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经记（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

本书乃是对中国经学遗迹的寻访之旅，关于经学的价值所在，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在其专著《中国经学史》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经，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

由此可知，经学涉及到了多个学科，为此，也就成为了中国人文学科的标准所在。它几乎涉及到了中国思想界的方方面面，并且成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标准。为此，本田成之在其专著中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总之在中国，一说到学问，指屈的就是经学。总括中国古来书籍的《四库全书》，库就是经学。历代帝王或者宰相，其经营天下的理想标准，必得是从经学上来的。评价人物甲乙的标准，也是以合于经学上的理想为归。作为中国人日常风俗习惯的规范，大部分在经学上也有其根据。在中国，不问其为国家与个人，其生存的目的、理想，如果不是在经学上有其根据，即不能承认其价值。这样看来，经学实是中国的权威者，从其内容来说，它是中国哲学、宗教或政治、文学的基础。”

既然经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故而在此首先要澄清一些概念，也就是经与经学、经学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一、何为经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经”就是“织”，而“织”又是什么？许慎又称：“织从丝也”，这里的“从”字当为“纵”，乃是与“纬”相对而言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称：“织之从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如此说来，经的本意乃是纵丝。班固在《白虎通》中则把“经”字解释为“常”：“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刘熙在《释名·释典艺》中结合了这两种说法：“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孝经序疏》中引皇侃所言：“经者，常也，法也。”由此可知，经乃是指万古不变的法则。可见能够成为经的书，在典籍中有着何等崇高的地位。

然而后世所见“经”字早之出处却并非专指儒家经典，《国语·吴语》中有一句：“建旌提鼓，挟经秉枹”，这句话中有一个“经”字，关于此字的意义，韦昭在《注》中称：“经，兵书也”，由此可见，这里的经乃是指古代的兵法典籍。除此之外，古代的医书中有《黄帝内经》，另外还有《扁鹊内经》《难经》《道经》等等，看来在上古时期，经乃是指各行各业的名著，而并不单指儒家经典。晋张华在《博物志》中称：“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但什么人才能称为圣人，他未作解释。

对于“经”字，后世还有一种解释：“经”乃是指古代的官书，因为这样的官书尺寸，每一根竹简的长度为二尺四寸，而“传”的长度则为八寸或者六寸。而这些竹简需要用线或者皮绳连缀起来，因此这种大尺寸的简牍就被称为经。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在称：“案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章太炎的这段话，也是指的经之本意。到了何时经才专指儒家经典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然而先秦著作中，已经常引用儒家经典—《六经》的具体名称，此至少说明：“经”虽然并非专指儒家经典，但儒家经典已然是“经”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则称：“有人将‘经’视作先秦的官书，或孔子著作的专名，都是同先秦的历史实际不符的；所谓的‘经’，只是先秦各家各派以及官府的重要著述与典籍而已。”

二、何为经学

“经学”一词的早出处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宽）见上（武帝），语经学，上说之。”何为经学？郑杰文、傅永军主编的《经学十二讲》一书，其讲乃是董治安、郑杰文的《经学的产生》，该书在谈到“经学”一词时称“经学，即治‘经’之学，是以诸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

对于“经学”一词的解释，吴雁南、秦学颀、李禹阶主编的《中国经学史》称：“经学是解释、阐明和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而马宗霍、马巨所著《经学通论》中则称：“所谓经学，简言之，即传授与研究儒家经典之学。”

关于经与经学之间的关系，李源澄在其所著《经学通论》中称：“经学之经，以‘常法’为正解，不必求‘经’字之本义。然经学虽汉人始有之，而经之得名，则在于战国之世。故常法为经学之本义，而非经之达诂。近世释经义者皆释经字之义，而非经学之经之义也。”

既然经学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之学，那么，何为儒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高。”

班固在这里的所言乃是指儒家的出处，他认为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而法家出于理官，墨家则出于清庙之守。对于这样的说法，胡适在《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中提出了质疑，而钱穆则认为儒乃是术士，他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言中称：“儒为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士。古人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通六艺，即得进身贵族，为之家宰小相，称陪臣焉。孔子然，其弟子亦无不然。儒者乃当时社会生活一流品。”

对于“儒”字的本意，章太炎在《原儒》中称：“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何以明之？鸟知天将雨者曰‘鹬’，舞旱嘆者以为衣冠。鹬冠者，亦曰术氏冠，又曰圜冠。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看来“儒”字的本意乃是指向天求雨，与当时的巫、祝并称。既然如此，儒家何以能从巫、祝之流脱颖而出，使“儒”字成为后世所指的特定含意呢？马宗霍、马巨在《经学通论》中说：“所谓儒，在上古之时本是巫、史、祝、卜的通称，尔后成为孔子学术流派的专称，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又逐渐演变而成读书人的通称。”

看来，孔子的出现才使得这个混杂的派别出现了独立的面目，因此王博在其所著《中国儒学史·先秦卷》中称：“儒家的产生，当然是以孔子为标志。”而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则明确地说：“经学开辟的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但蒋伯潜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能涵盖孔子对中国学术史的全部贡献，他在《十三经概论》中称：“故孔子不仅为儒家之始祖，实开十家九流之先河；而其六经，则古代道术之总汇，非儒家所得而私之也。”

可见，孔子创造了儒学，又修订了经学的经典—《六经》，由此而有了经学。自此之后，经学成为了儒家核心经典的代名词。李源澄在《经学通论》中称：“经学者，统一吾国思想之学问，未有经学以前，吾国未有统一之思想。经学得汉武帝之表彰，经学与汉武帝之大一统政治同时而起，吾国既有经学以后，经学遂为吾国人之大宪章。”而董治安、郑杰文在其文中亦称：“西汉前期，由于‘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家地位空前上升，儒家所尊崇的《易》《诗》《书》《礼》《春秋》等，遂由本门学派之经，一变而成为王朝治国的要典，成为天下之经，并且被正式赋予‘经’名。于是，由此所谓之‘经’，就成为几种特定儒家典籍的专指与特称，与此外的一般著作已判然有所不同。扬雄《法言·学行》篇云：‘书与经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就明确把‘经’（几种儒家经典）与‘书’（此外所有著作）区别开来。”

三、经学典籍的组成

《庄子·天运》篇称：“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述也，岂其所以迹哉！……’”此为流传至今“六经”一词的早出处，可见，早的经学是由《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所组成，故后世简称其为《六经》。

但是，孔子的这段自称用了一个“治”字，正是因为这个字，后世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这种争论就是对“治”字的不同理解：孔子究竟是撰述了《六经》，还是编辑了《六经》？不过从老子的“光迁之陈述”可知，《六经》是在此之前就已有存在的历史资料，所以有人认为孔子对于《六经》而言，只是编辑而非著述。更何况有人强调，孔子曾说过“述而不作”。如何解释孔子的这段话？我在文中还会细谈，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孔子跟《六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蒋伯潜在《十三经概论》中称“孔子自承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学者（见《论语·述而篇》）；其于五经，似亦为整理古书之‘述’的工作；但五经之材料虽古已有之，而经孔子加一番赞修笔削理董之手续后，殆莫不各赋以新含义与新生命，则与其谓为‘述’，无宁谓为‘作’矣。孔子所谓‘丘治《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以为文’者，即指此也。故孔子者，经学之开祖也。”

汉武帝在建元五年设五经博士，关于五经的内容，班固在《白虎通》中说：“何谓五经？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与六经相比较，五经少了《乐经》。因此有人说，《乐经》到汉武帝时失传了。然而《汉书·武帝纪》中的赞语中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而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则称：“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看来，到汉武帝时，《乐经》还未失传，更何况《汉书·王莽传》中明确地写道：“立《乐经》。”

如此说来，到西汉、东汉之交《乐经》仍然存在，既然如此，那汉武帝为什么只设五经博士而不设六经博士呢？马宗霍、马巨的解释为：“其实，《武帝纪》赞所谓‘表章六经’，只是套用一个习惯用语以泛指儒家经典，倘若汉武帝所表章者确实为六经而不是五经，为何仅仅设立五经博士而不曾设立六经博士？颜师古之注，仅就字面而言，与史实无涉。至于致力于复古的王莽新朝之设立《乐经》，语焉不详，内容无从考核，充其量只能说明王莽之时有《乐经》，不足以证王莽时之《乐经》即先秦《乐经》之遗留。”

可见，《乐经》到汉初时已经失传了，因此六经就变为了五经。而到了后汉之时，五经又变成了七经，《后汉书·赵典传》中注引《谢承书》称：“典学孔子七经……受业者百有余人。”然这段话中，并未点明七经所指。夏传才在《十三经讲座》中称：“经过一段实验、探索的过程，到东汉通行的七经是：《易》、《诗》、《书》、《礼》、《春秋》、《论语》、《孝经》。”何以要在五经的基础之上添加《论语》和《孝经》呢？夏传才在文中有如下解释：“东汉除立五经为官学外，又规定《论语》、《孝经》为学生识字后的书；治五经者，可以诸经并治，也可以专治一经，但《论语》、《孝经》人人非读不可。后来干脆就合称为七经。”

到了唐初，又有了九经之名，对于九经的详目，除了五经之外，《礼经》一分为三，成为了《仪礼》、《周礼》和《礼记》，而《春秋》同样也一分为三，成为了《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此六经再加上《易》、《书》、《诗》三经，合在一起成为了九经。然这九经中却没有包含在汉代已经立为经的《论语》和《孝经》。

为何又去掉这两经呢？夏传才认为《论语》基本上是孔子的语录集，《论语》的地位始终是跟随孔子的地位相升沉。在唐代初期，孔子的地位不如汉代那么高，因为唐太宗推崇老子，所以《论语》也就不被人所重视。《孝经》的核心内容是维护封建宗法制的孝道，强调的是嫡长子世袭制，而李世民杀掉哥哥，又逼迫父亲让位，他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当然不重视《孝经》。而唐玄宗消灭了韦氏集团后，才得以继位，为了巩固政权，所以他强调以“孝治天下”，所以《孝经》到他那时才再次得到了推崇。因此，唐初所说的九经中也就不包含《论语》和《孝经》。故《初学记·文部·经典》引文中称：“《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曰‘三礼’，《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传，与《易》《诗》《书》通数，亦谓之‘九经’。”

九经之后又有了十一经之说，十一经的来由本自于五代时蜀主孟昶，他在四川石刻了十一经。这十一经中除了九经之外，他加入了《论语》，但是却没有加入《孝经》，同时十一经中次把《孟子》列了进去。到了唐代后期，文宗开成二年，皇帝又下令石刻十二经，而后将这些刻石立在了国子监门前。这些石经被后世称为“开成石经”，所包含的十二经为：“《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由此可见，十二经中没有包含《孟子》，而添加了《尔雅》。到了宋代，《孟子》一书广受重视，故该书又被列入了儒家的核心经典，从此之后这些经典被并称为《十三经》。后世对儒学经典的研究，都是本着《十三经》而展开者。故而，《十三经》的出处以及《十三经》的研究者，就成为了《觅经记》一书的寻访目标。

四、六经的作用

孔子何以要治六经？《庄子·天下》篇中有如下一段表述：“古之人其备乎！……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在这段话中，庄子分别讲述了六经的作用，《小戴礼记·经解》中有如下说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而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又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由这段话可知，六经又名六艺，而孔子编纂和研究每一经都有着深刻的含义。对于这些含义所在，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有着如下的阐述：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进入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讲道：“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班固在这里用五常来跟五经相匹配，但五常乃是仁、义、礼、知、信，而与六经相匹配则少了《易经》，对于此经，班固认为《易经》为其他五经的“原”，所以不与五常相配。但《易经》为什么是五经之源，他未作出解释。

关于六经的内容，夏传才在《十三经讲座》中称：“六经本来是古老的文献，《易》是古代占筮用书，《书》是三代历史档案文献，《诗》是周代诗歌总集，《礼》（指《仪礼》）是残缺不全的周、鲁各国礼仪的记录，《乐》早已亡佚不论，《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既然六经的内容涉及了这么多方面，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来编纂这六部书呢？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经学史》中称：“孔子创办私学，长期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典籍作为教材，即使在此之前有一些传本，也不可能完全符合其教学的需要。因而，按其教育的指导思想，对上述六种典籍进行整理、编订，是很容易理解的，犹如今天编讲义或课本一样。”

既然孔子编纂六经的目的是为了讲课，那他的编纂思想是怎样的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认为：“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

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