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陈寿》为“大家精要”丛书中的一种，讲述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一生出仕蜀汉、西晋两朝，因性格耿介，在政治上颇不得志，遂搜集三国时官私著作，历经十年艰辛作成纪传体史学著作《三国志》的经历。书中不仅概述《三国志》内容、特色及其思想，还叙述了以《三国志》为源头的“三国文化”以及后世人为《三国志》作注的概貌。
主编推荐
潘晓玲，1979年生，山东潍坊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主要从事古典文献、元明清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曾参与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一项，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十余篇。
精彩内容
“诸葛亮髡父”与“陈寿被挞” 在《三国志》中，陈寿给故国丞相诸葛亮立了专传，予以浓墨重彩的描写。但又评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还说他的儿子诸葛瞻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只工于书法，名过其实。对此，不少人极为不满，认为陈寿是出于私愤而故意贬低诸葛亮父子。 《晋书·陈寿传》中有一段记载说，陈寿的父亲曾经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在失街亭之后被诸葛亮诛杀，陈寿的父亲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施以髡刑（剃去头发的一种刑罚）。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很轻视陈寿。陈寿因而心怀不满，就在传记中故意贬低诸葛亮父子。 北齐魏收《魏书·毛修之传》则记载说，北魏太武帝时，东晋降将毛修之对崔浩说：“我当初在蜀地的时候，曾经听一位长者说，陈寿曾经在诸葛亮门下担任书佐，因为犯了过错，被诸葛亮下令打了一百下。出于报复，他就说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也认为陈寿是出于私愤，故意给诸葛亮抹黑。 这两种说法虽然源于正史，但笔者认为都是不公正、不确切的。 陈寿对诸葛亮非常尊崇。在《三国志》中，除了皇帝以外的大人物，有专传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蜀汉的诸葛亮，一个是孙吴的陆逊。《三国志》以简洁为尚，而《诸葛亮传》一传就写了一万一千余字。在传记中，陈寿收录了他自己的《上诸葛氏集表》，表中对诸葛亮的治蜀功绩反复称颂，形容得尽善尽美。他称赞诸葛亮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意思是说，诸葛亮治理蜀汉科教严明，赏罚必信。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没有一件恶事不受到惩罚，没有一件善事不受到奖励。官吏不容忍有奸邪，人人都自求奋勉。社会上的风气是清明而严肃的，达到了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境界。这样的称赞，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的尊崇之情。不仅如此，陈寿还用了一千余字对他作了一个全面评价，盛赞诸葛亮治蜀做到了“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就是说蜀汉的人都畏惧而又尊敬他，刑法虽然严峻，但没有抱怨他的人，这是因为他能够用心公平、赏罚分明。其评价之高，不仅在《三国志》中独此一例，在史书中也实属罕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寿对因失街亭之事而受到牵连的老父却一字未提，以至于他父亲的名字都没有流传下来，后人提起，只能以“陈寿父”称之。这无疑是他作为优秀史学家的表现。 至于陈寿被挞更属无稽之谈。陈寿生于蜀汉后主建兴十一年（233），而诸葛亮死于建兴十二年。诸葛亮死时陈寿才两岁，如何去做诸葛亮的门下书佐？而他对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绝非有意贬低，也不是陈寿一人的看法。当时和后世史家多有此说。如当时的袁淮曾说：“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其所长也。” 以上种种，均可看出陈寿对诸葛亮是尊重而景仰的，其感情之浓烈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人。对其“将略非长”的评价也符合事实，并非有意贬低。只是人都有一种普遍心理，即对自己的偶像只听得进赞颂之语而容不得指责之话，一味美化甚至神化。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其忠贞智慧的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在其身上倾注了太多的期望乃至幻想，其人其事也在流传过程中被逐渐神化，终成为一个“完人”乃至“神人”形象。陈寿中肯的评价，也就被视为泄愤之语而不能被公正看待了。此外，陈寿对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的评价也属公正。蜀人怀念诸葛亮，出于爱屋及乌的心理，便也爱惜诸葛瞻的品德情操以及才华。每当朝廷有好的政策和措施公布，即使不是诸葛瞻建议和倡导的，百姓也会相互流传：“是诸葛瞻做的。”所以他的名气很大。但实际上，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沾了他父亲的光，“美声溢誉，有过其实”。诸葛瞻在蜀汉朝廷做到尚书仆射，并兼任军师将军，统领国事，官职不可谓不高。当时黄皓把揽朝政，朝中大臣大都迁就阿附他。而诸葛瞻也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没有加以压制，任凭他飞扬跋扈，结党营私，以致国事日非，每况愈下。蜀汉炎兴元年（263）冬，魏国征西将军邓艾奇袭阴平，诸葛瞻带领尚书张遵（张飞之孙）、尚书郎黄崇（黄权之子）、羽林右部督李球督等人率军前往抵抗，到达涪县（今四川涪城）后却又盘桓不前。黄崇多次劝他迅速抢占险要地势，阻止敌人进入平原，诸葛瞻却犹豫不决，未加采纳，以致错失良机。黄崇因为他的这一失策而痛哭失声，邓艾因此得以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成都。诸葛瞻后来战死沙场，其子诸葛尚在随父殉国前感慨：“我们父子受了国家那么多的恩惠，没有及早除掉黄皓，以致惨败，还有什么面目活下去呢！”如此看来，陈寿对诸葛瞻名过其实的评价也不为过。 书摘2：《三国志》中的“曲笔” 《三国志》中的确有不少曲笔，对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尤其多有回护、溢美。 如曹操任丞相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云：“汉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为丞相。”看起来是汉献帝主动任命曹操为丞相的。范晔《后汉书·献帝纪》则云：“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为丞相。”曹操任丞相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的事，当时他已大权在握，担任丞相职务的决定权，完全在他自己，可见《后汉书》的记载更合乎实际。 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种种丑事，陈寿更是加以粉饰。 一是司马师废齐王曹芳事。 齐王曹芳是魏明帝曹叡的嗣子，明帝景初三年（239）登基，年仅八岁。即位后，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二人开始尚齐心协力，后来则明争暗斗，互相压制。曹爽重用何晏、邓飏、丁谧等人，排挤司马懿，将其架空。司马懿为夺回大权，暗中进行了准备。正始十年(249)，曹芳出洛阳到高平陵祭扫明帝的陵墓，曹爽陪同前往。司马懿乘机在城内发动政变，将曹爽党羽逮捕杀掉，逼曹爽交出大权，后将其囚禁处死，史称“高平陵”事件。通过这次政变，司马氏掌握了曹魏大权。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担任大将军，把持朝政。 曹芳长大后，不甘心当一个被人操纵的傀儡，就暗中联合李丰、张缉（皇后之父）、夏侯玄等人，想罢除司马师，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但消息不慎走漏，司马师得知后，手提宝剑，带着亲兵，直接去找李丰，责问他为什么要谋害自己。李丰怒不可遏，大骂司马师残忍无道。司马师杀死李丰，下令捕杀张缉和夏侯玄，灭掉李丰、张缉、夏侯玄的家族。然后，他提着宝剑，怒气冲冲地闯进皇宫，向曹芳索取皇后。曹芳说：“张缉固然有罪，但他的女儿是皇后，并不知道张缉谋反的事，就饶了她吧！”司马师挥舞着宝剑说：“就算她不知情，也不能再当皇后了，应该立刻把她废掉！”面对司马师的宝剑，曹芳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只得将张皇后废黜，命其出宫。几天后，有消息传出，张皇后患急病身亡，这当然是司马师下毒手把皇后害死了。 之后，曹芳一直深恐不安。司马师也怀疑李丰等人的行动与曹芳有关，便着手准备将其废黜。嘉平六年（254），司马师将曹芳废去帝号，贬为齐王。曹芳被废的经过，据裴松之注引录《魏略》中的记载，司马师谋划要废黜曹芳，先派郭芝入宫去告诉皇太后。当时，皇太后正和曹芳谈论事情。郭芝闯进去，对曹芳说：“大将军要废掉陛下，另立彭城王曹据。”曹芳气得站起来走到内室去了。太后也非常生气，责问郭芝为什么如此无礼。没想到郭芝却振振有词，责备起太后来，说：“太后教子无方，以致曹芳荒淫无道。现在大将军决心已下，正领兵驻扎在皇宫外面，以防有人叛乱。太后您只能按照大将军的意思办事，还能有什么说的呢？”太后吓坏了，说：“我想见见大将军，有话对他讲。”郭芝说：“有什么好见的呢？太后只要废了曹芳，把玉玺交出来就行了。”太后没有办法，只好照郭芝说的办，拿出了玉玺。司马师大喜，立即命曹芳出宫。曹芳去跟皇太后告别，流泪不止，去送他的大臣有数十人，也都悲痛不已。可以看出，曹芳之被废，是司马师授意的，郭太后是被逼迫之下作出的无奈之举。而《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中却记载道： 秋九月，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甲戌，太后令曰：“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沉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谑。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于宗庙，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是日迁居别宫，年二十三。 其中虽然可见废帝之谋是出自司马师，但司马师曾经奏闻太后，并且曹芳“无道不孝”，应该被废黜。这显然是为司马氏辩护。 为严重的曲笔是高贵乡公曹髦被弑之事。 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齐王曹芳正始五年（244）被封为高贵乡公。司马师废掉曹芳后，曹髦被迎立为帝，改元“正元”，时年十五。曹髦即位后，仍然只是一个傀儡，实权先后由司马师和其弟司马昭掌握。司马昭专横跋扈，铲除异己，打击政敌。曹髦是位非常有志气的君主，他想将大权夺回，中兴魏王朝。甘露四年（259）正月，地方上汇报在河南宁陵县的井中两次发现黄龙，人们都认为这是吉兆，纷纷向曹髦道贺，曹髦却说：“龙，是皇帝的象征。如今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却多次蜷曲于井中，这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啊！”还写了一首《黄龙歌》，婉曲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司马昭得知后大怒，生了废黜之心。 甘露五年四月，曹髦召见王沈、王经、王业三人，愤慨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白白忍受被推翻的耻辱，我要你们同我一道去讨伐他。”几位大臣知道这样做等于是飞蛾投火，都劝他暂时忍耐。王经对曹髦说：“当今大权落在司马昭手里，满朝文武都是他的人；陛下您力量薄弱，如果莽撞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应该慎重考虑啊！”曹髦不听，亲自率领仆从、侍卫等数百人去讨伐司马昭。王沈与王业见劝阻不成，害怕自己受到牵连，就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司马昭得到消息后，立刻派兵入宫，双方在宫内东止车门相遇。司马昭的弟弟司马伷上前劝阻，被曹髦的手下呵退。中护军贾充又出来阻挡，曹髦拔剑亲自迎战，众人都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在贾充的授意下冲上前去，将曹髦一剑从胸部刺穿，曹髦立即死在车上，年仅二十岁。司马昭闻讯后假装大惊，跑到宫中，伏尸大哭。为了掩人耳目，他以“大逆不道”罪诛杀了成济一族。又用太后的名义，以不敬太后、自寻死路的罪名将曹髦的皇帝名位废掉，另立曹奂为帝。 这样一件大事，《三国志·三少帝纪》仅记载：“（甘露五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下面接着记载皇太后的诏令，历数其罪状，说他悖逆无道，死有余辜，要以庶人之礼葬之。完全看不出是司马昭将其杀死的。又载司马昭的奏疏，内称“高贵乡公带领随从的士兵，拔出战刀敲起钟鼓冲向臣的住所。臣害怕刀兵交锋，就命令将士不能伤害他，违抗命令的按军法处置。骑督成倅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从侧面冲入军阵杀伤高贵乡公，导致丧命。臣当即拘捕了成济，按军法加以处置”，好像他还在忠心耿耿地护驾。这不仅完全掩盖了司马昭的主谋罪责，还使司马昭成了讨贼功臣，可见回护之甚！当时的局势很清楚，魏国的军政大权，早已为司马氏父子所把持，任何举措，都是要经过司马氏点头才能办理。“弑君”这样一件在封建王朝中被视为逆不道的事情，如果没有司马昭的授意，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呢？像这样被后人所批评的曲笔、讳恶之事，《三国志》中还有很多。 书摘3：正视三国鼎立的史实 陈寿卓越的史识体现在他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以曹魏为正统而以汉为蜀，但勇于打破当时史学界的陈规，正视三国鼎立的史实，为三国各写专书。 以曹魏为正统 《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魏书》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等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蜀汉君主刘备、刘禅分别称先主、后主；孙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陈寿为此备受指责，被认为背离了故国，贬低蜀汉的地位。 陈寿此举，既有现实压力，也有行文方面的考虑。 陈寿身为晋臣而撰三国史事，不可能不受到现实的束缚与制约。何况他是由蜀入晋的，多少受到西晋官僚贵族的排挤与压制，其现实处境比较艰难，不能不谨慎小心，以免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晋朝受禅于曹魏，如果否认曹魏的正统地位，就是间接否认了西晋的合法性。为了给晋朝正名，必须以魏为正统。“史以纪实，大势所归，古人皆知之”，陈寿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并不能说明其感情倾向。实际上，他并不承认蜀汉是“伪”国，在不少地方用隐晦而巧妙的笔法，寄托了对故国的爱恋。如魏文帝曹丕受禅时，刘廙、辛毗、华歆、刘若等人上表歌功颂德，又有李伏、许芝等人进献所谓“符瑞”之物，沸沸扬扬，陈寿一概不取，只用了七百余字简单加以交代。而刘备称王、称帝时，臣下请封之表、劝进之表、祭祀皇天后土的文字也有很多，陈寿大都加以保留并大书特书，明写刘备是承继汉统，具备天子之制，足见其用心之良苦。另外，陈寿对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对孙吴君主的称呼，也反映了陈寿的故国之思与感情倾向。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指责陈寿背叛了蜀汉故国，他在编撰《汉晋春秋》（该书上起东汉光武帝刘秀，下至西晋，记载近三百年间的史事）时，叙述到三国历史，改以蜀汉为正统，曹魏为篡逆。北宋司马光在编写《资治通鉴》时，继承了陈寿的观点，仍以曹魏为正统。南宋理学家朱熹则同意习凿齿的看法，在编写《资治通鉴纲目》时又以蜀汉为正统。无论是习凿齿、朱熹的以蜀汉为正统还是司马光的以曹魏为正统，都是与现实政治紧密相连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经就此评论道：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朱熹）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其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 这道出了陈寿的苦衷所在，他以曹魏为正统，实乃迫于现实压力。所谓的正统之争，都与当世的政治环境密切相连。东晋政权偏安江左，时势与蜀汉相仿，习凿齿就以蜀汉为正统。北宋政权上承五代，进而消灭割据诸国，情况又与西晋相同，所以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很多北宋学者都以曹魏为正统。南宋偏安江南，与东晋相同，南宋统治者把金比作曹魏，把南宋比作蜀汉，所以朱熹又以蜀汉为正统。可见，每一种观念倾向都有其历史选择、民心向背、社会心理等具体内在的原因。陈寿以曹魏作为主要叙事中心，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三国历史的阐释倾向。 以曹魏为正统，也是出于纪年的方便 陈寿著《三国志》，是要通过对三个割据政权的记述来反映东汉末年至西晋初年中国社会的历史面貌。三国君主在没有称帝建号之前，按例都用汉献帝年号。在时间上，曹魏建国紧承汉帝，蜀、吴却不与汉相连属（曹丕代汉是在220年，蜀、吴称帝建年号分别是在221、222年），中间出现了时间上的“断层”。如果以蜀汉为正统，以其系年纪事，就无法衔接这个历史时间上的“断层”。况且，蜀先于魏、吴灭亡，也无法以其系年纲纪自它灭亡之后的魏、吴史事。前不能接于东汉，后不能终于魏、吴。后来晋代魏，孙吴亡于晋。东汉—曹魏—西晋的时间链可以贯通整个三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在魏、蜀、吴三国之中，只有采用曹魏的系年，才能使东汉末至西晋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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