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学习历史有助于我们温故知新、明鉴是非、陶冶情操、开阔眼界，增强历史使命感，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力的提高，时代要求我们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重塑中国文化和精神，而如果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底蕴的支撑，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社特意选取了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撰写的《中国近代史》，予以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蒋廷黻（1895-1965年），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外交家。他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在教学期间，他所培养的弟子中有很多人都成为日后史学界的栋梁中坚，如费正清、何炳棣、邵循正、郭廷以、夏鼐、姚薇元、吴相湘等。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正如郭廷以先生所说：“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本《中国近代史》被誉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写于1938年。全书从鸦片战争开始讲起，一直叙述到抗日战争爆发，主题鲜明，史论兼具，更将近百年的历史浓缩在短短的5万余字之中。虽然过去了70多年，但对今天的读者和社会亦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此次，本社以1938年初版本为底本，另附有蒋廷黻先生的另外两篇论文——《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因产生于民国时期，距今已远，故表达方式与当今社会已有不少差距。但为了尊重蒋廷黻先生的原著和那个特定的年代，我们除对极少数地方予以处理外，其他一概保留旧貌，以期为读者奉献一部原汁原味的《中国近代史》。此外，我们还为本书插入120余插图，这些插图均是相应的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同时之作，或出自当时的新闻报刊插画，或出自当时的摄影者之手。每一张图片我们还特意作了较为详细的图说，可作为正文的有益补充。因为图说出于现代，故年代、数字等表示法均采用现代出版规范的形式，以作为与正文的区别。总之，我们希望在阅读原著的同时，图片可以使读者更为直观地感受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氛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本书一定还有疏漏不足之处，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蒋廷黻（1895-1965），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人。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章  剿夷与抚夷

1.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2.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3. 东西对打

4.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5. 不平等条约开始

6. 剿夷派又抬头

7.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1. 旧社会走循环套

2.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3.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4.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1.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2. 步步向前进

3. 前进遇着阻碍

4. 士大夫轻举妄动

5.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1. 李鸿章引狼入室

2.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3. 顽固势力总动员

4.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5.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6. 军阀割据十五年

7.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1.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2. 欧洲人的蚕食

3. 葡萄牙设法通商

4.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5. 康熙帝的外交

6.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7. 马戛尔尼来华

8. 英国输入鸦片

9. 鸦片战争前后

10.“抚夷”的难题

11.“剿夷”外交的代价

12. 俄罗斯侵吞国土

13.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14. 尾言

附录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

1. 引言

2.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3.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本书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蒋廷黻（1895-1965），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年只身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人。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之职。1935年弃学从政，1965年病逝于纽约。

  蒋廷黻先生研究历史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的传统方法，采用“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并将其引入当时尚属荒漠的近代史领域，从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被称作“拓荒者”“开山的人”“近代史尚无第二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清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世界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找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秀的民族相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丰厚，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分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人力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叶起始用机器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例子，日本原有土地不过相当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还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搞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增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