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水不收 科举停废百年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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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95785
出版时间2020-05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38元
货号28968634
上书时间2024-10-2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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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震荡中外人心的庚子事变发生后第二年，清廷于七月十六日颁布上谕，规定自下年始，凡乡试、会试头、二场均试以策论，用“中国政治、史事”与“各国政治、艺学”命题，一律“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由此谕旨而奏定的详细章程，后人称之为“辛丑科举新章”。作为清季科举改制历次方案之集大成者，这一纸章程不仅牵动了当时万千应试士子的神经，也深刻影响了清朝社会政治的走向。其时削籍在野的文廷式（1856—1904），旁观了壬寅（1902）、癸卯（1903）等年按照科举新章所举行的乡、会试，有感而发，作有《科举变制，戏题人试卷后》一诗：
何人真出一头地？此际须成八面锋。
我较晦翁评饮如，三淋笮酒味犹醲。
其一、二句直接质疑科举新制果能发掘人才否？按“八面锋”者，为《永嘉八面锋》一书的省称，据传为南宋陈傅良或叶適所作，系取浙东“事功”之学，预拟科场程式，供士子应试揣摩之用，言能应对各种策论，如锋出八面，面面相当，故无往而不利，为“场屋救钝之药”。文廷式用此典故比拟策论考试之程式化，语含讥嘲，又反用欧阳修《与梅圣俞书》中赞赏苏轼语，怀疑这类因循应试之卷如何拔取“出人头地”之真才？无独有偶，章太炎（1869—1936）作于1906年的《箴新党论》，批评新党之“竞名死利”，也用了“八面锋”一典，指出新党之“一族”专习于“求之古人以定是非，而对策《八面锋》贵于当世”，“彼新党者，犹初习程墨者也”，甚而“新党之对于旧党，犹新进士之对于旧进士，未有以相过也”。
其三、四句引《朱子语类》中语，原话为“人读书，如人饮酒相似，若似爱饮酒人，一盏了，又要一盏吃。若不爱吃，勉强一盏便休”，借以饮酒喻读书。“三淋”者，指酒熟后，多次压榨过滤去糟。制酒以头榨酒为浓厚醇正，经多次滤榨，味道便薄。此处以读好文章犹如饮“三淋”酒，余味尚浓，实则暗讽“变制”后之应试文章好比反复榨过的薄酒，已是乏味不堪。此诗虽曰“戏题”，似属即兴游戏之笔，但文廷式对于“科举变制”的真实态度，已可见一斑。废八股、改策论之科举新章，用后视目光衡之，可谓影响清末社会变动的一大关节，而在诗人眼中，却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把戏。
从文廷式本人的履历来看，其实他也算是老于“制艺”之人，有过相当丰富而且不算平坦的科场经历。同治十二年（1873），十八岁“初入都，应顺天乡试，不售”。光绪八年（1882），二十七岁应秋闱，“以附监生领顺天乡荐，中式第三名”。光绪十五年（1889），三十四岁，赴春闱，“应礼部试，不第”，五月复战，考取内阁中书名。翌年（1890）春，再入都，应礼部恩科会试，中式第二百六十一名贡士，由户部带引见，复试一等名，殿试甲第二名，赐进士及第，授职翰林院编修。
由初应乡试碰壁，步步为营，一路攀爬，终殿试钦定榜眼，一飞冲天，文廷式也有差不多十七八年的黄金年华曾困于场屋。初次会试失捷后，他在致友人于式枚书中，慨言科举之制，“千余年来，以此耗士人精力，风会既成，人争趋之，得丧之间，动关身世，我辈生此，亦何能不鹜？” 言下对闺墨取士不以为然，但语及己身，犹且恋战，谓“今时盖仍当复战之时”，意欲再试，心态颇为纠结。不过，世事无常，他的科场命运不久即峰回路转。同年再战，考试内阁中书，夺占魁首，翌年连试连捷，金殿传胪，如其自诩“向来飞动意，平蹴九天高” ,由此受知于光绪帝，开启如日中天的政治生涯。这一切，当然得力于翁同龢、汪鸣銮诸座、房师的青眼，更脱不开德宗的宠眷。只是，因为殿试策内的一个偶然笔误（“闾阎”误书“闾面”），文廷式之殿试获隽大遭外间物议，以致有御史上疏纠弹，谕命调查原卷，继查属实，诸读卷大臣均奉旨交部议处。文氏本人虽得保全，但受此意外风波连累，从此有了“驴面榜眼”的谑称，也为后世留下了晚清为著名的一段科场掌故。
文廷式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同时又屡遭科场文化的压抑，可以说他既是科举制的受益者、维护者，也是它的质疑者、批评者。光绪十八年（1892），文廷式代会试正主考翁同龢撰《壬辰会试录序稿》进呈御览，曾列举康熙、乾隆、道光三朝诸实例，承认“国家养士二百余年，魁儒实彦，咸出科目”。 十九年( 1893) 夏，他受光绪帝“特简”，派为本年恩科江南乡试副考官，内心喜忧交集，致于式枚信中称，“（六月）二十二日命下，典江南试，菲才重任，惶悚异常，又不得与兄商酌，有所祗承，必有负乘之诮矣”。 其出京之际，作七律一首，题曰《奉命典试江南出都门作》:
九朝文献重三吴，常譬人材海孕珠。
况是明时须黼黻，要令奇士出菰芦。
不才恐负文章责，经乱庶几民物苏。
雨后西山添爽气，山灵知我素心无。
按《建康实录》载，东吴殷礼与张温使蜀，诸葛亮见而叹日：“江东菰芦中，生此奇才”。菰芦，水生植物，即茭白和芦苇，江东水乡之地，多生菰芦，故用作比。文廷式化用此语，以主持南闱、拔取“奇才”自任，可见对科考的重视与倚仗，然而言下并无实在把握，不免“不才恐负文章责”的隐忧。当时作有《光绪癸已恩科江南乡试策问拟答稿》，亲拟第三场策问题，共五大类，每类九、十题不等，总计约七千余字。 由京赴宁一行中，撰有《南轺日记》，记录沿途日程及闱中事，据载这次应试“实到一万七千九百馀人”，其自谓“忙不可解，凡阅三场卷至千馀，而不自以为倦”。 在江宁府署阅卷时，文廷式发现近十年科场文风变化,“自道光朝专尚墨卷”，历咸、同、光诸朝，时有所变，“十年以来，又复一变，不拘格律，是风气之佳处，而不能切题，渐流于廊与杂；而文理不清，则亦士人心术之忧也”，又忧心于“近时八股风气杂”。 在与同行友人赠诗唱和之际，他也有“人才恐岁差”之句，并自注：“龚定庵诗云：‘一代人才有岁差’。今年典试，恒恐有不及戊子(光绪十四年，1888) 、辛卯( 光绪十七年，1891) 之虑。”
检核文廷式作于甲午前后的笔记文字，有多处猛烈抨击八股文，愤慨其愚民、弱国之害。如《闻尘偶记》中径直言“八股之文，非经非史，以学究之陋识而大言曰‘代圣贤立言’，至今日而人人知其无用矣。然即以八股论之，其荒谬可入《笑林》者,亦不可胜数……如斯之类，指不胜屈，每科有之，千百之中，不能记其一二。犹复因循不废，盖愚民之术，莫秘于斯。朝野相蒙，不至于率兽食人不止也。” 这一思路一直到他遭弹劾贬职后，并未稍易，甚而更趋向激烈，如《罗霄山人醉语》揭露历代统治者愚民之术，至谓：“一愚之以焚书坑儒，再愚之以诗赋策论，三愚之以八股试帖，而中国之土荒民惰，器窳兵疲。驯至今日而愚之极，不可收拾矣。” 不过，文廷式虽然不满于八比取士的“荒谬”形式，但对于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却仍作恕词。针对当时“日本人讥中国中六经之毒”的说法，他反驳道：
夫六经为盛治之文，大中之道，即今日泰西之富强，岂能出六经之外哉？中国所中者，帖括之毒，其读六经，不过备考试之用而已。大义日湮，微言愈绝，酿成人心风俗之害，而交侵之祸不可胜究。以此归咎六经，不任受也。
在“六经”与“帖括”之间，文廷式做了明确的区隔。前者为“大义”所在，尚且能够统括“富强”之术，后者则蠹国病民，百无一用，因此经义不可废，八股必在革除之列。他说：“八股虽不成文字，而自古以来文字之体皆参用焉，各视其时事之所尚而改易之。此所以人人知其无用，而又未尝不乐其可以售欺也。然囿人聪明，束人议 论，使天下民智不开，民力不奋者，咿唔暖姝之有害于家国也。欲变中国之弊端，其必始此也夫。”
光绪二十二年（1896），文廷式被劾罢职，驱逐回籍，为政治生涯的一大转捩。其后在野期间，清廷经历了戊戌（1898）、辛丑（1901）两次科举改制。两次均以废八股程式、主试策论为基调，旨在通过考试内容与场次的调整，革除科场积弊、遏制空疏学风。如果说前一次刚刚启动即戛然而止，主要归咎于高层政治斗争震荡的破坏作用，那么后一次旧调重弹而致乱象重生，则不得不承认事随境迁，朝野观念的分裂与清廷权威的失堕，已造成了一种“交互激进”的氛围，很难为稳健、从容的科举制改革提供宽裕空间了。晚年文廷式对于清朝已几无认同，当“科举变制”风风火火进行之际，他只抱有旁观者的漠然与嘲讽，前引作于癸卯年（1903）的《戏题》一诗，便流露了这种无所留恋、心灰意懒的情态。在他看来，改试策论之后的科考，不过是一种新的依样画葫芦的文字游戏而已， 无论经史实学、还是西学时务，一旦纳入考试轨则，其肤浅、乏味如同经过“三淋”的薄酒，并无异于八股时文，至于选取真才、挽救世局，更是瞎马临池，茫如捕风。
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初二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地方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咸趋实学，清廷诏准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并令学务大臣迅速颁发各种教科书，责成各督抚实力通筹，严饬府厅州县赶紧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自隋炀帝大业元年( 605) 设进士科开始，绵延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至此正式终结。文廷式已无缘见证这一切，他在前一年（1904）病卒于江西萍乡故里。他的这首《戏题》小诗，不啻为一阕预言性的挽歌。
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取士制度”，而具有的超越于此的历史价值，尤其对于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与政治的重大意义，业已获得中外学界的一致公认。按照钱穆（1895—1990）的说法，这一制度长期以来主要发挥了“用客观标准挑选人才，使之参预政治”、“消融社会阶级”、“促进政治统一”的三层作用，故“自唐以下一千年来，成为中国政治社会一条主要骨干”。 18世纪的西方启蒙思想家对于科举制的至高赞美和推崇，一直是有关“东学西渐”的热门话题，直至今天，还有国人顺着这个话头，津津乐道于诸如"中国赠与西方的珍贵的知识礼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五大发明’”这些朗朗上口、但史源不甚明了的说法，使已经“送入博物馆”的科举制持续发挥着动员民族自豪感的余热。近，日本学者宫崎市定（1901—1995）在半个多世纪前出版的小册子《科挙：中国の试験地狱》（1946），也被翻译，引入国内。不过有意思的是，中文版书名中原来的副标题，不知何故被去掉了。 出版方对于这本书的定位未必那么“学术”，而意图吸引更多身处当代考试社会、并对古代“科举”抱有一丝好奇的一般读者，但似乎完全忽略了宫崎市定写作这本书的目的，虽然讲的是中国历史，其实也在提醒同样身为“考试炼狱”的日本，在教育上应当避免的问题。
......
读过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的人，大概都会对他在清廷诏停科考后精神上巨大的幻灭（“心如死灰”），以及迫于失馆失学、谋食无路的现实生计压力（“生业已绝”），印象深刻。科举停废，对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造成直接冲击，对更长远之国运、国势也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故而当下流行的近代史叙事往往突出其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值得追问的是，当时身处地方或边缘的“士”，是否都如刘大鹏那般“敏感”和产生强烈的逆反，在地士绅何以能动地因应新旧之“学”与新旧之“制”？徐佳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举停废的地方理解——以晚清浙江温州府士人为中心》一文主要利用温州地方士人林骏日记，着力呈现其对于“停废科举这一在后世看来意义重大的制度变革”的即时观察，指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大致表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文中特别说明所析论之“地方理解”，不同于单纯的“回应”，而涵盖时人对于“八股”、“策论”一类科举文体之变的看法，也涉及其对于“科举”整体与“学堂”之关系的理解及其变化。然而，情随境迁，科举废后新学制一旦落实在地方层面，学堂运营与育才实效在在触及“利益”，很快引起士人的不满与失望，曾被认为“水到渠成”的变革在当地产生“深远”的震荡，为地方与国家的未来关系投下了阴影。
钱穆先生论史，专门强调“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之别,提示“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 收入本集刊的诸篇专论，论点相异，各擅胜场，但在总体研究取向上，均十分注意对于“时代意见”的还原与反思。在史料层面，注重厘清史料的文献属性，区分各类文献记载的层次；在观念层面，检讨近代反（废）科举话语谱系及由此生成的历史叙事，辨析时论、舆论背后的预设立场。左松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后科举时代基层社会文教之显与隐（1905—1927年）》一文便相当充分地贯彻了这一取向。针对科举停废兹事体大、而当时社会反应却波澜不惊这一诡论性现象，作者重新检视史料，揭出“表面的平静之下，蕴涵着相当激烈的反对意见，也连带产生严重后果”，“后科举时代”的基层旧式读书人并非真正失语，而是通过腹诽、口说、书信甚至炮制若干通俗文艺小册子等手段施加影响，相对于来势汹汹的新（西）式学堂，标榜保存固有文化传统的“私塾”实际仍大行其道，甚而占有某种优势。也就是说，在近代文化教育领域的显著变化背后，实际存在着“另一个几乎不变，甚至是故意立异的平行世界”，作者提醒我们应返回清季民初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这种“显与隐的辩证关系”。
科举考试创于中国，其制度影响则广及传统东亚乃至近代欧西。关于科举制度及其停废问题的研究，也从来不是中国学者的专利。借用傅斯年的语言，科举研究可能是极少数属于“全汉”性质、但洋人也做出了相当可观成绩的“中国史之重要问题”。 从研究现状来看，今日涉猎科举研究的学者已遍布寰宇，俨然成为一门“专学”、“显学”。本次工作坊及集刊邀约的作者，均为本土学者（个别人有海外游学履历），尽管自信可以代表目前国内研究的前沿，但或不免视野的局限。所幸牟晨（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李林（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两位学者分别撰述的《近十年关于科举的量化研究述评》、《近二十年海外科举研究著作类目（1999-2018）》二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前者梳理了海外有关科举的量化研究本身的学术史脉络，围绕“科举与社会流动”、“科举与政治稳定”、“科举的长期文化效应”三个研究热点，对近十年来主要英文文献进行了精要的述评。该文传达的立足社会科学、以量化方法开展科举研究的海外学术消息，也为国内学界“偏重制度史与社会史”的科举史研究打开了新的窗户，当然，社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如何对话与合作、在当下数字人文热潮中如何更有效率、更有针对性地运用电子数据库资源，尚存许多有待继续探索的空间。后者则全面整理了近二十年间海外所刊科举研究论著类目，内容包括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论集，兼及工具书和史料译解、校诠，范围覆盖中文、英文、日文、韩文、越南文各部，具见整理者在此学术领域长期浸淫的心得与锱积铢累、广采博收的辛劳付出。陈垣在《中西回史日历》一书“叙”中谈到资料工作和工具书，尝言：“兹事甚细，智者不为，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 这样基础性的工作，使古人所谓“予任其劳,人受其逸”落在实处，嘉惠学界诚多，作为编者先要表达十二分的感谢。
上世纪20年代初，距离科举废止近二十年后，任教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学校的钱基博(1887—1957)将其自藏的光绪十八、二十四、二十八年苏州平江书院童生会课卷、紫阳校士馆童生课卷“以示诸生”，以为“当知此破碎丛残之烂墨卷，尚不难实事求是，加以董理”。他当时作有《科举外史》一文，便利用了这些试题、墨卷，以及历年所得“光绪变革科举之官文书”，从而作为“中国历史选科史料实地整理示范”。这篇初在当地报纸上连载发表的长文，以民初文士的眼光回溯了科举制度的漫长历史，也就“书院与科举制关系”、“童生在科目之位置”、“科举制八股文与试帖诗”诸问题有所申论，其中对八股文的评论尤具特识：“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富，部分辨皙与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吾见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至于清末废科举的时代，为钱氏亲历亲闻，如其所见“方科举之将废也，有甚滑稽之三事”，文中保留了不少掌故。他说：“八股文废，然八股之取士，亘元、明、清三朝，其中源流因革，亦有关世变不细。”此次将该文及后续之《科举外史之余论》一并整理，附录书末，以供参考。
光绪十九年（1893），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文廷式为一位他所尊敬的、“天资颖异”而长年“困踬”场屋的乡先辈作传状文，记述了传主对待科举的矛盾：“年甫壮”，便不顾友朋劝勉，毅然“勇退”，终身不履场屋；然却心有不甘，“雄心勃郁，藏刀隐耀，终未一发其硎”。文廷式慨叹“国家设科取士，岁不下千人，萍邑岁科，三载亦数十百人”，传主命运不济，竟“劳苦困踬，不得阶前尺地，稍为吐气扬眉”，而后话锋一转，论赞曰：“先生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殆其所留者大，而所贻者远也。” 文氏理解传主以退为进的抉择，与其将大好年华困于场屋，不如回里课子，传薪后辈，此处“实”、“光”借指功名、业绩，“根”、“膏”则暗喻科举文化精神与滋养源泉，传主虽无奈地“藏刀隐耀”，却要让这种科举文化精神薪火相传，子孙永保，在他看来，当然是“所留者大，所贻者远”。文廷式生前对于八股取士、科举变制，多有犀利的批评，但正如他笔下的这一位乡先贤，由科举文化精神造就的科举心理、科举情结，仍旧根深蒂固，无法解脱。在他的年代，尚可以将“根”、“膏”与“实”、“光”加以区隔，保留一份守先待后的从容心态。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停罢，悠悠百年一瞬息，风流俱往，覆水不收。科举制在物理层面已成永逝的过去，对于它的形式、内涵、价值、功过的追问与求索，只能由天真并执著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如同余英时（1930—）所论现代儒学的困境，正在于儒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化”建制基础全面崩溃，近代以来儒学“死”去之后已成为一个找不到也不可能找到附体的“游魂”了。儒学的出路不在于重新寻求建制化的“上行路线”，那么今人重新检讨科举制历史及其停废缘由与影响，肯定也非由单纯的怀旧情愫或复古企图使然，如何真正理解这一段历史，并且对现代人一言难尽的生存状态有所启示，仍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
2019年9月25日
导语摘要2017年7月9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召集举行了主题为“覆水不收：科举停废百年再思”的学术工作坊，与会者多是活跃在相关问题研究*线的青年学者，而且来自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学科，他们运用档案、报纸、诗文集、日记、书信、课卷、试卷、新式教科书、考试用书等多种材料，从各个方向切入，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讨论。这一辑《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即大致以此次与会论文为基础，又邀约了一些新的作者，共收入“专题论文”十一篇，“史料整理”两篇，“研究综述”、“研究书目”各一篇。
作者简介本书为论文集，作者有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杨国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蒋勤、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杨齐福、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徐世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韩策、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李林等。
目录编者的话 3
•专题论文•
科举制度的历史思考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69
清代台湾学术与科举 92
清末江苏学政的考试与选拔：以经古考试和南菁书院为中心 102
清季的经济特科 132
科名到此天亦贱：后两科会试借闱河南的缘由和影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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