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史(第一卷)

译序

本书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资助的《上海史》卷，也是迄今为止篇幅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用“上海”代指“上海租界”，似乎只有租界才算“上海”，是那个时代外国著作家的一种典型傲慢，即使一些痛恨殖民主义行径的作家也不例外。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已对此不以为然，故卜舫济《上海简史》的中文编译本被称为《上海租界略史》，《被出卖的上海城》译名为《出卖的上海滩》。

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总体价值，熊月之著《上海通史·导论》已有中肯的介绍和评价，读者自会参考，故不再赘言。本文仅对该书曲折的成书过程、写作的特点以及观点见解方面的特异之处，作一些提示的必要。

作者乔治·兰宁1852年出生于英国，1875-1889年间担任上海英华书馆总教习，1890年出任共济*创办的西童公学校长，并在该校移交给工部局后继续担任校长。1907年，兰宁卸任校长，以略低于校长的薪酬接受工部局的聘任，从事上海租界史即此书的写作。但兰宁的进展显然极其缓慢，以致工部局董事会在1916年专门作出决定，要求他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从事此书的写作。1917年5月，兰宁保证在年底完成卷，内容下限为1850年。然而翌年1月，工部局再次要求兰宁说明未能按时交卷的原因。从正文中引用了1919年出版的文献来看，正文的初稿应该完成于1919年的某个时间。随后，可能是根据审阅人的意见，兰宁开始补写全书的注释。但他仅补写完前五章注释，就于1920年1月去世。工部局再次研究此事，董事们一致属意著有《中国百科全书》的库寿龄牧师接替兰宁的工作，并可能是鉴于兰宁的教训，明确希望他在三年内完成本书的后两卷，并规定内容下限应为1920年。本卷经库寿龄补完注释、附录，并经工部局董事们审阅后，于1921年初由别发印书馆出版。然而，库寿龄又在1922年6月去世了，内容下限为1900年的第二卷终由其遗孀完成，于1923年出版。所以，这部《上海史》是未完成的著作。

从本卷由库寿龄完成的众多注释、附录中可见，他对兰宁撰写的正文，即使观点截然不同、或者发现存在明显的计算错误或表达缺陷，也不作丝毫更改，而是一律以注释进行反驳或说明。因此，本卷正文完全是兰宁的个人作品。

本卷的写作风格，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偏重追本溯源，喜欢“从头说起”。本卷共53章，部分导论9章，实际上是对于古代中国的某些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标题是“广州，上海的摇篮，”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从第10章到第27章，即介绍上海开埠前的中西交往。第三部分应该是从第28章开始，即正式进入上海历史。但可能遗漏了标题，所以现在的第二部分一统到底，完全名不符实。换言之，本卷正文共471页，真正讲述上海历史是从过了一半多篇幅的第248页开始。不但如此，各章对所涉及的大量名物，如商业、丝绸、治外法权……，也存在着类似的不惜篇幅寻根问底的写法，而且往往还要从外国说起。例如，写珠江三角洲，从尼罗河开头；考察丝绸贸易，可以看到嫘祖；叙述基督教在中国，甚至涉及到了耶稣的降生和复活。按照作者的说法，要是准许想象和探索的话，泥城之战的远因完全可以上溯到唐代或者汉代，尽管他抵制了这种诱惑。这种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任意纵横的风格，难免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对于不喜欢阅读百科全书的读者说来，很难说是一种享受。一位当年的评论者即不无刻薄的挖苦说，导论中如有专门论述月亮的一章应该更加合适，因为上海直接依靠潮汐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意掺水的可能。毕竟，本书叙事截至于1857年，其时上海外人社会的规模多不超过千人，值得载入史册的内容确实有限。

第二，偏好“以论带史”，忽略甚至常常故意淡化对基本史实的陈述。兰宁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的追本溯源，往往就是从欧洲史、英国史角度的比较观察和评论，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评论，包括对宗教、英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借题发挥。完全可以断定，评析月旦，阐释各种的个人学术见解和抒发强烈的个人胸臆，就是他的主要旨趣所在。因此，与这种评论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历史发展大致过程和基本史实，他往往惜墨如金。也就是说，他很少试图把故事讲述完整，或者交代清楚。尽管此书篇幅浩大，尽管从引证资料来看，有理由相信他熟稔史实，但很多基本的历史梗概或重要事实，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只字不提。例如，如果不熟悉鸦片战争历史的人，读了讲述那场战争的第20章，肯定不会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用一章篇幅“完整记录”的吴淞之战，甚至没有提到英军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不同的史家对于应该还原哪些历史细节，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兰宁的这种偏好，肯定不适合这一领域的入门者，则毫无疑问。就像不熟悉《资治通鉴》或者基本史实，很难以《读通鉴论》为入门读物一样。具体而言，了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涉及的基本史实，应该是阅读此书的必要条件。

同时应该指出，大概也就是由于这种论重于史的偏好，全书的内容安排颇有凌乱之感。常见的问题，就是叙述很少讲究时间顺序，常有颠三倒四的感觉；相关的史实散见于多章，一些章名与内容脱节；有些观点、例子、甚至故事经常重复。如在广州被处决的意大利水手德兰诺瓦的故事讲了三遍；李泰国是李太郭的儿子，也提了三遍。有些重复甚或前后抵牾。例如，第15章称卡洛斯四世银元值钱，号称“老头”；第45章却说卡洛斯三世银元是值钱的“老头”，卡洛斯四世银元是“新头”。实际上，就历史撰述的严谨性而言，此书不无瑕疵。译者深感头痛的，就是对征引论著名称的写法过于随意，常常“短斤缺两”，甚至写错了他自己发表论文的刊物名称。

第三，有些表述、尤其是批评比较隐晦。这是本卷给人印象深的一个感觉，也是译者面临的困难之一。不知是假定读者都像他一样对史实了然于胸，把话说清楚会有辱读者智商或有损自己的文学形象，还是一种其实含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作者常常故意用某种委婉的、暗指的、或省略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并不众所周知的史实、人名、书名。例如，如果没有读过马士的著作，或者库寿龄的补充注释，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被一笔带过的 “席次之战”、“白旗事件”是什么意思。如果不了解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不会明白“说要保护比利时，然后马上灭了它”其实是在顺便抨击德国。兰宁文学修养深厚，行文中不但大量引用《圣*》等英文名著的典故，有时还会进行不露声色的讽刺挖苦。如在抨击基督教时，称“尽人皆知，欢迎的热度与友好的程度成反比”；为了形容中国官方对外国领事的憎恶，还装作一本正经考证的样子说，领事的中文词根可能是“搜”、“司”、或者“唆”。

简言之，这是一部文学色彩特别浓厚、充斥着论断评判而非讲述论证的史书，而且是体例明显松散、难免漫不经心嫌疑的史书。

至于作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熊月之教授的说法一针见血，“此书是受工部局资助写成的，立论从租界出发”。更确切地说，是从英国租界出发的。与当今史家喜欢标榜中立客观不同，作者在书中坚持以人称代指英国，我们或我们的，通常就是英国或英国的，立场鲜明。尽管作者对具体的英国政府、政客、官员不无微词，但在辩护英国殖民主义行径的说教方面，却往往并无温柔敦厚的风度，有时甚至粗鄙到了厚颜的地步。例如，断言英国从无对外扩张领土的愿望，占领印度完全是出于对在印荷兰人法国人的反击；力辩英国从未把鸦片“强加”给中国，鸦片战争的说法完全来自传教士的杜撰，应该称为“平等战争”；觍颜宣称唤醒中国的“精灵王子”是带着亲切友好的意图而来的，虽然一身战争披挂，隐衷却是和平，等等。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正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表明，此书出版前，确实经过了全体董事的审阅。要这些“上海脑筋”的典型代承认自己的立足点完全没有道义基础，当然无异与虎谋皮。尽管随着时代的潮流，殖民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这种不足为道的老生常谈至今仍然不失其思想史素材的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作者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甚至令人惊讶的观点和思想倾向。

，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有很高的评价。本卷的学术基础，显然是到那为止的西方汉学。作者据此采撷或提出了一些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坚执中西文明同源的信念，自己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语言学研究论文，坚决反对把中国视为另类的某些流行看法。他几乎是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历史上的中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标准，至少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尤其是英国。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过去而自豪。至于中国现在的落后，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处于新观念的传播圈之外，从而由停滞走向了倒退。而且，西方谴责多的中国弊病，包括吸毒、腐败、酷刑等等，在他看来其实也都是西方、至少英国曾深陷其中的弊病。“他们的缺陷，就是我们的缺陷，他们的恶习，就是我们必定承认的罪过。” 他为此列举了大量有关英国的事实，包括一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他的结论是，中西之间今后的友好交往，需要以相互了解而不是相互无知为基础。不但如此，他甚至一再设问，英国的真正崛起，也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二个国家呢？一百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些曾经的一家之言，也许仍然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表现出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在本卷中，作者明显偏离上海史、中国史的主题，用相当大的篇幅表示对基督教、特别是其基本教义的不屑。他认为科学已经证明，从来就没有堕落，也没有神迹，因而言词激烈地抨击基督教对思想的禁锢和对华传教的荒唐。他推崇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孔子乃“世界上个伟大的不可知论者。”中国因为没有《圣*》，所以逃脱了正教强加给欧洲的诸多苦难。实际上，他对天主教和新教一概表示蔑视，举发传教士的劣行，冷嘲热讽，不遗余力。例如，他声称，没有用刀尖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传教却是凭借着真正的炮舰，因而，“鸦片要比这样传播的有关基督教的真理干净得多。”他引用新教传教士的说法，影射徐家汇天主教学校是在“偷运孩子”。甚至在提到租界圣三一教堂的大钟不准时，都要奚落一句“罪人们按照每周航运的信号而行，圣徒们遵循靠不住的教会大钟。”他还暗示，中国官绅对西方的警惕、排斥，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教士的活动引起的。这是否与兰宁的共济*背景有关，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兰宁不但是共济*出资的西童公学首任校长，而且在本卷中还用一定篇幅介绍了上海共济*的早期活动。但即便如此，一部官方正式资助的史书中出现这么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却无论如何令人惊讶。至少，这提出了一个工部局与传教士、大班们与宗教信仰存在着怎样关系的重大问题。

……

《上海史》是用英文写成的*部翔实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其*特点是资料扎实。书中资料来源于工部局档案、《北华捷报》等报纸，还有当时人的记载。兰宁、库寿龄两人都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有比较广泛的了解。书分两卷，上卷包括两个部分，*部分主要是历史大背景资料，第二部分从上海开埠前的时代背景写起，写到上海本地，如何开始有租界，以及租界各方面的情况，叙事截至1857年。下卷叙述1857至1900年的上海历史，既有按时间先后排列的，也有按事件类别划分的。

兰宁（George Lanning，1852-1920），英国人，上海公共租界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英华书院总教习、上海西童书院院长，参与上海租界教育体系的筹划。1906年起接受工部局聘请撰写《上海史》，1920年1月尚未完成即谢世，由库寿龄接手完成。除了《上海史》，他还著有《闲话中国鸟兽》《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等。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英国人，1905年来上海，任亚洲文会名誉干事与编辑，后代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曾编纂《中国百科全书》，1919年获得法国儒莲汉学家纪念奖金。他在兰宁之后继续编写《上海史》，可惜也于1922年6月去世，之后的工作是由其遗孀库寿龄夫人完成的。朱华，史学硕士，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副校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与教学。有一定的专业英语笔译经验。译文《商民协会的解散与党治的失败》、《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曾分别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第24辑。

目录

部分

1、中国和西方

2、两项特别比较

3、过去的中国政府

4、中国的宗教信仰

5、基督教在中国

6、语言证据

7、法律的相似

8、十九世纪的对比

第二部分

9、自然环境及其精神影响

10、与西方的交往

11、东印度公司

12、英国使团

13、垄断贸易

14、中国水域的英国航运

15、商馆中的生活

16、风暴的汇聚

17、风暴的汇聚（续）

18、林大人与义律上校

19、毒品的故事

20、战争

21、是一场鸦片战争吗

22、其他战争问题

23、治外法权的基础

24、治外法权的实行

25、美国与广州的联系

26、南京条约

27、美国条约

28、扬子江的礼物

29、上海的古代与前辈

30、夺取吴淞

31、占领上海

32、租界生活的开端

33、早期的立法努力

34、紧张的岁月

35、万国商团诞生和泥城之战

36、工部局问世

37、走私犯的天堂

38、走私犯的天堂（续）

39、帝国海关

40、东西方的贸易变迁

41、领事与领事

42、商会

43、上海航运

44、上海航运（续）

45、上海货币

46、早期的贸易经历

47、三大商品

48、金融

49、社会生活

50、宗教和教育

51、通信交通

52、“法租界”

53、有影响的商行和著名人物

附录

索引

译名表

《上海史》是用英文写成的*部翔实记载19世纪上海租界历史的著作，其*特点是资料扎实。书中资料来源于工部局档案、《北华捷报》等报纸，还有当时人的记载。兰宁、库寿龄两人都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有比较广泛的了解。书分两卷，上卷包括两个部分，*部分主要是历史大背景资料，第二部分从上海开埠前的时代背景写起，写到上海本地，如何开始有租界，以及租界各方面的情况，叙事截至1857年。下卷叙述1857至1900年的上海历史，既有按时间先后排列的，也有按事件类别划分的。

兰宁（George Lanning，1852-1920），英国人，上海公共租界著名教育家，曾任上海英华书院总教习、上海西童书院院长，参与上海租界教育体系的筹划。1906年起接受工部局聘请撰写《上海史》，1920年1月尚未完成即谢世，由库寿龄接手完成。除了《上海史》，他还著有《闲话中国鸟兽》《新中国的各种旧势力》等。库寿龄（Samuel Couling，1859-1922），英国人，1905年来上海，任亚洲文会名誉干事与编辑，后代理上海麦伦书院院长。曾编纂《中国百科全书》，1919年获得法国儒莲汉学家纪念奖金。他在兰宁之后继续编写《上海史》，可惜也于1922年6月去世，之后的工作是由其遗孀库寿龄夫人完成的。朱华，史学硕士，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原副校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上海史的研究与教学。有一定的专业英语笔译经验。译文《商民协会的解散与党治的失败》、《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曾分别发表于《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第2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