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注要义(精装新版)

注家難得。

“選詩固難，注詩尤難，非學識大過於人焉能及此哉！”杭世駿《李義山詩注序》中亦云：“詮釋之學，較古昔作者尤難。語必溯源，一也；事必數典，二也；學必貫三才而窮《七略》，三也。”指出注詩要溯源數典，須有大學識者。洪邁《容齋隨筆•續筆》云：“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沈欽韓《王荆公詩李壁注勘誤補正•自序》云：“李注亦云贍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盡，概從缺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聞，又時代不甚遠，洵乎注書之難。”意謂古時大學問家注書猶有不足及失誤之處。

“主”與“客”兩因素。所謂“客”，是指注家自身所具的客觀條件。所謂“主”，是指對詩歌文本的主觀理解。理解，是注釋的首要之義。如陳寅恪《讀哀江南賦》所云“其所感之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較多”，這種感受能力，既源於天賦，亦有賴於後天的勤勉，志存高雅，博覽玄思，方得養成。顧隨《駝庵詩話》謂“人可以不作詩，但不可無詩心，此不僅與文學修養有關，與人格修養也有關係”，古來不少專家學者，極其聰明，讀書也多，自身所具的條件似乎甚好，但偏偏就缺乏“詩心”，缺乏審美的能力，對詩歌不敏感，無法領悟獨特的詩性語言，無法判斷其文辭的優劣美惡，可稱之爲“詩盲”，而這些缺乏想象力的飽學之士偏偏又去研究、注釋詩歌，强作解人，其效果可想而知矣。這真是既無奈又難以說得清楚的問題，可爲知者道，難爲外人言。

“注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偶不虛不公。”這是對注者的基本要求，一是博聞，多讀書，知識廣博；二是精識，善於鑑別，正確理解；三是公正，避免偏見曲解。郭紹虞亦云：“昔人謂史家要有才、學、識三長，我以爲注家也是如此。”（

“讀書人”在內，已經不大讀“書”了，學者不學，更成爲高校文科的癥結，研究者每倚仗電腦，搜索網絡資料，黏貼成文，並以此爲能事。作爲一位注釋家，一位社會的文化傳承者，須博聞多識，貫通古今，解讀“四部”之要籍，有深厚扎實的學問功底，對中國傳統文化有總體的認識。《論語•陽貨》論學詩，强調要“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多識”二字，正是注釋的根基。《禮記•曲禮上》：“博聞强識而讓。”又《儒行》：“夙夜强學以待問。”注釋之學，亦待問之學，猶如領徒授業，注釋成書的目的，也是爲前人發覆，爲來學祛惑。章學誠《校讎通義》敘中提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說，《又與正甫論文》中，又分論“功力”與“學問”之義，略云：“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途轍多端，實皆學者求知所用之功力爾。即於數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闡古人精微，下啟後人津逮，其中隱微，可獨喻而難爲他人言者，乃學問也。”韓愈是位大文章家，他在《答侯繼書》中，對自己“終未聞通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而愧悔。陳澧《東塾雜俎》亦云：“《六經》、百氏之書，有大義所極，意義所歸，亦有物名、器械、詁訓、章句、禮樂、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有一不明，則其事有缺。”韓愈與陳澧都是學問家，學養淵深，自知多聞博識的重要性。

注釋，屬於學術基礎建設工作，實際上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它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識學問。惟有通識，方有卓識。中国古典詩歌，衆體兼備、題材寬廣、寓意深刻、格調高雅，是世界文學發展史上的奇迹。然而，要真正準確讀懂古詩涵義，領悟古詩的意境，則必須從作者的生活經歷、寫作背景、創作意圖、語言風格、訓詁字詞、用典出處、前人注釋、版本考訂等等方面去綜合解讀與賞析。因此，注釋古典詩歌，至少要具備古典文學、古典文獻學、歷史學等各學科知識的基礎與積累。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謂“采銅於山”，可理解爲大量的、繁重的原始材料準備工作。古人煉礦成銅以“鑄錢”，猶注家以其智力、能力、學力、功力去完成注釋的過程。從版本的搜集，資料的整理、史實的考據到字句篇章的解釋、評論，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古代的傑出詩人，大都是飽讀詩書的，經史子集，四部兼通。即如李白那樣放浪不羈的詩人，也自言“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藉書，製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李白爲詩，用典甚多，絕非一覽可了，更不用說杜甫、蘇軾等資書爲詩的詩人了。當代的學者也許不可能有古人那樣的博學，但也應有豐富的文字、語言、文學的以及古代文化的知識儲備。注家須培養多方面的興趣，廣泛涉獵各種書籍，具備較爲寬闊的知識面，並學會在注釋過程中，通過一些手段獲得與古人相應的知識。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云：“觀天下書未遍，不敢妄下雌黃。”吳孟復在《古籍研究整理通論自序》中引林雲銘云：“注書是古今大難事，大抵要讀得無數書在胸中，方理會得一部來；讀得全部在胸中，方理會得一篇來；讀得全篇在胸中，方理會得一段一句來。”以說明注書之不易，而“理會”二字，實爲注釋之要者。陳寅恪《楊樹達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續稿序》云：“古來大詩人，其學博，其識卓，彼以其豐富卓絕之學識發爲文章，爲其注者亦必有與彼同等之學識，而後其注始可信。否則郢書燕說，以白爲黑，其唐突大家已甚矣。”張爾田《史微•經辨》謂明乎“古人作詩之例”，方可治詩。古人作詩，每篇有每篇之“主義”，注家亦須明確。焦循《辨學》一文，論著書者有所謂“叢綴”之學，學者“博鑑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注釋之學，亦庶幾近之。注詩者宜涉獵群書，時刻留意，隨手摘錄，以備取用，功不唐捐，勿以此爲餖飣獺祭之事而鄙薄不爲。有時注某詩某典出處，遍翻載籍，甚至經年不得，一日偶讀一書，其典則赫然在焉，“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欣悅之情，實難爲他人道也。 

“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注家須是通才，既要博學，還要學有專攻，經過長期的專業訓練，掌握一套完整的方法，纔能做好注釋工作。鄭樵《通志•藝文略》謂杜預解《左傳》，顏師古解《漢書》，皆因應本人學問之長處，“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注家須充分發揮所長，力避所短，纔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所謂專攻，對於詩歌注釋來說，主要有兩方面，一是古文獻學知識，一是詩學。吳孟復指出：“研究文學的人，往往忽視語言文字”，而“治語言文字者，亦視箋疏爲小技，薄而不爲”。（

“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目的，其基本知識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目錄之學，學中緊要事，必從此問塗，方能得其門而入。”汪國垣《讀書舉要》又云：“目錄者，綜合群籍，類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錄學者，則非僅類居部次，又在確能辨明源流，詳究義例，本學術條貫之旨，啟後世著述之規，方足以當之。”注家通過書目，找到所需的書籍，通過書錄，了解書的內容和價值，選擇值得去研究和注釋的詩家詩作。還有學會使用索引，檢索有關資料。

“底本選對，事半功倍”，故須具版本學的知識。

“校勘之學，爲清儒所特擅，其得力處真能發蒙振落，他們注釋工夫所以能加精密者，大半因爲先求基礎於校勘。”注家校勘的目的，是要恢復原書的本來面目，確定或重造一個可供注釋的底本或定本。校勘古籍，也應懂書法。現存的詩歌文獻，有不少是手稿或鈔本，整理這些文獻，宜有文字學方面的知識，熟悉篆、隸、行、草等書體。此外，還有一些刻本，其題辭序跋等往往是手寫體的，也有整本是寫刻的，如不懂書法，則極易出錯。

此外，辨僞、輯佚、鑑藏等方面的知識也非常重要。

“一分真僞，而古書去其半。”在古人的集子中，時有羼入僞詩或他人之作，須一一考出；甚至有些集子整部都是僞作，如《全唐詩》中有牟融詩一卷，陳伯海《唐詩彙評》已疑其爲元、明人所僞，陶敏、劉再華《〈全唐詩•牟融集〉證僞》一文，謂牟融本無其人，更逐一考證僞作所從出。此文已發表多年，時至今日，牟融尚未被徹底除名。辨僞必須有確鑿證據，不應光從作品的藝術水平及語言風格上作推斷定論。如李白《姑熟十詠》詩，蘇軾疑其“淺近”，孫邈謂“聞之王安國，此乃李赤詩”，如此之類的猜想及傳聞，皆不足以爲憑據。設疑尚可，如陸游謂其“决爲贋作”，則純屬武斷矣。

“完璧”矣。近日又見申聞《王觀堂應制題畫詩》一文，略云：“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宋元書畫，於元人錢選《蘭亭觀鵝圖》卷後，偶見王國維於民國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