具现，等等。虽然这无疑是真实的，但是，却不是在中文资料中予以充分强调的方面（部分原因是这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就如我在下文中所讨论的那样，西方近的学术研究已经有意聚焦于中国园林更为现实的方面，诸如其社会与经济的意义。这也许部分地是因为对神秘东方的态度变得越来越现实的一种结果，也与西方艺术史研究焦点发生变化有关。
作为一种学术课题的园林史，是中国从西方引入的概念，可能既有通过日本介绍进来的，也有随着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兴起，在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评价自身的文化时直接引进的。在中国，园林被概括为建筑的一种形式（部分地由于中国园林不像欧洲园林通常的样子，是将许多建筑结构整合了），正是这些建筑史学者引导了中国园林及其历史的现代研究。1949 年以后，与中国营造学社相关联的中国学者所完成的开创性工作得到极大的补充，特别自从“文革”结束以来，更是通过极为多样的出版物而变得大为丰富。
起初，学者们倾向于研究具有历史意义的私家园林，通过刊发在1957年权威考古学刊《文物》上的一组文章就可看出这一点，不过，后来也尝试以更为宽广的视野考察整个中国园林的发展史，分析中国园林的审美观，以及将中国园林的特征与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后一方面的突出例子就是王毅对园林与中国思想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大量研究。许多有用的参考著作也得以出版，诸如张家骥的《中国园林艺术大辞典》，以及有关几乎所有已知的历史悠久的园林，特别是苏州园林的资料汇编。对中国园林研究者不可或缺的是著名学者陈植和陈从周的论文集，其中不少文章在出版前早已完成。
中国学者的一个研究领域就是通过研究园林的早期设计者，从而极大地阐明中国园林的社会意义。虽然历史名园常常被描述成出自主人或其他著名文人、艺术家之手，但是，实际的栽培、建房以及假山的布置等工作，则必须是由手艺高超的工匠来计划和完成。1930年代，计成《园冶》的再版似乎次激起人们对这些匠人生平的兴趣；这样的一种兴趣与1919年“五四运动”后对中国通俗文化的探索相吻合，也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
在谢国桢撰写的三种有关晚明造园叠山匠师张涟（字南垣，生于1587年）的早期传记再版之后，紧接着出现了曹汛等人对张涟、计成以及18世纪的大师戈裕良的生平与作品的详尽研究。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有许多出版物，基本上都是画册，旨在针对游客市场和那些希望重新发现他们的文化之“根”的大陆与海外的华人。确实，在当今中国，“中国园林”已经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精华的某种象征。中国园林为何是中国人自己认定的祖国的一个强有力的象征，其中一个理由一定是这一事实，即它是在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普遍赞赏、实际上又对西方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方面。这使得有些中国人很难平心静气地来思考中国园林，而正是这种情绪化的内容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园林有时被局外人看作非理性的事物。譬如，就如我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有一种将园林本质化的倾向，同时，认定园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成不变的，尽管这很容易证明，但是，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的进程中，“园林”在不同地点、时间或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且，中国园林的风格也有过颇具戏剧性的变化。
自从“文革”结束以来，中国与西方之间日益递增的文化与学术交流促进了全世界对中国园林的研究。在西方，中国园林的研究，虽然一直与艺术史保持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将网师园的殿春簃庭院——一座复制的苏州园林的庭院——整合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就表明了这种联系），但是，总体而言，较诸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它就显得更加多样化了。为在美国举办的展览而出版的若干本图录都收集了有关中国园林及其分析的实用材料，它们的分析角度有时是美学，有时则是植物学。总体而言，自从玛吉·凯瑟克撰写《中国园林》以后，对中国园林史的不同方面又有了大量的新研究。中国园林的研究，正如西方所理解的那样，由于《园林史研究和景观设计》（曾名《园林史学刊》）两期特刊的出版而更多地进入到了园林史的领域；特刊的编辑是约翰·狄克逊·亨特，客座编辑是冯仕达。尤其是冯仕达，作为一位既在西方接受过教育又师从于同济大学陈从周教授的建筑师学者，为填补汉学家和园林史学者之间的鸿沟做了大量的工作。
对清代皇家园林也已有了深入的研究。圆明园的研究是由毕梅雪领导的一批学者进行的，而雷吉娜·蒂里耶则对19世纪在中国工作的西方摄影师拍摄的园林废墟的研究做了补充，菲利普·弗雷研究了清朝皇帝的承德避暑山庄在满族帝国规划中发挥的作用。自从 1980年代以来，由于时代精神的某种奇妙作用，有几个人天各一方地开始研究《园冶》：澳大利亚的冯仕达、巴黎的邱治平和当时住在伦敦的我。《园冶》的若干种新版本—各有千秋—也在近年以来问世于中国。其结果是，在玛吉·凯瑟克的著作出版时，当时的英语读者只能通过喜龙仁《中国园林》里的部分翻译来了解《园冶》，如今它却是为著名、研究深入的论述园林的中文文本之一了。
现代之前以及现代早期中国人对园林的论述也许并未得到西方人的赏识，尽管这一点因为柯律格在《长物》中有关晚明鉴赏文献的研究，以及刊载在《园林史和造景的研究》中的论文而有所弥补。譬如，胡广俊对米万钟勺园的论述和邓肯·坎贝尔关于祁彪佳寓山园的阐述。在同一期刊上，韩文彬在《司马光的独乐园》一文中讨论的园林命名，对于英语读者而言，也有助于说明古典中国园林术语的微妙性质。后来，约翰·梅卡姆论述的园林中的儒家术语的文章也是如此。
通过巴黎的梅泰理的历史、人种、植物学方面的著作，以及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彼得·沃尔德有关中国园林（及其他）花卉的著作，我们对中国园林里的植物知识大有拓展。玛吉对“园林之城”苏州的偏爱，显而易见地表现在《中国园林》一书之中。在许亦农论述苏州城市形态发展的著作中，对该城市（包括其众多园林）的历史发展也做了详尽的研究。柯律格令人信服地指出，至少在苏州地区，园林的观念在明代经历了一种从制作到审美的变化，如今已经使得学者们不可能再把“中国园林”看作具有一成不变的本质，或不加思索地同意，至少在明代——一个在生活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产生戏剧性变化的时代——中国园林的样态是没有变化的。相较于对特定园林的格局或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没有一个西方的作者仔细考察过任何一个特定时代的中国园林风格或样态的真凭实据，也没有中国学者就此做过详尽的研究。因而，依然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园林总是像现在看到的样子。
此外，尽管论述园林的作家们都承认，现代的园林风格存在着颇为鲜明的地域差异，但是，通常这被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北京现存的园林要么几乎都是皇家园林（如颐和园）或紫禁城里的御花园，要么是隶属于皇亲国戚的园林（如恭王府花园），而广东现存的私家园林则被认为是非常晚期的（一般是19世纪末），明显受到了欧洲建筑的影响。因而，对地区风格的差异并不在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并且，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假设似乎就是，现存江南园林（大多数原本为私家园林）的风格是过去所有私家园林的风格。
然而，鉴于其他艺术形式随着时间而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中国园林的风格事实上不论何时何地（特别是在见证了迅捷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的时代里）都保持不变，则似乎是说不通的。大约在1610—1620年期间，中国园林设计的重要的方向性变化就发生在江南的文化中心区域（苏州和松江地区），而稍后发生在其他地方。这可与著名的造园艺术家张涟及其同时代的计成联系在一起，它派生于由极具影响的艺术批评家董其昌（1555—1636）所倡导的评判山水画的新取向。其结果则是趣味的转变，从偏向大型、张扬的和相对轴向的园林风格，转向比较朴素而又天然的风格。
西方的园林史如今已是一个完备的学术研究领域，不过，只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园林才成为艺术史学者以及社会史学者所接受的适当的研究对象。自从1970年代后期以来，由英国文学、地理学和艺术史领域里的学者，诸如詹姆斯·透纳、约翰·巴雷尔和丹尼斯·科斯格罗夫等人所做的跨学科研究，改变了我们对园林的功能、景观设计以及表征的理解与态度。这些学者的真知灼见，将园林风格、对园林文化的态度等的变化与社会的总体发展联系起来，让我们重新而又更为深刻地理解欧洲语境下的景观设计和园林的许多社会与审美的意义，同时，也开始在非欧洲园林研究方面推动了相似的想法。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像玛吉·凯瑟克那样，基本上是从审美的方面来看中国园林。不过，中国园林的研究，无论是中文还是欧洲语言的文本，依然较为严格地限定在艺术史和建筑史的领域里。在《中国园林》一书中，玛吉也的确提及了园林作为地位标志的功能，但是，却并未做出深刻的分析。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将那种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而进行的欧洲园林史研究的深刻见解，应用在中国园林史的研究上。1992年，韩德琳论述《祁彪佳社交世界中的园林》的重要文章发表在《亚洲研究学刊》上，园林的社交作用引起了汉学家们的注意。韩德琳深刻地分析了晚明江南园林的双重功用，既表现业主个性，又使其在社交网中获得定位。
历史学者约翰·达德思先是通过一篇论文，接着又以专著形式，论述了明朝江西的一个县，成为又一位将园林文化研究与中国社会历史结合起来的先驱学者。1996年，柯律格的《蕴秀之域：明代中国园林文化》一书的出版是一项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已经成为理解中国园林的经济地位以及在社交语境下如何使用的重要文本，同时也决定性地将西方的中国园林学术研究从美学领域转向社会与经济的研究。中国艺术史学者近期的研究阐明了财产所有权与中国绘画中山水再现的关联，而这种研究路线显示了中国园林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迹象。
在这一新版的《中国园林》里，除了对一些事实错误做了小的修正之外，文本部分依然是玛吉·凯瑟克所撰写的样子。玛吉并非学院派汉学家，而且，她对中文名字的罗马拼音化的了解也有误差，所有名字（除了那些在英文中约定俗成的以外）均转化为目前为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系统。有些插图已经用更好或更新的摄影图片所替代。附录中对外开放的中国园林一览表，做了完全的修订和更新。同时，也添加了译成英文并有拼音和简体汉字的园林名录，因而，到中国访问而不会讲中文的访问者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寻觅到一座座的园林，同时，也感受到那种让玛吉·凯瑟克如此入迷并且在《中国园林》中淋漓尽致表达的快乐。

2002 年夏秋于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本书初版于1978年，是国外研究中国园林文化的代表性专著。2002年，由汉学研究者夏丽森女士修订，她是明代计成的著作《园冶》的英文译者。本书讲述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园林与中国哲学、绘画、建筑、文学的互动关系，通过中国的园林艺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
　　作者玛吉·凯瑟克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挚爱中国园林。她尝试在纵深的历史和宽阔的对照中把握中国园林的精粹，既有追本溯源的梳理，也有典型个案的描述与分析。本书堪称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园林导览，也是我们了解西方人如何欣赏中国园林的一种重要参照。借此，更能体味中国园林本身所包含的精彩的精神意蕴。

　　玛吉·凯瑟克（1941—1995）
　　玛吉·凯瑟克一家自19世纪便来到中国，她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之中，成年后回英国牛津大学以及伦敦建筑协会深造，是著名的中国园林研究者。

导言 夏丽森
版序言
西方的回应
园林起源
皇家园林
文人园林
画家之眼
园林建筑
石头与水
花草树木
中国园林的意义 查尔斯·詹克斯
中国园林游一览表
参考书目
索引
致谢
译者后记

　　本书初版于1978年，是国外研究中国园林文化的代表性专著。2002年，由汉学研究者夏丽森女士修订，她是明代计成的著作《园冶》的英文译者。本书讲述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园林与中国哲学、绘画、建筑、文学的互动关系，通过中国的园林艺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
　　作者玛吉·凯瑟克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挚爱中国园林。她尝试在纵深的历史和宽阔的对照中把握中国园林的精粹，既有追本溯源的梳理，也有典型个案的描述与分析。本书堪称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园林导览，也是我们了解西方人如何欣赏中国园林的一种重要参照。借此，更能体味中国园林本身所包含的精彩的精神意蕴。

　　玛吉·凯瑟克（1941—1995）
　　玛吉·凯瑟克一家自19世纪便来到中国，她在中国长大，从小浸淫于中国古典文化之中，成年后回英国牛津大学以及伦敦建筑协会深造，是著名的中国园林研究者。

文人园林

中国历代皇帝对造园艺术贡献了两大主题：对仙人神奇居所的想象，以及园林作为浓缩了世上一切精华的微观宇宙的观念。这两种观念也表现在汉代的私家园林里，譬如让袁广汉掉了脑袋的假山名园。然而，汉代末期，公元3世纪时，私家园林开始表现出变化中的价值观，并发展出两种颇为不同的主题（它们也成为中国园林的基本内容）：一是园林中道家自然哲学的表现；二是在造园、绘画、诗歌和书法艺术之间扩展出一种丰富、独特而又迷人的联系。

道家的影响
在汉代末年，道家并非一种新的哲学，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