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

施特劳斯致洛维特

亲爱的洛维特：

为满足您的愿望，谨将上封信结尾手写的几行誊清如下：

重读了一遍您四月十五日的来信，研究了您对我文章的意见。您否认，体系问题可以转为历史分析，除非这种历史解构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述方法，而事实上旧的思维方式在分析者身上仍然是鲜活的。我乐于承认此说，但我认为，而且您也必定会承认，这个条件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已臻于完备，因为我们全都是人呀，我们生活着、呼吸着，跟我们的——可并非“类似动物的”——祖先并无二致，甚至也并没有实现有别于他们的另一些“更高的”功能。我们是在非自然的条件下生活着和思维着的自然的生物，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然的本质，以便通过思维消除非自然的条件（其现实的消除方法一定得考虑到文明人类在下一场世界大战中自我毁灭，而且比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考虑更周到、更透彻）。我们不可能成为“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人”，因为基于容易理解的理由，这是不可能的；您本人对此也表示承认，因为你要“以完美的古代晚期的方式（斯多阿、伊璧鸠鲁、怀疑论者、犬儒派的方式）”进行哲学推理。但是，这些古代晚期的哲学家们——甚至怀疑论者——太教条主义了，您恰恰不可能滞留在他们那里，您必须回到所有这些人的祖师爷苏格拉底那里去，后者却并非教条主义者。后来者的柏拉图主义只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问题之前逃遁。——另外须说明：我并不是正统犹太教徒！

我还要感谢您的两张明信片、您的来信和您的法语文章。您非常尽心地为了我的《霍布斯》一书找家出版商忙碌。可是，我下不了决心写这么一些话。我现在已经有整整一大堆回绝信，种种失望弄得我颓唐不堪，不愿再继续受失望之苦，想宁可将我有限的力气用于研究而不愿耗费于烦恼。所以，我将书稿原样地放着，我并未失去什么，世界也没有失去什么，虽然这本书无疑胜过我迄今所写的一切。

您看，我有点儿垂头丧气了。为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这么说是为了向您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得体地回答您关于尼采的信和您讨论黑格尔的文章。

关于您的文章要说的就这么多：您反复指出，黑格尔是不可超越的现代哲学的终结，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您取得的一大功绩。不过，我认为，黑格尔思想的必然性，只有从17世纪现代哲学的奠基出发，才可能彻底搞清楚。因为，黑格尔只是现代哲学的终结，大概也是基督教哲学的终结，但并非哲学传统本身的终结。与这一差别相关的是，我并不像您一样，如此不怀好感地思考19世纪的学院派哲学：从这派哲学可是产生了现象学呵！

您对尼采的认识大大胜过我，所以，我几乎不敢向您提出异议。我只能说：如果考虑一下创世与天意教条对整个后古代的哲学具有何等决定性意义，便理解要从这个教条下得到解放，只有通过永恒重现说“超人的”努力才可能实现。一旦得到这种解放——从对人类的难以置信的娇惯之下得到解放——，永恒重现说便可以平静地得到传授，前提是：它是真实的，这是宇宙论的中心问题。无论如何，只有在永恒重现说作为可能性被认真对待和容忍的前提之下，才可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推理。这种真正的哲学首要论题却并不是宇宙论，因而它初也并不看重所依据的学说。关于埃默利希对这个学说的批评，我要指出，埃氏也许正确地重述了尼采的意见；我承认，这条意见本身站不住脚。关于从笛卡尔所指的“已在”（！）中得到解脱，请参见我的《斯宾诺莎》一书页168以下。您否认，由于陷于反对基督教和现代性的论战的偏执，尼采背逆了他恢复古代精神的初衷；但您自己也说，这是神学上的负担造成的——只要仔细一些便可看出，这种说法得出的结果是同样的。我为什么没有讨论“执中与适度”呢？因为我知道您这一段话所指的是什么，例如布克哈特。我很乐于相信，布氏是19世纪古代的稳健品格的理想代表，可是，他的哲学推理的论题只有在现代的“非稳健品格”的基础上才可以成立：没有哪个古代哲人是历史学家。这并非基于缺乏第六感，而是因为对适于人所知的东西的意识，以及对何谓“执中与适度”的意识。不，亲爱的洛维特，在布克哈特——这确实办不到。

现在结束我的倾诉。

请读一读斯威夫特的作品，除了莱辛，他是现代自由的思想家。



                                 永远忠于您的

                                          L.施特劳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