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教程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曾任苏黎世、弗赖堡、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大学教授，在哲学史和价值哲学方面有开创性成就，被誉为黑格尔之后著名的哲学史家。

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的创始人。曾任苏黎世、弗赖堡、斯特拉斯堡和海德堡大学教授，在哲学史和价值哲学方面有开创性成就，被誉为黑格尔之后著名的哲学史家。

要论述文德尔班哲学史的意义，我们得首先比较他与黑格尔哲学史观的差异，知道他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黑格尔，又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黑格尔。
对于黑格尔在哲学史上的贡献，文德尔班在这段话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然而，只有通过黑格尔，哲学史才次成为独立的科学，因为他发现了这个本质问题：哲学史既不能阐释各位博学君子的庞杂的见解，也不能阐述同一个对象的不断扩大、不断完善的精心杰作，它只能阐述理性‘范畴’连续不断地获得明确的意识并进而达到概念形式的那种有限的发展过程。”
在这段话中，文德尔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哲学史之能成为独立的科学的基石究竟是什么，它终取决于哲学史是作为人类思想之共同的逻辑发展的历史。……
基于对哲学史的这种认识，他当然会认同黑格尔的哲学史就是哲学的观念。也就是说，从事哲学史的工作，就是参与人类精神的自我认识，要把人类精神这种自我认识的内在必然的逻辑发展揭示出来，这样的哲学史才是哲学的，才是够格的哲学史，即作为“科学的”哲学史。
但黑格尔哲学史观受人诟病的，就是太强调这种精神之自我认识的逻辑发展进程，这种进程难以处理的，不是黑格尔强调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即从普遍性、特殊性再到单一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思辨，而在于如何正确地估量来自不同文化史的发展阶段对哲学史内在逻辑发展的限制所带来的问题解决的复杂性和非逻辑的因素，同时如何正确估量单个哲学家的天才的个性之于哲学总体问题的意义。因为在特定的文化处境中，哲学虽然有其永恒的问题所要求的内在必然性，但哲学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只能立足于特殊文化和特殊个人，他们的观点往往并非取决于他对哲学史内在逻辑的理性把握，而取决于他在特定文化中的愿望、希望、恐惧和爱好这些情感性因素。因此，文德尔班对黑格尔的哲学史处理方式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
“可是，这些有价值的真知灼见被黑格尔外加的一种假说弄得模糊、破损了；因为他相信，上述‘范畴’出现在历史上的哲学体系的年代次序，必然地要与这些同一范畴作为‘真理因素’出现在后的哲学体系（即按照黑格尔的意见，是他自己的体系）的逻辑结构中的逻辑次序相适应。这样，本来是正确的基本思想，在某种哲学体系的控制之下，导致了哲学史的结构错误，从而经
常违背历史事实。这种错误起源于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这种观念与黑格尔的哲学原则有逻辑的一致性）──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只是由于，至少基本上是由于，一种想象的必然性，由于这种必然性，一种‘范畴’辨证地推动另一种‘范畴’；这种错误在十九世纪，为了有利于历史的精确性和准确性，科学的哲学史的发展将它排除了。事实上，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案。它不是单独地依赖‘人类’或者‘宇宙精神’（Weltgeist）的思维，而同样地依赖于从事哲学思维的个人的思考、理智和感情的需要、未来先知的灵感，以及倏忽的机智的闪光。”
通过抛弃黑格尔哲学史处理中的想象的必然性及其把个人的哲学地位机械地按照其想象的逻辑加以对应排列的错误做法，文德尔班确立了19世纪“科学的”哲学史观念：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必然性不再以“人类精神”或“世界精神”的抽象的自我认识来展开，而是以永恒的“哲学问题”来梳理，因而，哲学史在文德尔班这里就变成了“问题史”。这是他对黑格尔哲学史所做的一个伟大的改造。
“问题史”的做法一直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现代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特别强调哲学及哲学史的研究遵循的是“问答逻辑”，实际上就是文德尔班“问题史”方法的具体应用。我们研究哲学，是以那些令我们“惊讶”的“问题”所引导的，我们去阅读古代的经典，实际上就是去追问某一个问题的答案；“经典”以其独特的“问题”把我们吸引过来，它也是以其“问题”向我们“敞开”，我们带着自己的“问题”进入经典之中，实际上就是以“问－答”方式，同经典中沉默的哲人进行“对话”。“对话”让“经典”活起来了，实际上是我们的阅读对话让哲学的意义在我们当下的生存处境中产生出来的过程。哲学的问题史以对话的逻辑既保持其经典的深度，同时每时每刻对我们的当下产生影响。
这样的哲学史就不再是黑格尔所批评的那种死人的战场，而是活的思想和精神的释放和诞生。于是，哲学史才真正产生出哲学本身的意义和魅力。