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台仙馆笔记(

前言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〇七）是晚清傑出的、具有近代意識的學術大師。他涉獵廣泛，既沉澱着深厚的傳統國學思想，又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薰陶，是一位名副其實的‘通才’。俞樾不僅以《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書獲得較高的學術聲譽，而且以大量的詩文、小説和戲曲創作等在文學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筆記《右台仙館筆記》（以下簡稱《右台》），‘雜記平時所見所聞’，‘體例頗與紀文達公《閲微草堂筆記》相近’，成十六卷，共六百六十七則，是俞樾在創作上的代表作，更將他‘通才’的一面展現得淋漓盡致，形成了學者筆記的特點。
關於《右台》的寫作情況，俞氏有自序:‘余自己卯夏姚夫人卒，精神意興日就闌衰，著述之事殆將輟筆矣。其年冬，葬夫人於錢唐之右台山，余亦自營生壙於其左。旋於其旁買得隙地一區，築屋三間，竹籬環之，雜蒔花木，顔之曰“右台仙館”。余至湖上，或居“俞樓”，或居斯館，謝絶冠蓋，暱就松楸，人外之遊，其在斯乎!余吴下有“曲園”，即有《曲園雜纂》五十卷;湖上有“俞樓”，即有《俞樓雜纂》五十卷;“右台仙館”安得無書?而精力衰穨，不能復有撰述，乃以所著《筆記》歸之。《筆記》者，雜記平時所見所聞，蓋《搜神》《述異》之類，不足，則又徵之於人。嗟乎!不古訓之是式，而惟怪之欲聞，余之志荒矣。此其所以爲“右台仙館”之書歟!’《春在堂隨筆》卷八談到:‘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閲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春在堂全書述要》也穪‘體例頗與紀文達公《閲微草堂筆記》相近’。
俞氏自記與《述要》雖不長，而對於創作背景、寫作主旨、方法、體例等均有所交待。前人對俞氏之作則給予了充分的重視。關于該書的思想内容，魯迅《中國小説史略》早指出《右台》‘止述異聞，不涉因果’，而《耳郵》‘鬼事不過十一而已’，與《閲微》‘内容殊異’，説明魯迅認爲《右台》和《耳郵》與之前以《閲微》爲代表的傳統志怪小説内容上有所不同。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敘目》也指出《右台》與《閲微草堂筆記》的不同，‘有談説神鬼狐怪者，如紀昀《閲微草堂筆記》之類是也；有稱述因果報應者，如俞樾《右台仙館筆記》之類是也’。而書中内容與現實生活的聯繫，吴奈夫等人的《試論俞樾》中指出《右台》‘其中許多篇幅都直接地反映了清代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社會活動，鄉土氣息十分濃厚，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蘇州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張立旦《俞樾與通俗文藝》雖説《右台》‘内容大都描寫妖狐神鬼故事，有相當一部分直接采自江浙民間’（《文史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二期），學術界普遍認爲，《右台》涉及了當時社會的方方面面，如多次寫到太平天國起義等時事，記浙東‘搶婚’‘典妻’、上海‘放鵓鴿’、蘇州‘仙人跳’等事，可藉以瞭解當時婚姻陋俗，特别是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層百姓的生存狀況，揭示民生疾苦，雖有寫奇聞異事的傾向，而從中亦可窺見晚清社會的客觀歷史面貌。
至于筆記所折射出的俞氏思想和價值觀，特别是他的婦女觀和禮教觀，今人有較多的關注。如苗壯《筆記小説史》認爲俞樾在婦女題材上的思想傾向較爲復雜，‘作者雖不贊成婚姻自由，客觀上也寫出封建禮教、封建婚姻制度對婦女精神的桎梏乃至生命的扼殺。’（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而謝超凡《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卻認爲俞樾的婦女觀仍是比較保守的，‘俞樾在婦女觀上強調“敦禮”，要求婦女遵守婦道，爲丈夫守貞節，從一而終’。但是韓洪舉等人卻認爲俞樾有着較爲進步的婦女價值觀，‘他在小説中對真情的肯定，的確有着很大的開放性和進步性。’（《俞樾〈右台仙館筆記〉的近代意識》，《浙江師範大學學報》二〇一二年第二期）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説史》重點研究了《耳郵》中的婚戀題材，并指出‘“禮”與“情”的碰撞總在書中交替出現，而能以“情”的認識占上風’。從這點看出俞樾思想的進步性，不拘泥於傳統的禮學禁錮，而主張‘重情’。由上述認識的較大分歧可以看出，俞樾研究仍有較大的空間。
《右台》的藝術特色研究，一直也是研究重點之一。俞樾身爲經學大師，其文學創作自然會與普通的作家有所區别，而大多數學者還是會將這兩部筆記與清代前期的筆記小説、志怪小説相比較。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將《右台》和《耳郵》歸於‘清之擬晋唐小説及其之流’一章，而且認爲《耳郵》‘頗似以《新齊諧》爲法，而記敘簡雅，乃類《閲微》’。點出了俞樾的文言小説對前人小説的承襲關係。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説史》較早論述俞樾文言小説的藝術特色，他認爲《耳郵》‘既保留了傳統文言小説的簡雅特點，又汲取了白話小説注重故事情節的長處’。他的評論延續了魯迅所説的‘簡雅’特點，同時又讚揚了其故事生動的一面。苗壯也將《右台》劃歸《閲微草堂筆記》之流，同時又指出‘俞樾比紀昀要注重小説的藝術性，對《聊齋志異》有所借鑒，不少人物形象較鮮明，有的還能寫出人物心理活動……有的篇幅頗長，但不似《聊齋志異》那樣鋪張華豔。’二十一世紀初，宋莉華在《清代筆記小説與乾嘉學派》（《文學評論》二〇〇一年第四期）中指出乾嘉時期的筆記小説‘從内容形式到審美特徵上都體現出了鮮明的學者化傾向’。作爲以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爲學術榜樣的俞樾，很自然地將考據、音韻、訓詁等乾嘉學人的治學態度融入到文學創作中，因此加強了筆記的寫實性，形成了筆記‘學者化’的特點，此説成爲評論的主流觀點。當然，也有學者將該書與晚清時期題材類似的志怪小説和筆記小説相比較來考察它們的藝術特色。
《右台》在文學、文獻史料、語言學等多個方面具有獨到的貢獻。在文學方面，提高了筆記小説的地位。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隨着小説革命的不斷深入，小説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傳統觀念裏處於‘俗文學’地位的小説逐漸受到人們重視，尤其是身爲經學大師的俞樾着手寫小説，高度肯定小説的價值，親身創作并修改小説，同時在小説中融入古典詩詞，既展示了其高超的詩詞功底，又化雅入俗，使俗雅化，耐人尋味，敘事曲折生動。在文獻史料方面，他作爲乾嘉學風的有力繼承者，自然以學者之筆寫筆記，學者化氣味濃郁。然雖多記鬼靈、‘男女飲食之間’等奇聞異事，但是他還是注重遵循客觀事實，記‘異’而不求‘玄’，反映了清末的社會現狀和各地的民風民俗，揭露了苦難的社會現實。而且他注重考據事件的真實性，經常旁徵博引，用各種史書材料或各地相似事件來佐證，考據之風鮮明。在語言學方面，該書語言幽默詼諧外，清末國門一步步被打開，中外交流較多，書中出現不少外來詞和音譯詞，俞氏多次結合古詞、古語加以考證。此外，他還在筆記中運用俗語和諺語來總結和解釋一些因果報應之事，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由此也可見《右台》混合型筆記的屬性，其‘消閑娱老’的表徵外，似有借民俗風物、婚戀奇聞談因果報應以寓勸惩垂戒之意，借淪落士子、爲官士人之衆相以顯士風世運之心，用俞樾自己的表達就是‘聊備《右台》一故事，敢附《左傳》三不朽’（見《春在堂詩編》卷九）。
總的來説，對《右台》的研究，逐漸脱離了《閲微草堂筆記》的藩籬，而將它們視作晚清學人筆下的筆記小説先驅之作來看待，提高了它們的文學地位，并開始肯定了俞樾在新舊交替時代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在談《右台》版本問題之前，需要探討的是，俞樾名下的另一部作品《耳郵》四卷與《右台》的關係。《耳郵》早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收録於《申報館叢書》，成書年代毋庸置疑。而《右台》的成書年代，學術界的看法不斷變化。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魯迅在《中國小説史略》中説到:‘光緒中，德清俞樾作《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止述異聞，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亦俞樾）作《耳郵》四卷，自署“戲編”，序謂“用意措辭，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説，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魯迅認爲《右台》成書在《耳郵》之前，此説對後世有一些影響。實則此説可商。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一九四〇年校印的徐瀓《俞曲園先生年譜》記述俞樾，在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寫道:‘先生既葺右台仙館，乃著《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民國叢書第三編》），鳳凰出版社在二〇一〇年出版的《春在堂全書》（影印本）的附録《俞樾年譜》中記載‘光緒六年著《右台》十六卷’，所以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成書之説影響較大。而徐瀓在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又寫道:‘先生撰《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成，其書皆雜記所聞所見，體例與紀曉嵐（昀）《閲微草堂筆記》相近。’姚奠中、董國炎在《章太炎學術年譜》（山西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中也提到《右台》成書於光緒十六年。此後，有學者取折中之説，如張立旦在《俞樾與通俗文藝》（《文史雜誌》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一文中説到:‘自光緒六年至十六年，在十年時間内編寫成《右台仙館筆記》。’苗壯在《筆記小説史》中説《右台仙館筆記》‘書中記事，不少在光緒五、六年，晚爲光緒十一年，寫作時間當在此數年間’。多人認爲《右台》成書於一八九〇年或前五年内。然而到了二〇〇七年，又出現了‘一八八一年之説’。王穎在《俞樾及其〈右台仙館筆記〉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〇〇七年）中，指出‘《右台仙館筆記》至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春夏季節已經完成’。後來謝超凡在《遊心與呈藝:晚清文化視閾下的俞樾及其文學著述》一書中從内證和外證出發，與王穎觀點一致，否定了‘一八九〇年或前五年内説’，認爲《右台》始作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冬，成書於光緒七年（一八八一）。
俞樾在寫完《耳郵》後緊接着寫了與《耳郵》内容大致一樣，體例相同，但卷數增多的筆記《右台》。《春在堂詩編己辛編詩注》（卷九）中《築右台仙館成落之以詩》題之三:‘正似東坡老無事，強人説鬼在黄州。’句下自注:‘及右台仙館成，不能成書，姑成筆記十二卷，聊述異聞而已。’又同題詩有云‘未容讖語應辰年’，‘辰年’即一八八〇年，那麽一八八〇年《右台》成書十二卷。而《右台》前四卷的内容與《耳郵》大抵相同，都是志怪性質的筆記小説，而《右台》的十三至十六卷當中出現了‘光緒辛巳歲’（一八八一年），所以我們肯定《耳郵》的前四卷存在於一八八一年所成的十二卷中。而且俞樾在《右台》序中附録《徵求異聞啟》，説明他的異聞材料不足，而之前的《耳郵》與此書旨意大抵一致，因此俞樾有意删改《耳郵》，收録到《右台》中，成爲一本新書。據統計，《耳郵》四卷共二一七則，《右台》前四卷共一八九則，相同篇目共一七二則。《耳郵》和《右台》前四卷的不同之處，包括相同篇目的不同之處和不同篇目的不同之處兩部分。相同篇目在字、詞、句上會有出入，字表現爲古今字、異體字、脱文和衍文等;詞表現爲同義詞的替换;句表現爲語序位置的顛倒和調换。不同篇目即《耳郵》被删除的部分（四十五則）和《右台》增加的部分（十六則），這些部分都是兩書的獨有篇目。我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肯定《耳郵》成書在前，《右台》是在《耳郵》的基礎上稍作修改和增删而成，兩書并非同一本書，因作品完成時間不一，思想傾向也有些許變化。參見王華寶、余力撰寫的《比較視閾下的〈右台仙館筆記〉與〈耳郵〉》（載《中國語言文學》二〇一八年第二期）
本書《右台仙館筆記》以《春在堂全書》光緒二十五年重訂本爲底本，并據《春在堂全書校勘記》及相關文獻進行校正，特别對《右台》前四卷與《耳郵》進行了詳細的校勘，并參考了已有整理本，如徐明霞點校《右台仙館筆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耳郵》版本有《筆記小説大觀》本、廣文書局有限公司一九六九年版，我們將四十五則獨有部分按原書次序編排。
《右台仙館筆記》部分由王華寶校點，《耳郵》部分由余力初步整理，王華寶覆校。標點校勘如有不當，請讀者批評指正。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初校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校定

本书系《俞樾全集》之一种。俞樾是清代晚期著名经学大师，著作宏富，影响深远。本书收录其所著其笔记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两书体例近似于《阅微草堂笔记》，杂记“平时所见所闻”，叙事曲折生动，在文学、文献史料、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其中《耳邮》成书在前，共4卷218则；《右台仙馆笔记》成书于后，共16卷667则，其前四卷与《耳邮》篇目多有重合之处。本次整理，以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重订本为底本，并据《春在堂全书校勘记》及相关文献进行校正。

本书系《俞樾全集》之一种。俞樾是清代晚期著名经学大师，著作宏富，影响深远。本书收录其所著其笔记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两书体例近似于《阅微草堂笔记》，杂记“平时所见所闻”，叙事曲折生动，在文学、文献史料、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其中《耳邮》成书在前，共4卷218则；《右台仙馆笔记》成书于后，共16卷667则，其前四卷与《耳邮》篇目多有重合之处。本次整理，以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重订本为底本，并据《春在堂全书校勘记》及相关文献进行校正。

王华宝，男，生于1965年，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东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余力，女，南京出版社原社委、对外合作部兼审读室主任，从事一线图书编辑出版工作长达30年，主持或参与过自南京出版社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要、重大图书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

目録右台仙館筆記（附耳郵）目録
前言一

序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附録:《耳郵》序

本书系《俞樾全集》之一种。俞樾是清代晚期著名经学大师，著作宏富，影响深远。本书收录其所著其笔记小说《右台仙馆笔记》和《耳邮》。两书体例近似于《阅微草堂笔记》，杂记“平时所见所闻”，叙事曲折生动，在文学、文献史料、语言学等多个方面具有独到的贡献。其中《耳邮》成书在前，共4卷218则；《右台仙馆笔记》成书于后，共16卷667则，其前四卷与《耳邮》篇目多有重合之处。本次整理，以光绪二十五年《春在堂全书》重订本为底本，并据《春在堂全书校勘记》及相关文献进行校正。

王华宝，男，生于1965年，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现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东南大学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余力，女，南京出版社原社委、对外合作部兼审读室主任，从事一线图书编辑出版工作长达30年，主持或参与过自南京出版社成立以来几乎所有重要、重大图书项目的编辑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