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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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罗伊·波特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92174
出版时间2018-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49元
货号25278482
上书时间2024-10-2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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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导言与鸣谢20世纪60年代晚期，彼得·盖伊（Peter Gay）对18世纪思想进行精辟研究的两卷本大作《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61］问世。盖伊先后担任过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在这部虽近千页但写得简明生动的书中，盖伊对启蒙运动时期尤其是它所引发的问题和代表人物进行了全面研究。书后所附250页的“书目短评”则对这一主题已有的庞大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点评。盖伊写作的时期正值启蒙运动研究蓬勃发展之时。在盖伊作品出版后的30年里，大量新的论著相继问世，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并不断挑战传统认知，以至于让人怀疑与盖伊研究成果类似的著作在今天能否以不多于四卷或五卷的篇幅完成，而且参考书目本身就足以构成一卷。况且谁愿意写呢？鉴于学术界对于启蒙运动的关注已大大提高，因此冀望在100页的篇幅里写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显得愚不可及。不过，这种尝试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少有学生能够轻易地获取浩如烟海的新出专著，以及日益增多的专业学术期刊。后者所涵盖的领域多种多样，如文学研究、文化史、社会史、妇女研究、思想史、宗教史、科学史等。甚至很少有图书馆能够完整地收藏伏尔泰基金会为重要的一系列出版物，这一系列现在已出版大约400种。作为一本导读性质的小册子，本书只能谈及上述研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即便是书后所附的 “”也无法将全部相关论著一一列出。更确切地说，我的处理方式是介绍上一代学者如盖伊［59；60；61］、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72］、莱斯特·克罗克（Lester Crocker）［44; 45］、亨利·梅（Henry May）［103］、玛格丽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84; 85; 86］、多琳达·乌特勒姆（Dorinda Outram）［109］、J. G. A.波科克（J. G. A. Pocock）［116; 117; 118］等人具有代表性的同时也容易获取的专著中提出的有关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和问题，并评估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有效，或者反过来看看现在需要对其进行怎样的修正。在某些领域，新的研究已经揭示出了关键性的新信息。而在其他领域，我们对于在有关思想、观念和文化的历史中何为重要问题的认识也已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也应该会认可的发展：在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名作《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的序言里，就曾出现过有必要创造出全新类型的知识以满足新世界需要的论述［92; 125］。因此，我的目标是解释性的、批判性的和史学史的，但我也尽量避免让本书成为一篇实质上只是对近来的学术研究略做点评的“研究综述”。确切地说，我是要尽力写出一部能自圆其说的独立作品。读者会发现下文的章节很少涉及“旧制度”、开明专制或者法国大革命的起源等问题，这不是因为我认为它们与本书主题无关，绝非如此。其原因是本丛书已收录有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52］和蒂姆·布兰宁（Tim Blanning）［27］的优秀著作来讨论这些主题。我衷心感谢本丛书的编者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和约翰·布勒伊（John Breuilly）在本书完稿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鼓励和批评。马克·戈尔迪（Mark Goldie）、玛格丽特·金内尔（Margaret Kinnell）、西尔瓦娜·托马塞利（Sylvana Tomaselli）、简·沃尔什（Jane Walsh）、安德鲁·韦尔（Andrew Wear）以及鲍勃·沃尔夫森（Bob Wolfson）也在本书成书过程中提供了意见。他们的热心帮助使我避免了许多错误，谨致以诚挚的谢意。出版人瓦妮莎·格雷厄姆（Vanessa Graham）在10年前本书版出版过程中极富耐心地给予了支持，特卡·巴格利（Terka Bagley）则为此次第二版的印刷出版做出了同样的贡献。这一版让我有机会纠正上一版的错误并得以讨论的学术动向，此外也补充了50条参考书目。我还要感谢韦尔科姆信托x的理事们在过去的20年间为我在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工作环境。谨以此书纪念这家非凡的机构。用词说明启蒙作家们通常使用带有性别歧视的语言，例如“（男性）文人”（man of letters）。这种用法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毕竟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作家都是男性。为此，本书将不会严格遵循现代政治正确的用法。
导语摘要
启蒙运动决定性地开启了欧洲思想世俗化的进程，它宣扬理性与批判性思维，思想、宗教和言论自由，科学的价值，以及对进步的追求，至今影响深远。然而，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思想统一的运动。历经整个18世纪，运动的侧重点不断发生变化；伏尔泰、狄德罗、休谟和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共识与分歧并存；各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和宗教宣言也不尽相同……
《启蒙运动》作者罗伊·波特用优美流畅的笔触，理清了启蒙运动中这些复杂难明之处，提供一种新的综合视野来审视这场运动的多个层面。只有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话和偏见，我们才能重新评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作者简介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的主任、医学社会史教授。主要研究18世纪的医学史、精神病学史和启蒙运动，被视为与福柯齐名的“医学史大师”。其历史写作能够完美融合学术性与趣味性，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里欧·格什奖、英国的沃尔夫森历史奖。著述颇丰，先后编著有100余种书，代表作有《疯狂简史》《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殷宏，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博士。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史有所涉猎，译有《塔中书》《神圣罗马帝国，1495—1806》等书。
目录
目?录
关于注释 ／2
导言与鸣谢 ／3
1?什么是启蒙运动？ ／1
2?目标：人的科学 ／19
3?启蒙运动的政治 ／37
4?以理性改革宗教 ／49
5?谁参与启蒙运动？ ／65
6?统一性或多样性？ ／81
7?运动或是思想？ ／97
8?结论：启蒙运动是否重要？ ／111
／121
索?引 ／152
内容摘要
启蒙运动决定性地开启了欧洲思想世俗化的进程，它宣扬理性与批判性思维，思想、宗教和言论自由，科学的价值，以及对进步的追求，至今影响深远。然而，这并非一场简单的、思想统一的运动。历经整个18世纪，运动的侧重点不断发生变化；伏尔泰、狄德罗、休谟和卢梭等启蒙哲人的思想，共识与分歧并存；各国启蒙运动的政治和宗教宣言也不尽相同……
《启蒙运动》作者罗伊·波特用优美流畅的笔触，理清了启蒙运动中这些复杂难明之处，提供一种新的综合视野来审视这场运动的多个层面。只有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话和偏见，我们才能重新评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
主编推荐
罗伊·波特（Roy Porter，1946—2002），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医学史研究所的主任、医学社会史教授。主要研究18世纪的医学史、精神病学史和启蒙运动，被视为与福柯齐名的“医学史大师”。其历史写作能够完美融合学术性与趣味性，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颁发的里欧·格什奖、英国的沃尔夫森历史奖。著述颇丰，先后编著有100余种书，代表作有《疯狂简史》《历史上的药物与毒品》《剑桥插图医学史》等。
殷宏，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博士。对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史有所涉猎，译有《塔中书》《神圣罗马帝国，1495—1806》等书。
精彩内容
1?什么是启蒙运动？200多年前，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l?rung?）的论文。对康德来说，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的终成年，也就是人类意识脱离了无知与错误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这一心智解放的过程在他的一生中都积极地进行着。知识——对自然的理解以及人类的自我认知——的进步会推动这一伟大的飞跃过程继续向前。“敢于认知”（Sapere aude）就是康德从古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作品中借用的格言。但在今天，只有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能够像康德那样自信地宣称，我们现在所知道的18世纪的启蒙运动，由当时主要的知识分子和宣传家们提出的一系列的“进步的”和“自由的”思想与观念，毫无疑问标志着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历史学家有理由对出自过去发言人口中的这些口号提出质疑。无论如何，“圣徒与罪人”的历史故事，讲述了高瞻远瞩的“英雄们”杀死反动的暴君和顽固分子以创造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场景，现在看来是充满派系观念和偏见的。想要在启蒙运动中找到一个人类进步的完美方案是愚蠢的。认为启蒙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探索则更为合理。长期以来，这场运动一直在遭受批评，尤其在英国。“理性的时代”——这一传统上用来描述18世纪思想的合成术语——被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斥为一个充满肤浅和呆板观念、对抽象理性的力量总是骄傲而自负的思想家的时代。（人们认为，启蒙时代的人相信）理性本身就可以提供关于人类、社会、自然和宇宙的所有知识，能够促使他们发起对政治和宗教现状的批判，而且重要的是，能够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提供基础。然而，世界远比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坐在椅子上空想的情形要复杂（后来的浪漫主义者也如此认为），尤其是想象力、感觉、传统与历史的有机力量，以及关于灵魂的神秘现象。启蒙运动时期的学说有时是可笑的，有时是有吸引力的，但总体上是肤浅的，其危险的程度令人恐惧。它大肆夸耀的博爱主义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及其后违反人性的罪行的发生（许多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如此认为）。今天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冷漠无情的批评家们仍然持有类似的观点［126; 146; 160］。在19世纪，很少有人善待“理性的时代”。浪漫主义者认为它是没有灵魂的，保守主义者则批评它过于激进，与此同时，激进主义者则因为发现其领导者尤其是伏尔泰本质上是世俗的精英主义者和沙龙的健谈者而非革命活动家而感到哀伤。只有在20世纪，当我们了解到思想与行为之间真实存在的复杂关系之后，我们才逐步体会到了启蒙运动微妙的讽刺意味。首先，现在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将18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具有极大的误导性［61］。在那个世纪，许多的知识分子本身都不认同17世纪信奉理性主义且建构起整套体系的哲学家，尤其是笛卡儿（他认为“清晰、判然的观念”对于理性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和莱布尼茨。他们批判这些17世纪理性主义者的程度之激烈，如同他们反对初在中世纪由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所创立（“托马斯主义”）、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理性主义经院神学一般，后者在他们眼中只是文字的诡辩而已。在牛顿自然科学大受认同的背景下，启蒙运动时期的“男人们” 认为经验和实验，而非先验的推理，才是获得真知识的关键［135］。人本身不仅是思考的动物，也是感觉的动物。诚如同戈雅所说，“理性沉睡，心魔生焉” ，但是如果离开了经验和感觉，理性也同样会走向谬误与荒诞，这一点伏尔泰在其哲理小说《老实人》（Candide，1759）之中，就以讽刺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书中的配角人物邦葛罗斯博士（Dr. Pangloss）盲目相信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主张，认为“在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在走向美好”，结果他却对于在他“好的鼻子”底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残忍与痛苦之事完全视而不见［61: vol. 1，197; 158］。如同盖伊所强调的那样，启蒙运动的支持者们既非认为理性等于一切的理性主义者，也非让感觉、信仰、直觉和权威来控制其判断力的非理性主义者［61: vol. 1，127f.］。他们批评所有这些过于简单化的思想，因为他们重要的身份是批评家，目的是要将人类的理智用作理解人性、分析人的社会存在以及人所处自然环境的工具。这样的认识将会为一个更美好世界的建立奠定基础。他们自称“哲人”，该词的法语形式为philosophes，由于该词没有一个准确的英语单词来对译，因此下文将以该词作为这一群体的名称［偶尔也会用德语的“启蒙者”（Aufkl?rer）一词］。不过，我们切勿认为他们类似于今日典型的哲学教授，后者只会在其学术的象牙塔中为词语之间的细微差异而感到痛苦。确切地说，他们是世俗之人——报刊编辑、宣传家、激进主义者，不仅试图去理解世界，而且还要去改变它。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的《百科全书》将“哲人”定义为“摒弃偏见、传统、普世的共识与权威——一句话，所有禁锢人们头脑之物——并敢于为自己而思考”的人。伏尔泰挺身而出，参与抗议18世纪60年代一系列名噪一时的司法案件中法律不公的运动；哲人兼经济学家的杜尔哥（Turgot）还曾一度担任法国的财政大臣；美国重要的知识分子、费城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则使得电学为人所知，不仅发明了双焦眼镜和避雷针，还在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7; 103］。在往日，哲人们被嘲讽为独断的系统建构者，只会沉迷于自鸣得意的经济方案以及“存在于大脑中的空虚乌托邦”，然而，对狄德罗和孔多塞（Condorcet）等知识分子更为全面的了解打破了这种传统印象［19; 125; 164］。重要的是，我们在描述他们的思想时应避免过于简单化。他们经常使用通俗的语言，为的是能在人民当中普及他们的思想。他们经常用口号来表达观点（他们需要如此，以便人民能够倾听），但是，在这些口号的背后存在着许多微妙之意。大约从1760年开始，伏尔泰开始抨击宗教的种种罪恶，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crasez l’inf?me），但如果就此得出结论，认为伏尔泰对所有的宗教全面开战，那就有失肤浅（见下文第4章）。20世纪警察国家的经验应该可以告诉我们，为何哲人们在不同形势下的说话方式不尽相同：他们时而直言不讳，时而为了避免无处不在的审查而以谜语或寓言的形式长篇大论［48］。坦率的谈话并不总是可行或有效。一旦清除掉根深蒂固的神话和偏见，我们就可以开始重新评估启蒙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不过这并不容易。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乐观的环境下，盖伊写出了一部耀眼而同时又富有同情心的启蒙运动著作。他在书中将启蒙运动刻画为一个整体（“只有一个启蒙运动”［61: vol. 1，3］），是由一群大体上相互认识同时又相互欣赏，或者至少熟悉彼此作品的人所发动的。他们来自欧洲的主要国家和英属北美殖民地。他们当中有法国人，如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杜尔哥、孔多塞；有英国人，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有日内瓦人，如卢梭（Rousseau）；有德意志人，如霍尔巴赫（d’Holbach）、康德、赫尔德（Herder）；有美国人，如富兰克林。他们是盖伊所说的哲人的“家族”或“小圈子”的核心人物，活跃于18世纪20年代直到80年代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夕，此时也是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的时期。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他们的贡献只是稍小一点，影响力也仅是稍弱一些：心理学创始人拉美特利（La Mettrie）、孔狄亚克（Condillac）、爱尔维修（Helvétius），功利主义的创立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意大利的刑法学家和死刑刑罚的反对者贝卡利亚（Beccaria），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美国宪政自由权利的缔造者杰斐逊、亚当斯和汉密尔顿等。盖伊也愿意承认，与每一个关系亲密的家族里的成员一样，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分歧，但他强调他们在根本问题上的态度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他们都致力于批判社会不公，揭露旧制度的无能；致力于通过知识、教育和科学，将人类从无知与谬误、迷信、神学教条，以及教士的阴魂影响中解救出来；致力于灌输一种对美好未来充满希望的新态度（盖伊巧妙地称之为“勇气的恢复”［61: vol. 2，ch. 1］）；致力于为创造更大的繁荣景象、更公平的法律、更温和的政府、宗教宽容、思想自由、专业的行政管理，以及更为重要的个人自我意识的强化而投身实际行动之中。正是由于盖伊对这一“博爱党”（Party of humanity）所做的全面的群像描绘，哲人们不再被讥讽为一群脑袋尖尖、卖弄知识的装腔作势之人［59］。不过，盖伊的研究只能作为解释启蒙运动的出发点，而非终点。如果深入挖掘档案文献或者从新的视角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问题依然有待解释。首先就是将军与士兵的关系问题。盖伊做出主要研究启蒙运动当中“伟人”的决定当然是出于对伏尔泰与卢梭等人崇高声誉——在许多人看来是“恶名”——的尊敬。保守派经常谴责这些人物，就好像他们单枪匹马地发动了法国大革命一样。盖伊的策略使他能够深入到表象之下，揭示出他们复杂的一面，他们会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只是书脊上的名字而已。但是，近来的学术研究不再只将目光投向这些“的精英”，而启蒙运动的“温床”则获得了更多的关注。是什么样的文化生活、什么样的作者和读者群让这些巨人得以蓬勃发展？他们的学说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传播到广大的读者那里？谁在他们死后继续完成他们的使命？除了“上层启蒙运动”之外，难道没有一个“下层启蒙运动”吗？难道不存在一个“大众的启蒙运动”来作为对精英启蒙运动的补充吗［47; 84］？这些是第5章将要讨论的问题。是把启蒙运动视为一场主要由一小部分杰出人士充当先锋的精英运动，还是视之为在一条宽广的阵线上汹涌向前的思想潮流，这一选择显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评判这一运动的意义。领导层越小，启蒙运动就越容易被描绘为是一场思想上的激进革命，是用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共和主义、民主、唯物主义等新的武器来与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正统思想做斗争的运动。我们兴奋于伏尔泰怒吼声中发出的伟大呼喊即“消灭臭名昭著的东西”以及“让中产阶级震惊”（?pater les bourgeois），这些口号让教会与国家战栗不已。
媒体评论
“启蒙运动”这一概念的内涵虽丰富但模糊，时常令人难以捉摸、困惑重重。而在本书中，罗伊·波特对启蒙运动做了精彩阐述，简明生动，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德里克·比尔斯（Derek Beales，剑桥大学现代史教授）《启蒙运动》非常值得推荐给普通读者。这类书*难书写，并非任何学养深厚者都能做到举重若轻、深入浅出。但罗伊·波特出色地完成了本书，我们应向其致以敬意。——艾伦·P. F. 塞尔（Alan P. F. Sell，圣大卫三一大学神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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