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选择

前言

我对他说的后一句话是:“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

1996年夏天,初见戴夫•高德伯格,当时我刚搬到洛杉矶,共同的朋友邀请我们一起晚餐,餐后再去看电影。电影刚开头,我就迅速睡着了,我的头倒在了戴夫肩膀上。后来,戴夫很喜欢把这件事告诉其他——那时他认为,我对他有感觉,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谢丽尔在任何地方都会倚着旁边的人睡着”。

戴夫很快成了我好的朋友,而且洛杉矶对我来说也开始有了家的感觉。他带我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告诉我一些可以避开交通堵塞的小路,帮我制订休闲计划,确保我在周末和假日有事可做。是戴夫,引领我接触互联网,给我听我之前从未听过的音乐。在他的影响下,我变得越来越酷了。在我跟前男友分手的时候,戴夫毫不避忌地安慰我——要知道,我的前男友可是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即使在睡觉时床下都放着上了膛的枪。

戴夫总是说,他对我一见钟情,而且他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我“变得足够聪明,能摆脱其他人”再开始和他约会。戴夫做什么事情总是先我几步,后来我也慢慢赶上了他。那场电影之后又过去了6年半,我们紧张兮兮地安排了一次长达一周的共同旅行。我们都知道,这场旅行,要么会把我们的关系带往一片新天地,要么会把我们的友谊毁得一干二净。又过了一年,我们结婚了。

戴夫是我的精神后盾。每当我觉得沮丧的时候,他都能保持冷静;每当我焦虑的时候,他都会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在我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会帮我厘清脉络。就像所有的已婚夫妇一样,我们的婚姻也有起起伏伏。不管怎样,戴夫总是让我觉得,我被深刻地理解着、我被坚定地支持着、我被全然地深爱着。我一直以为,我将倚着他的肩膀,度过余生。

婚后11年,我们一起去了墨西哥,为我们的朋友菲尔•多伊奇的50岁庆生。我的父母在加州帮忙照看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能够有一个纯成人式的周末,戴夫和我都很兴奋。星期五下午,我们闲坐在游泳池边,用iPad(苹果平板电脑)玩着《卡坦岛拓荒者》游戏(SettlersofCatan)。我赢了,但是我的眼睛不争气地总是想闭上。当我意识到疲劳感不能使我保持胜利果实时,我对戴夫说:“亲爱的,我先睡一会儿。”我退出游戏,蜷起身体睡着了。那天下午3点41分,有人抓拍到一张照片,戴夫拿着iPad,坐在他兄弟罗勃和菲尔旁边,我在他们身前地板的垫子上睡着了,戴夫在笑。

一个多小时之后,我醒了,戴夫却不在椅子上。我和朋友们畅游了一会儿,想着他可能按原计划去了健身房。后来我回房沐浴,发现他也不在房间里,我有一点儿诧异,但并没有放在心上。接着我为晚餐挑选了衣饰,查了邮件,给孩子们打了电话。儿子很不开心,因为他和朋友没有遵守游乐场的规则爬上护栏,戳坏了帆布鞋。他哭着认了错,我告诉他,我欣赏他的诚实,我会和他爸爸讨论一下,要从他的零花钱中拿出多少来买双新鞋。这个四年级的小男生想尽快有个结果,催着我快做决定。我说这类事情需要我和他爸爸共同决定,所以只能第二天告诉他答案。

我离开房间下楼,戴夫不在。我走向海滩,和朋友们会合,戴夫也不在。我慌了,一定有事发生。我朝罗勃和他太太莱斯莉大喊:“戴夫不在这儿!”莱斯莉愣了一下,然后大叫:“健身中心在哪儿?”我示意前方不远处的台阶,我们开始奔跑。直到现在,我仍能体会到当时我的身体和呼吸中心紧张感。此后,再也没有人对我说让我的心脏狂跳的“健身中心在哪儿”这句话。

我们在椭圆机旁边的地板上找到了戴夫,他的脸微微发蓝,偏向左侧,他头下有一小摊血。所有人尖都开始叫。我给戴夫做了心肺复苏,然后罗勃接替了我,医生来了之后,继续接手。

在救护车上的那半小时,是我人生中漫长的30分钟。戴夫躺在担架上,医生在救治。被朋友们安置在前座上的我哭着乞求医生告诉我,戴夫还活着。我不能接受,医院怎么那么远,为什么有那么多车挡住我们的前路。抵达医院后,戴夫被医护人员带进一扇沉重的木门后,我被拦在外面。我和菲尔的太太玛恩•莱文坐在地板上,另一位好友抱着我。

仿佛等了有一生那么久,之后我被带进一个小房间。医生走进来,坐在桌子后面。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医生离开后,菲尔的一个朋友走向我,轻吻我的脸颊:“节哀顺变。”他的话和礼节性的吻令我恍惚地看到未来,我知道,正在经历的这一幕会不断地、不断地、不断地在将来上演。

有人来问我,要不要和戴夫道别。我当然要去说再见,我怎么舍得离开。我以为,只要我待在那个房间,抱着戴夫,只要我不离开,戴夫就会醒来,带我逃离这个梦魇。这时,同样悲痛的罗勃说该走了,我走了几步离开房间,然后又转身跑了回去,竭尽全力紧紧抱住戴夫。后,罗勃慢慢地把我拉开了。玛恩陪着我走过长长的白色走廊,她环着我的腰支撑着我的身体,防止我再跑回那个房间。

我的余生就这样开始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都是我不曾选择的人生,也是我完全没有做好准备的人生。这一切令我无法想象。之后,我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告诉他们爸爸离开了。孩子们尖叫着,我哭喊着。葬礼上,人们说起戴夫时用的是过去时。家里突然出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不断有人来到我身边,草草地吻着我的脸颊,伴之以相同的一句话:“节哀顺变。”

到达公墓时,孩子们下了车,扑倒在地上,一步也走不了。我躺在草地上,在他们痛哭时紧紧地抱着他们。孩子们的表亲也来了,他们和我们躺在一起,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哭泣的人堆。一向保护孩子们远离伤痛的成人们的臂弯,在此刻不再温暖有力。

诗歌、哲学和物理学都告诉我们,时间带给我们的感受并不是均等的。戴夫离开后,时间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慢。一天又一天,孩子们哭泣着,尖叫着。他们不哭的时候,我伤感地看着他们,等待着他们下一次需要安慰的时刻。我自己的哭泣和尖叫,大部分都是在心里;有些时候,我也会忍不住释放出来,填满其他空间。我被空虚占满——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还没呼吸的能力。

悲痛是个极其苛求的伙伴。戴夫初离开的那几天、那几周、那几个月,悲痛一直都在,它不只隐藏在海平面之下,还浮上了海面,细密、绵长、挥之不去。然后,悲痛又像海浪一样,急卷起来,冲刷撞击着,就好像要把我的心抛出身体一样。在那样的时刻,我感觉自己连多一分钟的痛苦都不能够再承受,更别说一个小时了。

我常常会回忆起戴夫躺在健身中心的地板上,我看到他的脸在天际浮现。每到深夜,我都会大声呼喊,喊进那虚无:

“戴夫,我想你!你为什么离开我?求求你,快回来!我爱你......”每一晚,我都哭着入睡,每天早上我醒来,都会再经历同样的情绪。我不相信,没有他的世界还会继续运转。其他人怎么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如常呢?日常生活中很普通的事情,也开始变得带有杀伤力。女儿在家长之夜上给我看她在8个月前开学天写下的话:“我上二年级了,我很想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女儿的话像破碎的玻璃球一样击中了我,在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无论是她还是我,都不会想到,在二年级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她会失去父亲。二年级。我看向握在我手里的她的小手,再看向她甜美的小脸——她盯着我,想知道我是不是喜欢她的文字。我颤抖着,蹒跚着,差点儿跌倒,我只能假装要跌倒了。我们一起在教室里走的时候,我一直看向地面,躲避着其他父母的眼神,避免彻底崩溃。

纪念日更令人伤心。戴夫总是会把孩子们开学的天当成大日子——他会在孩子们走出家门的时候,拍很多照片。我也试图激起热情去拍相同的照片。这次,女儿生日那天,我坐在卧室的地板上,我的母亲、姐姐和玛恩陪着我。我感到自己下不了楼,也活不下去了,更别说在生日会上强颜欢笑。尽管我知道为了女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也知道为了戴夫,我必须这样做,可是,我只想和戴夫一起做这件事。

当然,我在生活中也能发现有趣的事情。剪头发的时候,我提到自己入睡困难,发型师便把剪刀放下,打开包,夸张地拿出了大大小小、形状各异的阿普唑仑片。我没有接受他的药,但是我对此非常感激。有一天,我在电话里跟父亲抱怨,所有悲伤的书籍都有个糟透了的标题——《死亡,极其重要》(DeathIsofVitalImportance),《对它说是》(SayYestoIt)(就好像我可以说不似的)。就在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一本新书又到了:《躺到床的中间去》(MovingtotheCenterofBed)。还有一天,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打开收音机,想放松一下,可是电台播放的每一支歌,好像都比前一首更伤感。例如,《我曾经认识的某一人》(SomebodyThatIUsedtoKnow)——哎!《不是结束》(NottheEnd)——我也祈求不要结束啊!《永远年轻》(ForeverYoung)——才不是这么回事儿!《人生如隙,一路走好》(GoodRiddance:TimeofYourLife)——没有糟!只有更糟后,我转到了播放《驯鹿的心地比人好》(ReindeersAreBetterthanPeople)的那个频道上。

我的朋友戴维斯•古根海姆告诉我,作为纪录片制作人,他早已学会让故事自己去“讲故事”。每一部片子开始拍摄时,他都不知道故事的结尾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故事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时间节奏缓缓展开。戴维斯担心我会试图去控制自己的悲伤,他鼓励我要倾听悲伤,靠近悲伤,让悲伤自行其是。他太了解我了,我的确找了很多方式与悲伤作别,我想把它放到盒子里,再丢掉。初的几个星期、几个月,我失败了——痛苦每时每刻都在掌控着我,即使在我看起来很平静镇定时,它仍一直在那里。我的身体坐在会议室,或者在卧室给孩子们读书,但我的心却永远停留在健身房的地板上。

C.S.刘易斯说:“没有人告诉过我,悲伤会来得如此恐惧。”恐惧持续不停,悲伤永不消逝。悲伤之浪不断地撞击着,直到击垮我,直到我再也不能直立,不再是我自己。戴夫去世后的那两星期是我空虚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女性熟人的信。她60多岁了,几年前,她失去了丈夫,她以为会有好的建议能帮到我,但是并没有。而且,她的密友在十几年前也失去了丈夫,她们二人都没有感觉到时间会减轻痛苦。她说:“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毫无疑问,这封信对我意义非凡,它摧毁了我的希望。我明白,痛苦不会在某一天消失,我感觉自己完全被空虚包围。漫漫前路,似乎只有无尽的空虚。

我打电话给亚当•格兰特(AdamGrant),他是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和教授。我把这封令人绝望的信读给他听。两年前,戴夫曾读过亚当的书《沃顿商学院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andTake),作为调查猴子公司(SurveyMonkey)的CEO(首席执行官),戴夫曾邀请亚当来公司演讲。那天晚上,亚当来我们家吃晚餐。亚当研究的课题是关于如何帮助我们找到驱动力和意义感,我们还讨论了当今女性面临的挑战以及亚当的研究如何介入这个话题。后来我们开始一起写作,成了好朋友。戴夫去世后,亚当飞过整个美国来参加葬礼。我告诉他,我的恐惧就是孩子们再也快乐不起来了,而且其他人也会因为我的这段经历对我小心翼翼。但是,亚当通过数据告诉我,实际上许多孩子在失去父母之后,都具有强大的复原力他们将继续拥有快乐的童年,成年后也能很好地适应社会。

亚当从我的声音中听出了因这封信引发的绝望,于是他又横跨美国,飞来告诉我,在这看似无止境的空虚中,其实存在着边界。他想面对面告诉我,尽管悲痛不可避免,但我总是可以做些事情以减轻我自己和孩子们的痛苦。他说,多6个月内,50%以上失去配偶的人会度过心理学家所定义的“急性悲伤”阶段。亚当让我相信,尽管悲伤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运转,但我的信念和行动却决定着我多久后会走出空虚。

我不知道是否有些人的生活中从来只有玫瑰,事实上,每个人都会经历困境。有些时候我们能预见困境的到来,有时却会遭遇当头棒喝——它可能是孩子悲剧般的突然离世,也可能是一段关系撕心裂肺的破裂,或是梦想未能实现的极度失落。问题在于,这些事情发生之后的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问亚当,复原力是忍受痛苦的一种能力,那么如何得知自己的复原力有多大?他解释说,人的复原力并不是固定的,因此,应该换个问题:怎样才增强复原力?复原力是指人们面对悲痛的反应速度和强度,我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复原力。用我们的身体来打比方,复原力并不是指脊柱,而是要加强脊柱周围的肌肉的力量。

自戴夫离世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真想不到”,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在戴夫身上,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能跟他们交谈,而不是蜷成一个球,悲哀地躲在角落发呆。我记得有个同事曾在失去了孩子后返回工作岗位,

还有个朋友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后买了杯咖啡,我的感受和他们一样。可如今,角色发生了变化,我的回答变成了:“我也想不到,但我没有选择。”

是的,我没有选择,只能保持清醒;我没有选择,只能熬过打击、悲痛,以及承受着“我还活着”的负罪感;我没有选择,只能努力向前,在家里做一个好妈妈;我没有选择,我必须专注,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同事。

失去、悲痛和失望,都是个人的感受,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境遇,以及相应的应对方式。然而,正是那些愿意分享自己经历的人的善意和勇气,帮我走出了困境。亲密的朋友向我敞开心扉,陌生人也毫无保留贡献了他们的智慧和建议。亚当非常有耐心且坚定地认为,黑暗终将过去,我也终将走出困境。即使面临生命中沉重的悲剧,我也可以掌控,不让它扩大负面的影响。

我和亚当在这本书中想要分享我们关于复原力的认知,这本书是我们共同写作的,但是为了简便和清晰,故事中的“我”是指谢丽尔,亚当则是以第三人称出现。并非每一天希望都会战胜痛苦,确实不会;我们也不想假设自己经历了每一种可能的失去或困境,并没有。没有一种正确的方式去面对悲痛或者挑战,所以我们没有完美的答案,也根本不存在

完美的答案。我们也知道,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我们在书中讲述的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也都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境。对于每个人来说,复原之路并非总是从同一个地方开始的。战争、暴力、性别歧视伤害着个人及团体;歧视、疾病和贫穷会加深悲剧。令人悲伤的真相在于,困境并非总是在人类平均分配,边缘化及被剥夺权利的群体有更多的不幸要去抗争,有更多的痛苦要去面对。

正因为我的家庭经历过痛苦,所以我很清楚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有广泛的支持体系,有大家庭、有朋友、有同事,以及宝贵的财务支持。我也知道,讨论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并不能够在时间减轻我们努力对抗困难的责任。我们需要在社区和公司中做一些事——包括公共政策的实施、人们互助的方式,以确保更多的人免受痛苦。

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尝试去减少悲剧、不平等以及苦难的发生,它们依然存在,我们也必须要面对它们。为了应对未来的变化,我们需要从现在起就增强复原力。心理学家已经做了一系列广泛的研究,帮助人们从逆境中复原,它涵盖了从失去亲人、失恋、离婚到受伤与疾病,也包括个人事业的失败,以及很个人化的负面情绪。亚当和我在回顾这些研究的时候,采访了很多经历过普通逆境和苦难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对于复原力的思维模式。

这本书的内容有关人类的精神能力,其中探讨了我们如何帮助自己以及帮助他人。我们研究了心理学的复原力理论,以及重获信心和快乐的心理学理论;我们找到了讨论悲剧的方式,以及如何让正在经受痛苦的朋友变得快乐的方法;我们也探讨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去创造拥有复原力的社区和公司,培养内心更强大的孩子,让人们重新学会爱。

我现在知道,人经历创伤后是会成长的。很多面临毁灭性打击的人,都会发现自己拥有更强大的力量,并且能找到更深刻的人生意义。我也相信经历创伤前成长,即不必经历悲剧就可以提前建立复原力,为潜伏在人生前路的障碍做准备。

我自己的人生旅程也刚刚过半,急性悲伤的迷雾虽已慢慢散开,可那悲伤以及对于戴夫的思念仍如影随形。我继续挣扎着,摸索着这本书中讲到的许多方法。和许多其他经历过悲剧的人一样,我希望自己可以找到意义感,重寻快乐,并帮助他人走出迷雾。

回首曾经黑暗的时刻,现在的我明白,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的内心也闪烁着希望的光芒。那一天,孩子们在墓地崩溃大哭的时候,我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生活中第二糟的时刻,既然已经扛过了糟的那一个,这一个我们也一定能扛得过去。未来只会越来越好。”然后我唱起从小就知道的一支歌——“安息平安”,以祈祷平安。我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犹太教徒哀悼逝去的人时颂唱的赞美诗《珈底什》的后一句。很快,在场的人都唱了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唱起来,哭泣停止了。之后,在女儿的生日会那天,我从卧室的地板上爬了起来,整个生日会我都保持着微笑,令我惊讶的是,那天女儿过得非常开心。

就在失去戴夫后的几个星期,我跟菲尔讨论了孩子们的亲子活动,我们达成了共识——找人代替戴夫的角色。我哭着对菲尔说:“可是我想要戴夫。”菲尔抱着我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人生从来都不完美,每个人的生活都存在B选项。这本书就是要帮助所有人怎样去面对并选择B。

畅销书《向前一步》作者、脸书COO谢丽尔•桑德伯格的丈夫戴夫•高德伯格于2015年5月突然去世，谢丽尔感觉自己和孩子们再也不会有真正纯粹的快乐了。她在书中写道：“我陷入了空虚。巨大的空虚占据了我的心脏、我的肺叶，限制了我思考的能力，甚至呼吸的能力。”谢丽尔的朋友、沃顿商学院知名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告诉谢丽尔，我们可以采取一定的方法，一步步从支离破碎的不幸与灾难中复原。我们不是生来就拥有复原力的，复原力需要我们在后天培养和提升。

本书将谢丽尔的个人经历与亚当关于培养复原力的开放性研究结合起来，进行了深入分析及阐述。谢丽尔向我们敞开心扉，从她发现丈夫猝然倒在健身房的地板上开始，描述了她在丈夫去世后感受到的极度悲伤和孤独。然而，本书并没有局限于谢丽尔的个人经历，而是从更广泛的层面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克服人生中的逆境，包括疾病、失业、性侵、自然灾害、战争、暴力等不幸。同时，来自不同群体的案例也揭示了每个人都可以培养及提升内在坚韧的复原力，并且拥有重获快乐的能力。

复原力源自我们的更深层次的内在，也来自外部的支持。即便经历了毁灭性的打击与不幸，我们仍可能找到更多的人生意义，并且学会感恩，从而获得成长。本书还提供了诸多极具实践性的方法，启发我们积极地帮助他人，培养自己的同理心，乐善好施，教育出更加坚毅的孩子，创建具有复原力的家庭、职场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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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去世两周后，当孩子们准备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却没有父亲的陪伴时，谢丽尔痛苦地对朋友说：“我只想要戴夫。”朋友说：“既然选择A已经不存在，你就只能考虑选择B了。”

是的，每个人都有可能面对人生中的选择B，这本书将帮助我们充分了解选择B，向前一步，乐观积极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失败，重新找到快乐与幸福。

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

商业领袖、慈善家、Facebook（脸书）首席运营官，著有畅销书《向前一步》（Lean In），并创立了旨在鼓励全球女性勇敢实现自己抱负的“LeanIn.Org”女性社区。她曾在谷歌公司担任在线销售部门副总裁，也曾就任美国政府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目前，她和两个孩子生活在美国加州。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

知名心理学家、沃顿商学院受好评的明星教授，著有畅销书《沃顿商学院受欢迎的成功课》（Give and Take）、《离经叛道》（Originals）。他是研究内在驱动力和人生意义的*专家。亚当曾获得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成就奖。同时，他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目前，他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在美国费城。

前言 V

第1章 重新呼吸 1

只要你认识到陷入困境并不完全是自己的错，困境也不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会如影随形般相伴一生，那么你就会更快地复原。

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